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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维特根斯坦与分析哲学运动的发展（第2页）

分析哲学“走进历史”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分析哲学家更加关注对自身历史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挖掘分析哲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才会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分析哲学产生的重要历史意义，从而理解分析哲学问题的重要价值；其二是指分析哲学家更加关注对分析哲学与西方哲学史关系的研究，试图通过揭示这两者之间思想上的血缘关系，由此表明西方哲学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分析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当然，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分析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分析的方法解释分析哲学的性质，但我们似乎越来越感觉到，在当今的哲学语境中，分析哲学已经不再被看作一种历史的运动，也不再被看作一种可以普遍适用的哲学方法，而是一种真正能够让我们的思想寻求明晰性，让我们的表达具有逻辑性，让我们的讨论更具说服力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我们更加确定地理解哲学在处理一切问题中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分析哲学的确经历了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创立阶段，走过了牛津哲学的辉煌时期，得到了在美国哲学界占据主流的历史地位。从研究的对象上看，哲学家们也经历了不断尝试着从逻辑到语言再到心灵的研究历程，竭力说明分析的方法如何能够作用于不同的对象。从研究的性质上看，分析哲学走过了物理主义、现象主义、自然主义的不同道路，哲学与科学的密切关系在分析哲学那里从来就被看作哲学研究的预设前提。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分析哲学理应被看作独特的哲学研究方法，或者说，正是这种方法为哲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在经历了百年历史后的今天，我们反省分析哲学的历史会发现，这种哲学真正留给我们的遗产并非方法，而是看待这种方法的态度，是回归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精神，更是如何处理一切哲学问题的清晰路径。

首先，在当今的哲学研究中，分析方法虽然不断地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标志，但很少有人直接把分析哲学直接等同于分析方法。而且，如何理解分析方法本身甚至也成为哲学家们存有争议的话题。虽然不少哲学家把分析方法与分析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将“分析的时代”确定为20世纪英美哲学的主要特征，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识到，分析哲学所提倡的方法更应当在“治疗”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只有把哲学看作一种思想的疾病加以治疗，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哲学的意义。当代哲学家们在讨论分析哲学的时候，的确主要采取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从分析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考察分析方法的具体使用；一种是出于对分析方法与欧洲大陆思想方法之间差别的兴趣，从现象学和诠释学的研究中寻找分析方法如何可以适用于解读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Hans-Geadamer）等人的思想。这两种态度都表明了“分析哲学”在当今哲学家们心目中的意义：它并非可以用于谈论的历史故事，也不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研究工具，而是一种处理哲学问题的态度，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哲学作用的态度。或许，“理智治疗”就是这样一种态度的最好体现。

其次，当代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家们近年来对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讨论成果远远超出了过去百年来的研究，而过去的一百年正是分析哲学在英美哲学中大行其道的时期。或许，有人会对英美哲学家们如今关心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感到不解，因为他们的哲学正是分析哲学早期的哲学家们竭力反对和攻击的对象，或者说，分析哲学的产生在思想背景上正是哲学家们反叛绝对唯心主义的结果。然而，仔细阅读一下当今哲学家们对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的解读，我们就会发现，英美哲学家们的处理方式完全是纯学术的，而他们对思想的处理也是按照传统的分析方式。正如罗克莫尔（T。Rockmore）在为他的《康德与观念论》一书的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自从分析哲学在英国出现以来，对观念论的否定性的偏见就不断地转移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力。然而，在西方，在分析哲学仍然盛行的地方，对观念论的详细考察就是面对那种偏见来恢复观念论的本来面目的一个机会”①。这或许正是英美哲学家们重新关注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原因。

最后，当代哲学家们还更多地意识到，分析哲学并非简单地是一种哲学方法，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清晰表达思想的方式。这就直接反应在比尼主编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的主要内容之中。他把这样的方式定义为论证、清晰性和严格性，指出弗雷格的逻辑是哲学论证的典范，清晰性是哲学思考和写作的最重要优点之一，但它不可能只体现在最好的分析哲学中。同样，不是只有分析哲学才重视严格性，在胡塞尔对狄尔泰（W。Dilthey）的历史解释学的批判中，他也强调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他认为，虽然我们无法把这些完全归于分析哲学的特征，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分析哲学的确比以往任何一种哲学都更为强调这些方式。当我们以历史的方式和方法论的方式谈论分析哲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种比它们更能说明分析哲学特征的方式，这就是思想上的民主和论证上的完美。前者体现了一切能够在哲学上讨论的话题都可以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包括了传统哲学问题的讨论，而且包括了当代欧洲大陆哲学问题的讨论。后者则宣布了哲学上的理想追求，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理想，分析哲学家们不断追问思想的论证如何能够以更为严格的方式加以细化，所以，分析哲学的方法才会给人留下“零打碎敲”的印象。

