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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教育学的重建02（第1页）

第一节中国教育学的重建02

1。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曹孚认为，教育学是研究对年青一代进行教育的规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问题包括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内容与方法和工作的组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教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应该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学说、苏联以及中国党与政府的教育政策，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教学过程，普通学校课程，各科教学法，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等；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是以有关教育科学理论指导广大教师，做好他们的实际教育工作。

在曹孚看来，教育学既可以普通中小学教育为对象，也可以包括工农、成人教育在内的全民教育为对象。它包括普通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学前教育学等多方面内容。在对高等教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开设高等教育学是必要的，因为培养科技人才主要靠高等学校，高等教育的研究很值得做，如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关系、大学教学的方式方法等，都可以研究。①

2。教育学的性质

在讨论教育学的性质这个问题时，曹孚首先回答了教育学这门学科的来源问题。他认为教育学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哲学；第二是历代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的工作经验的总结；第三是近代的教育家，如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等。曹孚认为，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既有理论，也有方法与技术，教育学总是包括两方面：既讲理论，也讲方法与技术，不限于教学法，不是教学方法与技术的汇编，除了教学方法与技术，还阐述指导教学方法与技术运用的原理、原则。

关于教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的问题，曹孚指出，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论的。他指出，如果教育学还走这个路子，那么它存在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了，“教育学要在理论上阐明方针政策，但与方针政策不同；教育学不能脱离实际经验，但必须高于经验，否则教育学的存在就成问题了”①。在这里，他明确指出，教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他反对教育学完全讲方针政策或经验总结。

3。教育学的任务

在曹孚看来，教育学的任务是回答教育学的内涵、教育学的作用，以及教育学的价值等问题。学过教育学与没学过教育学有什么区别?他认为，教育学的任务有三个：第一是给予学生基本的教育方面的理论知识，包括教育的性质、方针和目的以及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和一些基本规律；第二是给予学生方法与技术方面的原则指导；第三是提高学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也就是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

4。教育学的基础

在探讨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学的性质以及教育学的任务的基础上，曹孚进一步论述了教育学的基础。他认为教育学有五个基础。

第一是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工作的直接指示；另一个是虽未直接谈到教育，但对教育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

第二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方针政策不同于教育学，但教育学理论不能违反方针政策。因为方针政策一般是比较原则的规定，在执行时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理解，教育学就需要阐明怎样做才算执行了这些方针政策。

第三是学校教育工作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外国的经验可供参考，但是不能搬用。要在总结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外国的经验，并指出，这吸取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有批判地进行；在吸取的过程中，还应该将其放在我们的教育学体系中加以改造，将外国的经验与我国教育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

第四是历史遗产，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同时他也指出，在这些历史遗产中，哪些遗产可以继承，哪些遗产不能继承，这是很有困难的。他详细论述了在什么意义上，在哪些方面，在哪种程度内，资产阶级教育学，乃至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教育学中的某些成就，还是可以吸取的。

第五是心理学基础。曹孚重视心理学对教育学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心理学在教育方法、技术方面对教育学都有很大的贡献。

5。教育科学与教学改革的关系

曹孚认为，教育科学的发展与教学改革是统一的。教学改革是产生，至少是发展教育科学的源泉，而不是教育科学产生教学改革。他明确指出了教育科学应当而且可能服务于教学改革，服务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这一观点。他认为，如果教育科学的发展不为教学改革服务，就否定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教育科学应该在哪些方面为教学改革服务。教育科学不仅要在方法论方面为教学改革服务，为教学改革提供一套教学方法与技术方面的知识，而且要在教育理论方面为教学改革服务。

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了开展教育学在教育和教学工作方面的实验和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助于教育科学的发展。

6。教育学的体系

曹孚认为，虽然到1956年为止，中国的教育学在借鉴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是很幼稚与落后的。在《关于1956—1967年发展教育科学的规划草案（初稿）》教育学部分中，他明确提出，“今后十二年中教育学研究的主要努力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国化的教育学体系；为国家教育建设与学校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重要问题，提供理论的指导”①。

曹孚对建设“中国化的教育学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他提出，我们应该把教育学的科学体系与教学法体系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分编和分章，章的前后顺序，某一问题是分一章还是分两章写，“教学原则”是否放在“教学内容”前面等，都是教学法体系，而不是教育学的科学体系。

关于教育学的体系，曹孚认为，教学法体系可以有很大的伸缩性，可以按照学生的不同情况、不同程度予以变动。教的人也可以予以变动。然而教育学要讲什么，外国有自己的体系，苏联也有自己的体系，但是概括起来，他认为不外是这七个题目：什么是教育；为什么而教育；教育什么，以什么东西教育学生；怎样教育；教育谁；谁来教育以及教育工作怎样组织领导。曹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教育学的体系进行了论述，同时他认为我国的教育学体系还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德育”部分，资产阶级讲得少，苏联自成一编。他认为，我们应该讲得多一点，而且和苏联的提法也不能完全一样。②

