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第三节 视野下移 教育史学领域的新突破（第1页）

第三节视野下移：教育史学领域的新突破

正如陈桂生所言：“传统的教育史（包括带有描述性教育史倾向的陈述），基本上是‘制度化教育’的历史。它或把非制度化教育置于视野之外，或对其加以贬抑；相比之下，在当代，随着教育价值观的变化，教育史研究的热点转向对‘制度化教育’的反思和对非制度化教育传统的发扬。”①伴随着教育史研究视角的下移，中国教育史学界表现出与欧美国家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社会史”潮流颇为类似的学术特点，即“从历史认识论方面看，表现出对‘总体的、社会的历史’的关注，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历史进行文化和心态的考察；从方法论方面看，表现出‘自下向上看的历史’的价值取向，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视角，普通人和底层群体、日常生活和具体过程等格外地受到关注；从研究方法与技术方面看，表现出对诸多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尤其是对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借鉴；从研究材料方面看，突破了传统的‘正史’、‘文献’的窠臼，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成为史料的。由此，极大地拓展了教育史研究的范围、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改变了教育史研究的面貌，前所未有地展现了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丰富而生动的画面”②。新世纪的教育史学研究呈现出新特点、新气象。

一、以教育史观重塑为核心的教育史学理论探索

张斌贤在《重构教育史观：1929—2009年》一文中，提出了重构教育史观的学术问题。何谓教育史观就是必须首先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教育史观”，“主要是指史家对教育的历史进行认识、理解和阐释时，所具有的基本观念和认识体系。它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第一方面是教育史的‘本体论’，主要解答‘什么是教育史’的问题，涉及关于教育历史的内在规定性、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以及教育的‘内部史’与‘外部史’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基本问题的主张。第二方面是教育史的‘认识论’，主要解答‘如何认识教育史’的问题，包括对作为认

识客体的教育历史进行认知和解释的理论视角、规范、概念、框架、方法等。第三方面是教育史的‘价值论’，主要解答‘为什么认识教育史’的问题，包括对教育史研究功能的评价等。”①可见，教育史观是关系到教育史研究的根本性理论问题，对教育史观的反思和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教育史研究的方向和进展。作者在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外国教育史著作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近百年来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教育史观，分别为早期唯物主义教育史观、唯心主义教育史观、马克思主义教育史观、现代化教育史观等。同样，“从近百年学科发展的历程看，专题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正说明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方向的重大转变，即从综合走向分析，从宏观把握转向微观研究，从整体认识转向具体探微。这种转变实际上意味着外国教育史研究正日益摆脱教科书传统的束缚，逐渐回归历史研究的本性”。教育史研究的转向，促使教育史工作者不再关注整体的教育史观，而侧重关注教育史观的某个方面，这就必然会引发教育史观的“断裂”现象。而这种教育史观的“断裂”并不意味着教育史观的缺失，“而是教育史观探索的重大的和方向性的转变”。②那么，对于究竟树立何种新的教育史观，作者在论文中虽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倡导形成一种“中级理论”—-专门的教育史学理论或观念。可见，教育史学理论建设是教育史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诉求，同样也是解决教育史学科究竟向何处去的根本性问题。

与此同时，周洪宇在《对教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③一文中，从学科性质史学论、研究对象三分论、研究中心下移论、理论方法现代论、学术传统继承论、学者素养要素论、未来发展多元论七个方面，来系统论述对于教育史学理论的看法。作者认为，教育史学的学科性质主要姓“史”，而不是姓“教”，并从教育史学产生的途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研究规范以及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五个方面加以论证；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为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育史学的研究重心应该下移到日常教育问题、普通民众、民间生活和大众需求；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的“三维系统方法论”，具体来说就是，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应该是一个由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个大的方面及其相关层次构成的研究系统；教育史学应批判地继承中国优良学术传统，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史学体系；教育史学研究者应具有“史德”“史识""史学""史才"四种美德；教育史学基本走向之一就是多元化，包括教育史学理论的多元化、教育史学方法的多元化、教育史学研究对象的多元化、教育史学成果形式的多元化等。

