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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下无子与子孙绕膝（第2页）

七

那些被迎娶至这种新式的“新屋”的新娘尤其会让许多女子羡慕不已。如果说只是逃脱了侍候父母的辛劳，那么在丈夫尚且年轻力壮的本家也要面临同样的状况。问题在于本家的女子虽然能够坐上

“第一夫人”的交椅，却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她们要在先祖祭祀、供奉菩提寺以及贴补亲属的金额上做得无可挑剔，这对她们来说是一大负担。而“新宅”的主妇由于避免了这些烦琐之事，也能更加轻松地计划未来的家庭生计。《俳谐七部集》中有这样一句附句：

分家女子何其幸!……

可以看出，人们甚至用歌词诗赋来赞颂这种美好的境遇。得以在另立门户的“新家”中生活的女子，除了自己的丈夫之外，还能够被更多人奉为掌中之宝，恐怕所有因上了年纪而内心变得脆弱的父母都会祈祷自己的女儿能够与这样的家庭结成美好的姻缘吧。

然而，近世的经济繁荣偏重于资本的积累，催生了更多的独立“分家”。此外，人们移居、交通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就职的机会也逐渐增多。所谓久居为安的时代已经到来，城市成为家庭中的次子、三男们大展宏图的地方。不仅如此，曾经被视为掌中之宝的“旧家”①嗣子们也理所当然地加入这个行列，开始了“分家”的生活。至此，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嫁入”婚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曾经的新娘们不得不被家庭的繁文缛节所束缚，她们负重前行，只得沿着指定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如今男性人数的增加使得更多的女子成为主妇，家庭不再从婚姻中索取什么，相反，婚姻本身不得不选择新的家庭形式。现在，已经不再是空谈当下制度是否合适的时代了。解决问题的责任已经一半转移到年轻的适龄青年身上，而他们能够避之不理的问题也几乎不复存在了。

另一方面，面对日本战败后的一片狼藉，面临衰老的人们将不得不思考更多的问题。场所不再能够限制婚姻的形态，而是根据婚姻的情况，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场所，这一变化，我们或许认为是从“草木式”向“禽鸟式”的转变。但是这两种生物之间却在生殖与繁衍的法则上存在天然的差异，而它们自古以来就本能地遵循着各自的法则。人类在半无意识的状态下对传统习俗的改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破坏了一直以来的平衡，又在何种程度上以新的和谐形式给社会带来益处，这都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当然，将其应用于重建日本的庞大计划中是最重要的目标，但为了实现它，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地追溯更加遥远的过去。

八

明治初年，日本总人口数达到三千二三百万，当时创下了日本人口数量的新纪录。但是短短七十年之后，其数量就翻了两倍多。其中的原因真的调查清楚了吗?那些人口学家中，真的有人发现了真相吗?恐怕连真相的边缘都没有碰到。虽说饥懂、瘟疫、兵荒马乱等是阻止人口增长的巨大障碍，但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恐怕已经可以证明，上述这些因素并不足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之所以说这些研究方法难以令人满意，正如前述家庭人口数量的例子一样，他们试图用所谓“平均数字”来一股脑儿地概括所有的情况。这种推测断然是毫无根据的。只需调查眼前的若干实例就能够发现，在同一个村落里，某一家一门断了香火，会有另一家在同一时期开枝散叶。从姓氏的分布来看，只有依托宗教信仰和外部技术而得以自由迁徙的家族能够不断繁衍兴旺。或许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摄取足够的食物，但在食物的获取并不困难的南方诸岛，岛屿或部落的人口却有增有减，由此看来，除了营养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各种各样的障碍与推动力在影响着人口的多寡。因此，死亡的原因似乎更加容易查明，而出生人口增多的背后却有些许微妙的法则依然没有浮出水面。简单地说，婚姻方式的异同与婚姻观念的差异之间有某种十分隐蔽的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人类必须繁衍下去，那么阻挡孕育新生命、减少新生儿出生机会的婚姻只能看作是不合格的婚姻了。