关于教育学体系的建立，曹孚曾认为，要经过一段时间，不能一下子建立，要求也不能高。他对现代教育学体系的建立过程进行了考察，提出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是定方向；第二是找办法；第三才是立体系。在他看来，苏联教育学体系的建立就经历了这样三个步骤：1934年年初，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苏共中央做出决议，进行教学改革，这是“定方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教育工作者们“找办法”;40年代以后，才出现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至少教学论部分是如此。曹孚指出，我国建立教育学体系也需经历这三个步骤。在他看来，我们党决定教育方针政策，第一步是定方向；第二步就是找办法，应当在方法（广义的）方面进行研究并具体提出，我国的教育学体系应建立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以教育实践为基础，认为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优点在此，缺点也在此；总结自己的经验，建立我国自己的教育学体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要编出这样的教育学体系，反映13年来我国的教育面貌，似乎要求还过高。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发展，曹孚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变化，认为当时的教育学已能初步体现中国的特点。特别是“中学50条”“小学40条”公布以后，人们明确了党的方针政策，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增强了建立教育学体系的信心。在他看来，当时已能初步写出一本突出我国特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为此，亟须总结自己的经验，加快教育科学研究工作。

7。中国教育学建设路径

曹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和教育学》一文中提出：“教育学在旧中国是极不发达的，与旧中国不发达的教育事业相顺应。中国共和国成立以后，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这对教育学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也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①

在《教学改革的历史观》一文中他也提出，在学习外国教育史的过程中，要注意“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原则，把教育史与当前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联系起来。他还指出，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情况，教育史上的一些规律，并不一定适用于社会主义阶段。外国的经验对我们也并不是完全适用的。

阅读《曹孚教育论稿》，笔者发现曹孚在多处都提到了中国教育学的建设问题，并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途径。

第一，整理中国的教育学遗产。曹孚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教育历史、丰富的教育经验，在教育理论方面也有相当高深的造诣，但是这些理论过去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和总结，因此在教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注重整理中国的教育学遗产，吸收其中的精华，以丰富教育学的内容。

第二，总结老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经验。老解放区在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中国近百年来的新教育基本上是学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那一套，曹孚认为模仿永远不是完全的，必须总结这些创造性的教育经验，这对于教育学的中国化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总结中国当前的教育经验。曹孚说道：“在旧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一般与中小学的教学、教育实践很少接触，这个严重的缺点在新中国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扭转。教育科学工作者开始下学校去，对教师的教学、教育工作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总结出他们的经验。这类工作对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教育工作质量，对丰富教育学的内容都有重要的意义。”①所以在教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不断总结中国当前的教育经验，包括先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经验。

第四，借鉴外国教育智慧。外国的教育智慧也是构建中国教育学的重要资源，曹孚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可以而且应该从过去的教育学与教育思想中吸取与继承一些东西；资产阶级教育学即使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至少也算得上是一门学问，我们可从资产阶级教育学中吸取与改造的东西要多过于我们从资产阶级哲学与经济学方面所吸取与改造的。他详细论述了在什么意义上，在哪些方面，在哪种程度内，资产阶级教育学乃至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教育学中的某些成就，是可以吸取的，并指出这吸取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有批判的；在吸取的过程中，还应该将其放在我们的教育学体系中加以改造。在这里，曹孚指出了教育学“中国化”的实质不是完全抛弃外国的、资产阶级的一切，而是要有选择地借鉴、吸收外国教育的精华为我所用。

第五，研究党和国家的教育与文化的指示。曹孚提到，在苏联教育著作的有关章节中，都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与苏共的指示。但苏联教育界人士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有待加强，并把这种工作列为今后苏维埃教育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因此曹孚建议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者一方面要接受苏联科学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自己在这方面也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

由上可见，曹孚对教育学的对象、性质、任务、基础、体系以及建设路径等问题都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探索和思考，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有些尚不深入，但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下是极为可贵的，显示了其非凡的胆识、勇气和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者对教育学中国化的执着追求，代表了当时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者对教育学自身的思考和探索的水平，也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程度和水平，很值得我们研究并借鉴。

（四）教育学学科体系的重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重建由于被纳入制度化轨道，集中反映在当时师范学院的教学计划中，主要是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①《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等教学计划中。

教育部1952年11月5日颁布了《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规定师范学院各系（教育系除外）公共必修的教育学科为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学校卫生学。《高等师范教育系学校教育组教学计划（草案）》规定必修的专业课程有心理学（包括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政策和制度，教育学教学法，心理学教学法，小学各科教学法，等等。这个计划中的《教育系学前教育组教学计划（草案）》规定专业必修课有心理学（包括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学（包括普通教育学、学龄前教育学），教育史以及学龄前教育史、学龄前教育组织与领导等。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