当然，这种“零打碎敲”的方式招致了许多批评和责难，特别是从传统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宏大叙事”的角度看，这种方式显然无法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对问题的“整体”理解和解决。然而，历史地说，这种方式恰好符合经验主义的基本思想路线，即从当下经验出发以解决哲学的基本观念问题，而这里的当下经验则只能是碎片的、断裂的和短暂的。当然，这还只是表面的分析。应当说，导致分析哲学研究给人留下“零打碎敲”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分析哲学家们对哲学研究性质的不同理解，这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和维也纳学派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牛津日常语言哲学中也有很好的说明。虽然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成员都强调以逻辑的方式重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这种逻辑方式是通过考察命题和句子的意义展开的，并主要体现为对逻辑规则运用的强调。逻辑规则的运用表现在具体考察命题和句子意义的活动之中，因此，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都把意义分析活动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哲学的性质也主要被理解为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并不期望对世界有整体的理解，也不奢望建立一套完整的解释世界意义的理论，它们仅仅是对每个具体命题意义的解释和澄清，因而自然会给人留下“零打碎敲”的印象。

我们知道，这种“零打碎敲”其实是针对“宏大叙事”而言的，由此这也成为分析哲学饱受诟病的主要理由。然而，我们有所不知的是，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活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先验根据，这就是他们对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则的先天确证。对此，奥地利哲学家斯塔德勒就明确指出，在早期分析哲学的历史中我们总能看到哲学家们如何摧毁对理论构造的传统理解，他们由此认为，理论可以表达为一种使用规则的观察语言。①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所断言的：“我们必须先天地回答有关基本命题的所有可能的形式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基本命题的独特的逻辑形式，那么我们对它们还是有一个概念的。不存在一种由诸基本命题的诸形式构成的等级系统。我们只能预言我们自己所构造出来的东西。”（TLP，5。55-5。556）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这些表明，至少早期分析哲学家们在提出他们的哲学主张和逻辑分析时，心中已经有了对逻辑性质的先验理解，这就是要从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则先天性出发，由此分析语言的表达形式是否符合先天的逻辑形式和规则。如果从哲学性质理解的前提出发，我们必须承认，分析哲学对哲学性质和任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近代哲学对哲学性质的理解，即把哲学作为一种理解人类理性与世界关系的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今的分析哲学可以走进历史的必然性。

然而，看到了分析哲学走进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可以理解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特征。这种历史的必然仅仅说明了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并没有直接反映分析哲学的历史特征。这里所谓的“历史特征”，主要是指分析哲学家的思想与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包括了分析哲学运动在当今世界中的时代特征。

二、分析哲学转变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影响

对分析哲学运动中这三大转变的梳理，不仅是对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描述，更主要的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变迁的逻辑说明。“分析哲学已经走进历史”展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纬度：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对分析哲学历史进程的描述才能真正看清当代分析哲学的逻辑和问题；另一方面，分析哲学本身也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回溯，寻找自己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这些都表明，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逻辑与整个西方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深厚的思想脉络，而分析哲学运动的性质也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的考察才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现。

从哲学性质上看，分析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看作近代哲学在当代的延续：对语言和意义的考察正是对思想本身的逻辑研究，对真理和理解的解释直接反映了近代哲学追问思想客观性的要求，对科学性质的说明则在根本的意义上推进了近代哲学家们对思想逻辑的本质诉求。可以说，当代分析哲学的兴起恰好是哲学家们对德国古典哲学抽象思辨的反叛，也是对从笛卡儿到休谟的西方近代哲学推崇理性、追寻自然的传统的回归。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分析哲学运动与西方近代哲学之间具有天然的思想联系。通过对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梳理，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分析哲学自身的独特性质。

分析哲学中的三大转变对当代哲学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分析哲学的基本观念已经渗入当代哲学研究的众多方面，经历了“语言转向”后的西方哲学已经表现出了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理性精神始终贯穿于分析哲学方法，因而与当代科学最新发展密切相关的分析哲学运动必然把科学与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推进了当代哲学自身的发展。

首先，在当代哲学中，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逻辑哲学或是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对清晰性的要求始终被放到思想讨论的首位。对哲学家们来说，只有建立在意义明确的概念基础之上，哲学的讨论才会是富有成效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得分析哲学不再被简单理解为只有在英美哲学中才具有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而是被看作一切哲学研究应当具有的基本原则和前提。这在欧洲大陆哲学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如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包含的对思想清晰性的追求始终是胡塞尔哲学讨论的基础，德里达和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分析方法的运用并非直接表现在他们的语言表达上，而是反映在他们阐述自己思想的逻辑之中。

其次，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三大转变重新确定了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关系，从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寻找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以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双重影响重新认识哲学在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从科学的角度看，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都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他们自觉意识到科学研究方法对哲学改造具有关键性作用，由此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在这种意义上，自然科学本身成就了分析哲学运动发展。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分析哲学运动不仅来自其自身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密切联系，而且对当代科学的发展本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代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研究就是建立在对身心问题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之上，认知、语言、心灵、智能、信息等早已成为当代哲学和科学共同讨论的领域。