引用一个稍稍有些露骨且极端的例子。例如，“游女”①一般是不会生儿育女的。即便是在京都、江户、大阪的大规模的花街柳巷中，生子的“游女”甚至会成为人们称赞的对象。而如果去冲绳的一个叫作“过”的游所②就会看到，在那里，有许多家庭甚至会收养“游女”的孩子③。另一方面，翻看中世名门望族的家谱就可以发现，有很多已为人母的女性姓名旁边标注了“游女”的字样，这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若要做好当母亲的准备，远离“游女”这一职业原本是最基本的原则，但只要稍稍具备一些附加条件，就能够拥有子女。事实上，当事人早就已经悄悄事先规划，即便她自己意识不到，我们也完全能够做出这样的推测。即便如此，由于每一代人各自生活状态的不同，在出生率上依然有着令人震惊的巨大差异。这一现象仅靠几个数字是无法衡量的。此时，我尤其希望能够有人去关注作为一个民族的寿命与健康等问题。

九

大约三十年以前，一位名叫罗伯森·斯科特的英国评论家加入了我与那须皓君①的旅行，曾在会津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村游**过几日。之后我才意识到，罗伯森想要了解的主要是原始村落中人们道德观念的现状。他试图用委婉、优雅的表达方式让村民们畅所欲言，可惜从老实巴交的村民们“原汁原味”的回答中竟一无所获。于是，他似乎是开始怀疑随身翻译在擅自“加戏”，最后只得向我们求助。他说，在英国的农村，年轻男女常常结伴进城，夜半方归，对此家长们是不能唠唠叨叨指责他们的。日本也有祭祀、盂兰盆舞之类的节日，青年男女也会结伴前行，而人们对此造成的“结果”①却无动于衷。面对他的疑问，我们回答道，日本民法承认私生子的身份，且经常出现推迟正式的入籍登记或入籍登记与出生登记的时间距离过近的情况②。但在说明的过程中连我们自己都逐渐感到奇怪的是，虽然城市中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更加自由，但有关孩子的各种纠纷，农村反而比城市要少得多。川柳的狂句中所谓中条家的方法③，虽然评价很高却也并不普遍，而玛格丽特·桑格④和菊池宽⑤氏的学说也还从未有人听说。或许有一种类似于屏障的要素横亘其中。从那时开始，我便急切想要看到它的真面目。

过去，农村的风俗习惯绝不都是清净无染的。有些村庄一贫如洗，年轻人甚至连最基本的“吃”“穿”“看”的乐趣都享受不到，实在可怜至极。因此，有人诞下私生子的传闻虽说非常少有，却也绝非全无。关于此，有两个鲜有人知的罕见事实被民俗学的研究者们记录了下来。其中之一是人们将这种生来没有父亲的私生子称为“天道儿”，并赋予其侍奉神灵的特殊任务。由此一来，这类孩子身上没有了负面色彩，成了纯粹的“私生之子”，他们只不过生下来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若有人站出来称其父便是自然之事，若是无人，也只不过是一种“奇异之事”。第二种情况是人们只会去指责那些因遇人不淑而无法指认腹中之子的父亲的可怜女子，而男性则在一旁装作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丝毫不会受到非难。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另外，还有一种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情况。不知父亲为何人的孩子依然在祭祀的过程中被赋予一定的职责，但不论是母亲还是本人，都将其视为极大的耻辱，因此总是尽力逃避却还是无法幸免。此前我提及的“娘组”的性别教育尤其在这个方面狠下功夫，并且也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效果。虽然过去“正确”与“不正确”婚姻的分界线与如今的制度早已错位湖龈，但那时人们在底线面前的隐忍，以及对背后支配个人行为的情绪的管理，都反而比今天对新的常识之力量的遵从进行得更加彻底。于是，我将其看作论证这一习俗早已存在的证据。换句话说，男女交往本身并不受什么严格的约束，只是那些不幸在“计划外”生下子女的母亲会受到世间的谴责。这样的时代，确实曾经在我国存在过。

