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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苏联前期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十二章苏联前期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思想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yская，1869—1939）是苏联的著名革命活动家、苏维埃教育的组织者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她对苏维埃的学校建设及苏维埃教育理论的研究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生平与事业

克鲁普斯卡娅（旧译“克鲁普斯卡雅”）于1869年出生在彼得堡一个具有革命民主思想氛围的家庭。14岁时父亲克鲁普斯基告别人世，克鲁普斯卡娅为帮助母亲维持生计，边学习边做工。

1886年秋，克鲁普斯卡娅毕业于奥波连斯卡亚女子中学，又入师范班学习了一年并取得了家庭教师资格证书，之后便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889年，克鲁普斯卡娅进入彼得堡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历史语言系学习，并开始接触马克思学说。

1891年秋，克鲁普斯卡娅开始出任什吕谢尔堡大路（彼得堡郊区）斯摩棱斯克镇星期日夜校教师，直至1896年被捕入狱。其间，克鲁普斯卡娅积极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工人的教育活动之中，并在活动中结识了列宁，与其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1899年，克鲁普斯卡娅撰写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女工》。她在书中详细揭露了俄国劳动妇女恶劣的生活条件，并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无产阶级儿童的教育问题。

1900年，克鲁普斯卡娅在乌法单独度过最后一年的流放生活。在从事家庭教育工作及革命活动的同时，克鲁普斯卡娅开始对教育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先后写了《优秀教师的典型》《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学校与生活》3篇教育论文。1901年4月至1905年11月和1907年12月至1917年4月，克鲁普斯卡娅两度随列宁侨居国外。侨居国外期间，克鲁普斯卡娅一方面协助列宁从事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在列宁的建议和支持下，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俄国以及欧美的教育理论，并对西欧和北美的学校教育情况进行了实际考察。这一时期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教育问题研究与思考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她于1915年完成的《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这一光辉著作之中。该书事实上成为苏联国民教育制度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在对教育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克鲁普斯卡娅还撰写了30余篇教育论文，对沙皇政府所实施的教育政策的反动性以及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阶级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十月革命胜利后，克鲁普斯卡娅一直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担任重要职务，先后出任该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17—1920）、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又译政治教育总局）主席（1920—1930）、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组长（1921—1932）、副教育人民委员（1918年3月至5月，1929—1939）等职务，在建立苏联国民教育体系的事业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克鲁普斯卡娅还领导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最重要的教育理论刊物《走向新学校之路》及成立于1930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的具体工作。

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克鲁普斯卡娅还十分注重结合具体教育工作进行教育理论方面的探讨，先后发表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原则以及教育方法的论文、报告以及教育评论，从而为苏联的教育工作提供了切实的指导。

1939年2月27日，克鲁普斯卡娅因病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0岁。

二、《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的基本观点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是克鲁普斯卡娅完成的重要著作，是她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教育工作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果。

就其对苏联教育发挥的影响而言，《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事实上为稍后苏联教育体系的缔建提供了理论基础。苏联首任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论及苏联初期的教育事业时曾认为，克鲁普斯卡娅的“这部著作……是我们制定整个工作纲领的依据，无论是确立关于教育的新思想，还是这些思想的具体实施，乃至我们共和国成千上万所学校的具体教学工作和实际的教学进程，我们都是以她在本书中所阐明的思想为依据。”[1]

就具体内容而言，《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这部光辉著作着重探讨了劳动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问题。用克鲁普斯卡娅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探索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如何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克鲁普斯卡娅在初版序言中做了扼要的追溯。她认为，这一观点产生于大工业开始大规模利用和剥削儿童劳动这一时期。英国作家约翰·贝勒斯首先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一主张在此后不同的时期得到英国及欧洲大陆许多人的支持和重视。卢梭即积极赞成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瑞士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更为在国民教育中进行生产劳动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财产。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工人民主主义者，在19世纪中期及以后发展并科学论述了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克鲁普斯卡娅还对欧文在劳动教育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她认为，欧文一生都在考虑和设法使工人摆脱极端贫困和愚昧无知的境界。其对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的历史性考察成为《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也为她坚持劳动教育、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综合技术教育的观点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

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中，克鲁普斯卡娅对卢梭、欧文、裴斯泰洛齐等人重视劳动教育的立场及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认为他们都是结合各自所处的社会条件，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探讨国民教育问题的。