从现实性上看，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三大转变直接造就了当代哲学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科学地解释意识现象是否可以满足我们对意识问题的要求?形而上学问题在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是截然对立还是有某种历史的延续?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当代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的物理主义、外在主义以及分析哲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

自然主义的物理主义试图用物理解释去说明意识现象的特殊性质，并竭力对各种反物理主义主张给出符合科学的反驳。然而，迄今为止，物理主义始终受到更多反物理主义反例的挑战，而其自身并没有给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外在主义者在处理形而上学问题上的立场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他们坚信特殊事物是在时空中永存的对象，而属性或类不过是我们用于谈论这些对象的便利方式。这的确为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现代唯名论的方式，但这依然存在着无法解释的诸如普遍概念的本体论地位等问题，因而形而上学问题至今仍然是西方哲学家们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和“分析哲学史系列丛书”的出版，对分析哲学史的关注也成为当今哲学家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哲学家们对历史的兴趣并非仅仅出于对分析哲学发展的关注，更是由于对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思想关系的重新定位。当然，由于对分析哲学运动本身性质理解的差异，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依然存在很大分歧。这意味着，如何重新认识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还会是未来哲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

三、分析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当代分析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分析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做出了新的理解，强调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和风格的重要性。当代哲学家通过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由此改变了以往对分析哲学的认识，形成了新的分析哲学图景。根据这种新的图景，分析哲学不再是一种哲学理论或流派，而是用来支持对话和宽容的一种力量，它的明显标志是运用论证和辩明来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也正是根据对分析哲学方法的这种理解，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哲学重新做出了分析，并由此对当代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给出了截然不同于欧洲大陆哲学的理解。根据我的理解，当代分析哲学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最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哲学的重新理解，二是哲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

所有这些表明，对分析哲学运动与西方哲学史关系的关注，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我的分析，哲学家们产生这种历史关注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分析哲学运动虽然起端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但由于西方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历史，因此，分析哲学的批判已经被看作属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正常情形，哲学家们由此就要讨论分析哲学的批判与传统哲学本身究竟是何种关系。其二，分析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虽然与传统哲学有很大不同，但由于分析哲学所采用的逻辑推理和语言论证的方法始终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因此，分析哲学家们对自身问题的讨论完全符合西方哲学研究的方式，哲学家们由此就要考察分析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与传统哲学家们的方式在何种意义上是相同的。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当代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当代分析哲学研究的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即分析哲学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现代延续。这里所谓的“现代延续”，不是指分析哲学直接继承了传统哲学的问题和方法，而是指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方式在根本上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在更广的意义上，更是对传统哲学的扩展和延伸。

当代分析哲学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哲学家们扩展了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这里所谓“基本领域”不仅是指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方法论、道德哲学等领域，而且包括了通过对哲学性质的重新解释而形成的专门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X哲学”，比如，“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等。后面这些研究领域虽然在传统哲学中并没有被看作是基本的，甚至有的还没有出现在传统哲学之中，但在现代哲学语境中则已经成为基本的研究领域。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可谓有目共睹。近20年来，分析哲学运动中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或许就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领域中，这主要表现在知识论的重新奠基和逻辑性质的重新定位。这里的“重新奠基”是指，现代知识论不仅取代了传统的认识论而成为哲学家们争相热议的主题，传统认识论中关于认识的性质、来源、范围以及评价标准等问题都已经被替换为现代知识论中的知识的性质、分类、证明及其与心灵的关系等问题，知识的外在表达形式比认识的内在心理内容更为重要；而且，知识论被哲学家们看作处于哲学的中心位置，这个中心不是指一切哲学都以知识论为基础，而是指知识论的讨论总是会涉及哲学上的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如怀疑论、实在论、关于世界的知识、先天知识、德性知识、他人心灵、信念的本性、意志自由等等，这些问题在哲学研究中往往是与形而上学、道德理论以及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的。因此，现代知识论已经成为分析哲学在传统认识论研究领域中扩展的结果。

同样，从20世纪后半叶起，分析哲学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分析哲学运动自身发展的需要，如心灵哲学、知觉哲学、实验哲学、行动哲学等；部分是由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促成了分析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如认知科学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等。哲学研究新领域的出现不仅表明分析哲学运动的不断发展，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哲学家们比以往更为自觉地意识到哲学研究与科学发展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试图按照科学进步的模式反思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或者以哲学研究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总体看来，哲学家们在这些领域中的问题讨论有两个重要特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代分析哲学运动发展中的三大转变以及21世纪以来的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分析哲学自身内部的不断反省和批判；在于哲学家们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更在于哲学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直接面对社会的变化和科学的发展，能够以哲学概念的方式回应这些变化和发展给哲学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而这种回应本身却是被标志为哲学研究的方法。当代分析哲学能够顺应这些变化和发展，也正是以其清晰明确的分析方法为标志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