十

该话题的论述已过于冗长烦琐，但我在收尾之前，却不得不再提一提老者的两个经验之谈。大约六七年前的冬天，某天我兀自踏上了前往伊豆南岸的旅途，与巴士上的女乘务员有过一段对话。当我对她在如此寒冷的冬天却只穿一条刚刚过膝的短裙表示同情的时候，她的回答却完全不像一位年轻的姑娘：“真是对身体不好呢，这样下去，会无法生育吧。”当我认真地问“很想要个孩子吗”的时候，她仿佛感到自己受到了戏弄，突然像发了狂似的大声喊道：“那还用说!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她口中的“理所当然”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这位姑娘的行为在村里应该被称为“泼妇”了。恐怕她已经对各式各样的恋爱游戏颇为熟知了，即便如此，她还是会像传统女性那样，在心中定下人生目标，只要条件成熟，就会为了在后世留下自己的血脉而努力做出正确的选择。虽然不够足智多谋而经常弄得自己骑虎难下，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感情生活也相当困难，但如果在村中，将上一代的常识代代相传这种与鸟虫草木共通的愿望只能依靠婚姻来实现这种观念没有普及的话，不论如何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那种美好的理想也不会在年轻姑娘的脑海中浮现吧。“没有孩子不是更好吗”，抱着这种观念的年轻人在大城市比比皆是，但在农村却依然有许多持有不同观念的人。

有人认为，要想让女性独立不受束缚，就给她工作营生，赠她万贯家产。我认为这是一种昏庸的论调。这种仿佛是买来的自由并不值得欣喜，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或被人呼来喝去或不得不侍奉庸俗夫君的代价，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若是这“自由”的存在是为了获得美好的婚姻，那么也应赋予女性这种选择的自由。选择有能力做出正确决断的对象只有一种方法。需要男女互相合作完成的事情虽有不少，但其中最为主要的便是传宗接代，也就是要留下一位能够完成自己毕生未竟事业的人。虽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必须严加管教，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合格的后代，即使他会犯错，也能放心地将百年之后的事业托付于他。国家对下一代国民的培养也是一样，虽然能否将这一大单“生意”委任于他们还很难说，但这些继任者的特点绝不是千篇一律的。他们继承了各自不同的血脉，拥有独立鲜明的特征，在很多地方有互相弥补的必要，此外，说他们不会利用父母的无私之爱恐怕也是无稽之谈。对于目前尚未成熟的民族来说，这正是家庭组织问题中需要仔细研究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对于一部分人感到忧心的人口过剩问题，我却不放在心上。我认为正是DDT使南瓜的谎花①增多——当然，如果我的预言没有应验，则我理应道歉。诸如对伊豆女乘务员的奔波劳苦进行嘲笑挖苦的这种风气，在大城市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蔓延。由于家庭贫困，缺少生活资料，勉为其难地在扭曲的婚姻生活中度日如年的人们不断增多。也就是说，人们再次回到了婚姻形式的第二个阶段。因此，今后人口虽然不会减少，但也难以增加了吧。

十一

人们常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将人比作草木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暗示。比如我家窗外的石榴树，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只开花不结果。柿子树也会在结果后休整一年，仿佛在恢复产后的疲劳一般。于是，我们这些愚蠢的门外汉就武断地认为将身体养好是下次结果的必备条件，总想着施肥要越多越好。但又听说实际上植物正是在孱弱的状态下才会结果，于是又折其枝断其根。人类心里打着小算盘，三番五次地折磨树木无非是为了让它快些结果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罢了。我家小院一角的“富有柿”便是如此，树木看起来挺拔茁壮，但过了八年多还是没有结果。水野业舟君前来拜访时，告诉我可以试着用锯子在树干上锯开一圈凹槽。我照做了，但可能因为有些用力过猛，虽然第二年硕果累累，但今年却在不知不觉间已成枯枝朽木了。