随着问题讨论的深入，张斌贤和周洪宇继续对教育史学的发展进行持续不断的深入探索。张斌贤发表了《探寻教育史学科重建的出发点》①《从“体系时代”转向“问题时代”: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的路径》②，继续寻找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出路问题，并试图给出可以尝试的路径和方法；周洪宇则出版了学术专著《创新与建设：教育史学科的重建》③，逐步形成了关于教育史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认识，为新时期教育史学科的重建指明了可以努力尝试的学术方向。同时期其他教育史工作者也展开了教育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关于教育史学理论的学术共识，并成为指导教育史学科重建的重要理论力量。正如学者们指出的，作为“中级理论”的教育史学理论在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自身发展的理论水平的提升，体现了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二、以三分法为出发点的教育活动史研究

周洪宇任总主编、申国昌任副总主编的八卷本的《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是以倡导三分法为出发点的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正如《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的“总序”所言：“百余年的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历程中，尽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等几套大部头通史以及各种专题史相继面世，但就总体而言，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两个方面，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思维定式，仿佛教育史只包括这两大领域。殊不知，还有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一块内容，那就是教育活动史，而长期以来置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我们意欲本着‘史论结合’‘古为今用’的原则，重点研究教育活动史，以补过往研究之缺失。试图通过大量第一手史料来构筑不同历史时期各类教育活动的轮廓，梳理教育活动历史脉络，力求生动再现活动层面的教育历史，总结不同时期教育活动的特点与规律，找寻历代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基点与源泉，重塑教育历史的完整图景，重构教育史学的学科格局，并为当今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历史借鉴。”①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在“总序”②中对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宗旨、基本原则、研究取向、史料来源、研究方法、表达方式等进行了论述，具体内容为：①坚持全景式总体史观的研究宗旨。研究教育活动史，应当将其放在大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并对教育活动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研究，力求对教育活动历史进行“全景式”总体把握。②注重微观、日常、实证研究的研究原则。倡导多微观研究，少宏观研究；多事实研究，少理论研究；多日常叙事研究，少宏大叙事研究。③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研究取向。教育活动史研究应当树立问题意识，首先应当将研究的重心转向教育学的具体问题、微观问题和日常问题。④树立大史料观的史料来源。教育活动史研究理应树立大史料观：其一，地上史料与地下史料并重；其二，正史史料与笔记小说史料并行；其三，文字记录与口述史料并举。⑤“视情而定”，善加选取的研究方法。教育活动史研究倡导一个由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个大的方面及其相关层次构成的系统，构成了最高层次、中间层次和最低层次的三个层次相辅相成的方法论体系。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意理论、方法与问题的相容性、相适性，做到“视情而定”。⑥采取“善序事理”的叙事方式。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要避免回到“目中无人”“见人不见行”“见物不见事”的教育史学老路上，就必须承继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优点，采取“善序事理”的叙事方式，在叙事中注意呈现具体过程与日常细节。