克鲁普斯卡娅强调，卢梭在其成名作《爱弥儿》中所推崇的是劳动是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劳动，而“在人类所有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职业是手工劳动。”在卢梭那里，劳动既被理解为每个人的社会义务，同时又被视为儿童智力发展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卢梭主张儿童从事劳动的目的，不在于这种劳动的结果，而在于这种劳动对儿童的教育意义。克鲁普斯卡娅对于卢梭重视儿童学习手艺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卢梭所强调、所倡导的并不是一种职业教育，而是一种综合技术教育。“卢梭虽然认为他的学生应该学习某种手艺，但是他最重视的并非职业教育，而是综合技术教育，不是准备从事某门专业，而是准备进行一般的劳动。”[2]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分析，卢梭之所以把综合技术教育置于职业教育之上而给予特别重视，主要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综合技术教育可以使学生受到从事任何职业的训练；可以扩大学生的智力眼界，使其既能胸怀全局又能正确判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综合技术教育还为评价产生于劳动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标准，有助于学生真正了解现存的社会制度。一言以蔽之，卢梭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有助于卢梭所设想的把学生培养成拥有哲学家头脑及农夫身手的人这一目标的实现。

继卢梭之后，克鲁普斯卡娅又全面考察了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有关劳动教育的一些主张。使人民彻底摆脱一贫如洗、无依无靠、愚昧无知状态的唯一手段就是发展教育，这是裴斯泰洛齐对教育作用所持的最基本的认识。应该说，裴氏所主张发展的这类教育是与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相关的，其目的在于培养个体的全面的劳动能力，可以训练个体的体力和智力。在裴斯泰洛齐看来，“学校是防止儿童被这种单调的劳动弄愚蠢的一种工具。学校应该仔细考虑儿童的劳动，使它成为发展儿童全面劳动能力的手段，教儿童学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3]

克鲁普斯卡娅还通过比较的方式，对裴斯泰洛齐与欧文的教育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裴斯泰洛齐与欧文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现实的社会境况与人的本性是不相符合的。但对于问题的解决途径，两人则做出不同的选择。裴斯泰洛齐认为，帮助人民的方法或途径在于改变儿童的劳动条件（即他所理解的教育）；而欧文则认为只有变革总的社会关系（包括改革教育），才能向人民提供真正的帮助。

在论及欧文同意儿童参与生产劳动时，克鲁普斯卡娅还谈及了17世纪末叶著名教友派信徒约翰·贝勒斯有关劳动教育的主张。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愿望，贝勒斯想帮助那些流浪街头的失业贫民。为此，他在《关于建立工业学校以研究目前工农业各部门的建议书》中提出，要创立一种使富人有利可图、使穷人能过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使青年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业学校。值得注意的是，贝勒斯特别强调在工业学校里，教学与体力劳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家庭教育相比，工业学校应在六个方面表现出自身存在的独特性：年龄不同、能力不同的人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学会使用各种生产工具；学生们可以通过与各民族（工人）代表的交往而掌握各种语言；工人学校教育可为成人及其他儿童提供学习的榜样；儿童的成长不与实际生活相脱离，恰恰相反，儿童的学习是以与人们的密切交往为基础的；儿童的成长经常受到成人的悉心照料；工业学校开办图书馆以及研究植物的实验园地，以供儿童学习之用。从有关贝勒斯关于劳动教育的论述中，克鲁普斯卡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由于英国工业发展，贝勒斯在17世纪就理解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劳动可以发挥重大的教育作用。

在《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中，克鲁普斯卡娅还介绍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法案（提案）中的劳动教育主张。克鲁普斯卡娅借助于大量的考察明确指出：“必须通过相当的教育去培养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劳动的思想，在国民公会所通过的无数有关国民教育的草案中，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着。”[4]劳动教育思想体现在雷佩尔提的草案中，体现在洛姆草案中，体现在拉卡纳尔草案中，体现在加任费拉特茨的草案中，体现在拉瓦锡所拟定的国民教育计划之中。克鲁普斯卡娅强调，对于这些思想，工人阶级都予以充分重视，从中吸取了一切健康的、重要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丰富、补充和进一步完善，“但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功绩还在于他指出了这些见解与工业发展要求的密切联系，指出了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教育与儿童的全面生产劳动的必要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将为消除社会上目前还存在的劳动分工做好准备工作”。[5]