此外更令我感慨的是我家巴掌大的院子里，很早以前就种着的一株枫树。这是一棵叶子会变红的新树，园艺师们将其称作“奥州红”。有一年，食心虫在无花果树安营扎寨，大行肆虐，这棵枫树首先遭殃，它的树干上出现了几个小洞，于是我撒了一些白色的除虫粉末。正在我担心它会不会就此枯萎的时候，它却在当年的秋天一下子喷撒出大量种子，这样的种子当地土话称为“tonbikarasu”，第二年春天，它们就把周围变成了枫树的专用苗圃了。于是，正如预料的那样，母株逐渐枯萎而死。据说松树也是一样，一旦变得孱弱就会结出大量的松果。但或许由于松树的果实一般都撒落得较远，因此在其树根周围并不见有新的树苗发芽，而且母株也不会死去。我家的奥州红也曾是父母尽了全力打算精心培育的树木，因此我也曾计划仔细呵护它。但因为长出的树苗实在太多，于是一部分送给了朋友，一部分移植到自家的花盆中，剩下的几乎都拔出扔掉了。只有十几棵打算暂且留下，如今已与母株长得一般高了。此前我从未发现，原来这棵树的“孩子”中几乎没有一棵与母株长得一模一样。奥州红虽说不上是基因突变或是改良的树种，却也是经过选拔而培育出的植物，如果想要培育出一模一样的树，恐怕需要嫁接这样的人工干预才能实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则必须遵循“tonbikarasu”那种万里挑一式的英雄崇拜主义了。放任其在大自然中自生自灭的话大约只能繁殖出普通的山红叶，但也能期待其中或许能一点点地产生一些“意味深刻”的变化。

十二

我感到文化与民族性的互动的的确确是一个大难题。越前石彻白的桧木岭在近世时期以长满古老的杉树而闻名。如今，这些杉树大多已被砍伐，某日我去山顶游玩时，看到大约有二十多个直径一丈有余的树桩伫立在那里。现在，恐怕连这些树桩也已经被连根拔起，或是早已朽去了吧。当我站在其中一个树桩上向西北一带的山间望去时，发现山的一面全都被杉树林覆盖，且全都是高大强壮的树木。其枝头梢尖毫无衰老之色，挺拔林立于山间的情景，恐怕是人为设计的造林计划难以实现的。毫无疑问，这高高低低的树林皆与山顶那株老树血脉相连，无一例外。曾经，即使彻底委身于自然界气势磅礴的计划，不加丝毫来自人类的造作，竟也能成就如此壮观的风景。而这一伟大计划的功绩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依然得以屹立完好。因此，也难怪会有人迫切希望以吾辈之努力与精诚之心能够使之再现吧。但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虽说研究文化发展的规则之学问如果不取得突破则难以对上述疑问做出判断，但可悲的是，我们不足百年的浅薄经验，正在迫使人们相信那些愿望只不过是痴人说梦。果真如此的话，怎样的生活方式和聚集方式才能使更多人安居乐业?而恰恰是那些将此作为切身问题思考的人，才能够长久地存续下去吧。

日本原本是象征主义长期兴盛的国家，却因为被来自异国的曼陀罗思想横插一脚而变得混乱不堪，近世以来，又被一些鼠目寸光之辈所利用，无论是理想还是悟性都失去了原本的高雅气质。如今为了洗脑大众而翻出老本儿则是下下之策。然而令人深感无奈的是，如今我们对已经明确的诸多社会事实并不知晓。因此，也无法将其整理总结，并使之成为建构新思路的根基。此外，我们实际上对建立新论点畏首畏尾，迟迟不敢行动。一面让国家陷入如此混乱不堪的状况，一面又厚颜无耻地鼓吹既有文化的价值，我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大自然是我们内心永远的朋友，微小绵长却诉说不尽的语言中仍然存在着众多的暗示，我之所以想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向勇敢前行的人们致以道别之辞，是因为我依然相信，即使是零散而破碎的线索，也终有一天能够培育出崭新的思想之花。

（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月《法律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