综上所述，第一，教育活动史研究应该以追求全景式、总体式为宗旨，对历史上各个层面与层次、不同类型与学校的教育活动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与描述，从而使历史发展过程中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完整地得到重视；第二，教育活动史研究应该以民众的教育生活为研究重点，改变教育史学研究重上层、轻下层，重精英、轻民众，重经典、轻世俗，重中心、轻边缘的传统做法；第三，教育活动史研究应该以问题研究为取向，强化问题意识，尤其是要格外关注教育教学的具体问题、微观问题和日常问题；第四，教育活动史研究应该树立地上与地下、史学与文学、书面与口述三结合的大史料观，拓宽史料来源，广泛收集、整理与运用史料；第五，教育活动史研究应该“视情而定”，选取相应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具体的任务，选取最合适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第六，教育活动史研究应采取“善序事理”的叙事方式，尤其要充分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叙事方式的优点，既客观真实又生动形象地将教育活动史的具体过程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就是该书作者倡导的全景式和总体式的、以人的教育生活为中心的、问题导向并注重过程和细节的教育史观。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共分为八卷，分别为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元卷、明清卷、晚清卷、中华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在编撰过程中，力争做到“通”“特”"活"。所谓“通”，是指纵通、横通、理通。纵通，就是要八卷本从远古到当今力求前后连贯，脉络清晰，一以贯之；横通，就是指将同一时期的学校管理活动、教师教学活动、学生学习活动与制度制定活动、教育交流活动、家庭教育活动、社会教化活动联系起来去研究，甚至将我国某个时期的教育活动与西方国家的教育活动联系起来去研究；理通，即坚持“三观”——人本观、总体观和全球观。所谓“特”，就是特点、特色。通过转变研究理念，更新研究方法，挖掘第一手材料，转换研究视角，来展现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的风格与特色。在研究过程中，努力展示本套通史与教育思想通史、教育制度通史相区别的固有特色。着眼于研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中日常的、微观的、具体的活动，大量采取叙事的表达方式，力求给读者以生动鲜活的感觉。所谓“活”，就是力争将主体的活动写活，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实践活动、心理活动及互动活动表述得活灵活现，将其日常生活细节尽可能地描述出来，进而使人的活动得以立体呈现和全方位展现。总之，教育活动史，主要着眼于整个教育活动过程研究，其研究对象固然包括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但重点是研究教育历史上基层的、具体的、微观的、日常的、民间的教育活动，努力达到“通”“特”"活"的最终效果，通过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来展示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教育活动史，以期实现研究重心“下移”的目标，将研究视野逐步向下移动和对外扩散，使教育史学研究从精英走向民众、从高层走向基层、从经典走向世俗、从中心走向边缘，从而实现对教育活动的原生态研究，以此来弥补原有研究的不足，形成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教育活动史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

可见，《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正是致力于建构三位一体的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的学术尝试，为我们重新审视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为主体的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倡导走向民众、走向基层、走向世俗、走向边缘的教育史学研究的新动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学术典范。

三、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微观教育研究

正如杜成宪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三次视角下移》一文中指出的，从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现在正经历研究视角的第三次下移，即“从方法论方面看，表现出‘自下向上看的历史’的价值取向，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视角，普通人和底层群众、日常生活和具体过程等格外地受到关注”①。周洪宇在《对教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文中指出，教育史学研究重心“下移”，具体表现为研究重心下移到日常教育问题、普通民众、民间生活和大众需求。②张斌贤在《重构教育史观：1929—2009年》一文中也指出，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宏观把握转向微观研究，从整体认识转向具体探微。①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是以精英人物、制度化教育为核心的，教育史研究成果也是体现中心人物的主要历史活动和历史贡献。一般人物的日常生活很难走进教育史研究的学术领域，更难形成关于以他们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史成果。研究视角的下移，不仅改变了教育史工作者的研究方向，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新的且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从学术研究层面拓展了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和学术领域。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不同于学校教育中学生的成人、老年人开始成为研究对象，不同于学校教育中学生和教师职业的商人、工人、农民、一般知识分子开始成为研究对象，不同于学校教育形式的成人教育、民众教育、乡村教育等开始成为研究对象。其次，在研究史料方面，不同于以往官方材料的日常生活史料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信件、日记、传记、报纸、杂志、歌词、民谣、绘画、剪纸、文具、教具、访谈记录、口述史料等成为教育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此外，对学生的研究也发生了转向，开始关注学生的作文、日记与书信的内容，以及学生的图画甚至包括学生的涂鸦作品等；就教科书的研究来说，开始关注教科书编者的身份、教科书的出版机构、教科书的生产和销售、教科书的使用及对学生成长的影响等。再次，在研究选题方面，不仅历史上的教育风俗、儿童歌谣、学校校训、私塾教师、乡村学校、乡村教师等受到关注，而且以教育活动史研究为出发点开始关注如官学教育活动史、私学教育活动史、家庭教育活动史、书院教育活动史、科举活动史、女子教育活动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教育记忆史等系列研究。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运用人类学、心理学、史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展开教育史研究。

伴随着教育史研究视角的下移，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呈现出了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微观教育史研究成果。比如，田正平的专著《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就给人带来诸多的启发，专著共包括七个方面的研究内容①。

①读书·修身·治家——《曾国藩日记》阅读札记

②侍讲学士的困境与出路——《恽毓鼎澄斋日记》阅读札记

③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

④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子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