克鲁普斯卡娅指出，对劳动教育进行全面研究并得出深刻结论者，当推马克思以及与马克思持有同样观点的恩格斯。她在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她强调说：通过对英国童工劳动以及《工厂法》关于童工教育有关规定的研究，马克思指出，“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6]；针对大工业生产的本质特征以及工人子弟的实际生活状况，马克思提出普遍禁止童工既与大工业的存在及本性不相容，又使劳工教育的实施失去了基础，马克思据此提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更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所有这些都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崭新的原则基础上来谈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

在《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的最后部分，克鲁普斯卡娅还系统分析了19世纪末欧洲所存在的大量的读书学校的状况。她以日内瓦一所模范国民学校为例，向人们展示了读书学校如何使学生个性及教师个性受到双重压抑的情形。接受此类读书学校教育的学生不能简明扼要地表达最简单的思想，毫无观察能力及独立思考能力，不能根据最简单的实验得出结论。导致这一时期读书学校大量存在的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科学的工艺学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这时的工业生产对具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缩小了，而对无技能要求的劳动的需要却增加了。但是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以初步改观。克鲁普斯卡娅详述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进步如何导致社会生产对工人从业知识技能要求提高的情况。克鲁普斯卡娅利用科恩基、卡敏尔等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借助法国社会主义者拉法格的研究成果，认真分析了手工业学校取代学徒制的必然性，职业教育随着科技发展逐步改变性质的必然性，并以美国和德国为例说明工业发达国家如何为职业教育的普及而大力兴办劳动学校。克鲁普斯卡娅对这类劳动学校评价颇高，认为从读书学校到劳动学校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适应了生产发展与科技进步对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

克鲁普斯卡娅在《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中，对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思想的渊源、沿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明确肯定劳动教育的积极意义，坚持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综合技术教育，所有这些为无产阶级厘定教育方针、吸取教育历史遗产提供了理论启明灯式的指导作用。

三、论学前教育

出于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事业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高度责任感，克鲁普斯卡娅对学前教育问题表现出一贯的重视，参与大量的学前教育实践活动，并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撰写了一系列学前教育著作，如《妇女与儿童教育》《学前教育》《论儿童的学前教育》《论学前儿童的玩具》《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等。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等一系列论文和报告中，克鲁普斯卡娅也就学前教育的主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十月革命前，克鲁普斯卡娅即参与了为工人阶级子女争取受教育权利的斗争。她在《妇女与儿童教育》（《女工》一书摘录）中，对沙俄时代劳动人民子女缺乏必要学前教育的状况进行了描绘。女工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很好地教育自己的子女。女工们没有时间、没有钱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即便是吃饱、穿暖、不打赤脚这样最基本的条件，女工们也往往很难保证。克鲁普斯卡娅指出，造成这种不公平现状的最根本因素在于社会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即只有“在未来的学校里，学生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们在校期间将要养成从事生产劳动的习惯，而更主要的是，这种学校不仅教儿童学习，还要发展儿童的各种能力（智力和体力），把他们培养成有益于人、精力充沛的公民”。[7]

十月革命后，克鲁普斯卡娅在新形势下全面论述了学前教育的作用。她认为，一个人童年时期生活和接受教育的情况对其未来一生的发展往往有着重要作用，主张把儿童在相当多的时间内交给学前教育机构接受教育，主张“这种学校应尽一切可能搞好年青一代的身体健康……学校应该从儿童的幼年开始就增强和发展他们的外部感觉：视觉，听觉，触觉等，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器官”。[8]考虑到大多数居民的家庭环境难以较好地促进儿童外部感觉的发展及儿童的创造力，克鲁普斯卡娅主张开办足够数量的幼儿园。为更好地开展学前教育工作，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包括幼儿园在内的一系列托幼机构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各自的具体职责范围。学前教育机构欲实现培养儿童充分、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纳入整个教育体系的范围去考虑，即把自己的工作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一部分。这个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便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组织的社会本能，具有严正的、成熟的世界观，能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彩而又愉快欢乐的生活。”[9]只有这样，学前教育工作者才能对本职工作充满自豪感，才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学龄前儿童的培育工作中，也才能更好地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了解儿童。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学前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在较大程度上把工人和农民从照顾抚育儿童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