《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⑤寻病源与读方书——《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阅读札记

⑥救国千万事，造人为最要——《胡适日记全编·留学日记》阅读札记

⑦理念·境界·情操——《竺可桢日记（1936—1946）》阅读札记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

晚清和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亦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时期。有日记存世者，大多是时代舞台上的要角，或者是现实生活中的强者，最不济者亦需识文断句，上过几天学堂或私塾，能提笔记下自己的所见所想，否则，何来日记传世?换句话说，这些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无论是私塾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无论是在国内的学堂读书，还是到国外的名校留学，因此，在日记中大多会留下自己对彼时彼地教育变革的记载，抒发他们由这种变革而引发的感慨。古人讲“知人论世”，即是说明理解个人和认识时代的辩证关系。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发生的多次教育上的重大变革，深深地牵动着每个读书人的切身利益，对绝大多数普通读书人而言，对待这些变革的态度归根到底是受个人的利害得失制约的。这段历史留给后人回味的，既有先知先觉者的呐喊和壮烈行动，也有政体、国体转变前后当政者的种种举措，更有千百万读书人的心态变化和社会风尚的转移变迁。对于后者，一部部时人留下的各种题材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探寻历史细节的无数门径。

基于日记的教育史研究，为我们更深入地走进历史人物的时代生活提供了学术可能，也使教育史研究平添了几分鲜活和灵动。正如论者所言，“日记除了记录历史人物的活动外，还常常记录了个人生活中的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亲切的感情，可以说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书札。作为最纯粹的私人写作，日记反映了个人精神生活的隐秘领域，而这些恰恰是正式的官方文书中所缺乏的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记也是思想史和心态史研究最好的第一手资料”①。日记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跃然纸上。再例如，王雷的新作《教育文物：书写在大地上的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通过对中国教育领域内的孔庙旧址、书院旧址、科举文物、高等学校旧址、革命与军事学校旧址、教会大学旧址、教育家故居、重要教育文献、教育书画、教育工艺品、教育博物馆等教育文物的教育史研究，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不同于以往的教育史研究著作，让教育文物再次鲜活地走入学者们的学术生活。诸如此类的教育史著作，从传统的角度来看都属于“异类”，但是它们却体现和代表了新时期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动向。

四、以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为代表的新教育史研究

以张斌贤发表《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为起点，教育史工作者开始反思学科自身发展面临的危机意识，其中共同担忧且议论较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环境恶化的问题。从学科的发展空间来看，学术视野不够开阔、学术思想不够活跃、研究方法不够多样等问题成为制约教育史学科发展空间的根本问题。因此，从史料、方法和视角方面寻求突破，就成为解决教育史学科面临的学科危机的重要途径。作为教育史学科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9届学术年会暨第6届会员代表大会在福建武夷山召开，会议主题为“我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百年回顾与反思”。会议结束后，洪明、黄仁贤撰写了会议综述《“危机时代”的教育史学科建设》（《教育评论》，2004年第6期），指出教育史学科建设目前似乎进入了一个“全面危机”的时代。同样，参加本次

会议的论文第一次以著作的形式公开出版——《百年跨越——教育史学科的中国历程》（杨孔炽，2005年），田正平在“序言”中认为“教育史研究也同样存在着诸如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方法不够多样化等众多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克服和纠正，学科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振奋精神，扫除无所作为的观点。另一方面要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加强基本功训练，充实和完善知识结构，培养良好的学风；开阔视野、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重视文献考证等基本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努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的教育活动，同时也为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开拓空间、改善环境”①。正是在“危机意识”下，教育史学科开始了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的开拓学科研究空间的学术努力。在此基础下，2007年11月4日至5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学术讨论会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与会代表围绕“探索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的主题展开了学术讨论，并出版了论文集《探索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张斌贤、孙益，2009年）。为了进一步了解教育史工作者关于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法的研究成果，我们将正式出版部分的论文集的论文题目信息列举出来，见表5。2。我们通过对参会专家学者论文的简要梳理，不难发现，新史料、新方法和新视角成为外国教育史学科解决学科危机的重要学术手段。

同样，中国教育史学科也以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为中心，展开了拓展学科发展空间的学术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