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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世纪的政治潮流与教育（第1页）

第二节20世纪的政治潮流与教育

在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经历了各种尖锐复杂的政治动**。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进程带来了巨大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较量，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集团的斗争，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抗争，资本主义国家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争取和平、民主与发展权利的运动，等等，构成了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深刻地影响着近一百年来世界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与教育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开创了争取解放的先例，提供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还使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变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变革的同时，把文化革命特别是扫除文盲和实施平等的普及教育作为首批最重要的任务。1918年10月颁布的《统一劳动学校规程》，不仅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学校勾画了第一幅蓝图，而且在教育史上第一次宣告必须对旧学校进行根本改造，建立一种真正能够接受全体儿童的民主的、平等的、普及的和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列宁在1920年还强调指出，改造旧学校决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旧学校，而是应当从这种学校里吸取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东西，并将其作为创造真正的共产主义文化的基础。

在苏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学校教育体系的建立，许多教育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于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同时，致力于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教育思想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构建了所谓苏维埃教育学。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重要成果的组成部分。苏联这种教育思想理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力图揭示教育和教学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探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的基本特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必须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综合技术教育等一系列重大的教育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论述。这不仅为苏联制定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实施一系列教育改革提供了教育理论依据，而且在世界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开创了新的篇章。

苏联国民教育制度鲜明的人民性、民主性和社会主义方向性，各级学校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无不令世人瞩目。苏联许多杰出的教育活动家和理论家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和创建与发展苏维埃教育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思想理论，受到世界教育界的重视，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另一重大事件。尽管这些国家在传统和具体社会经济条件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但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的和社会的根本变革。作为社会大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国民教育制度以及教育教学思想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对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极端反民主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对各种反动的教育思想理论（包括法西斯主义教育）开展了广泛的批判，强调以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的知识为基础革新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中有些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发生了重大转折，但作为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所建立的民主教育制度，在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学思想等方面所进行的许多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研究与论述，对丰富和促进20世纪下半期世界教育思想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发展，是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它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探索及其成就，对20世纪世界教育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西方国家的民主运动与教育

近一百年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和社会改革，是20世纪世界教育发展和演进的另一重要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矛盾，引发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革命运动。1918年，德国爆发了以无产阶级为主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德国君主专制统治，成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魏玛共和国。1919年7月颁布的《魏玛宪法》规定了一些实质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在教育方面，把建立统一学校、实现教育的统一性、扩大教师在学校工作中的参与等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教育思想，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所推行的某些教育民主化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等国，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爆发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这些运动和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各国社会和教育的改革，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包括教育民主化思想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时期，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在所容许的范围内，采取了若干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并努力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走向完善。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提高劳动者文化水平和培养资产阶级所需人才的需要，为了调整社会阶级关系，为了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进行某些社会改革的同时，也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给予了较大的关注，甚至对教育怀有极大的抱负。一些教育家不仅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而且进行了大量有关教育革新的实践和实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各种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在欧美一时极为活跃，如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西欧新教育思潮和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这时流传极为广泛。这些教育思潮，实际上都是力图借助教育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为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而探求教育良策。应该说，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西方教育思想是充满抱负的，是乐观主义的。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主要是美国）及其教育的考察和分析，力图说明教育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期望通过改革教育来改良社会，完善民主制度，使个人得到自由发展。尽管杜威所理想的民主主义，本质上是希图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但他对旧时不民主的教育的许多批评，仍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因而受到了全世界的民主主义教育家的重视，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教育思想的主要倾向。

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猛烈冲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使欧美各国在政治上也陷于危机。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为摆脱危机纷纷采取不同的对策和措施。英、美等国则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端的修补来缓和矛盾和危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适应，一些教育家也对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进行了反思。他们之中有些人强调传统教育的优越性，主张通过所谓“新传统教育”来解决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另一些人则立足于强化教育对改造社会的功能，提出所谓“改造主义”的教育理论，期望通过这种教育来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困境。而在日本和德国，则由于军国主义和纳粹势力乘机兴起，建立法西斯专政，并企图通过严厉打击和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发动侵略战争来摆脱危机。与此相应地便在日本和德国建立了一套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使教育成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和侵略扩张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接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其广大人民更是深受其害。第二次世界大战虽以法西斯的灭亡而告终，但给人类历史带来了一次空前的浩劫。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大大鼓舞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硕果而建立的联合国及其宪章，不仅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战后世界各国的社会和教育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7年提出讨论的《世界人权宣言》，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对教育权利做了明确阐述，其中第二十六条写道：“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权。教育应属免费，至少初级及基本教育应然。初级教育应属强迫性质。技术与职业教育应广为设立。高等教育应予人人平等机会，以成绩为准。”“教育之目标在于充分发展人格，加强对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之教育，有优先抉择之权。”[7]当然，教育权利之真正充分实现，取决于一个国家人人都能享受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件。但《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地将受教育的权利视为一种人权，并对其进行了基本的认定，这对推动各国教育的民主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为推动各国教育民主化的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取缔教育歧视公约》（AgainstDisatioion），并得到77个国家的批准。这项公约责成成员国制定促进机会均等和平等待遇的教育政策。在必要时，国家应通过立法以确保教育机构在接受学生方面及在学生待遇方面，不存在任何歧视。这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人民对受教育权利的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又急剧尖锐起来。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各国的工人运动，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美国和法国的反越战运动、大学生运动等，风起云涌。这些运动迫使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一些社会改革措施，包括完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提出了一些教育改革计划。

尽管战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改革计划存在许多差异，但都基于经济的和政治的需要，突出了两种基本的教育观念：一种是所谓的自由教育观，强**育机会均等和人的自由发展；另一种是所谓的教育的经济主义，强**育是人力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工具。就前一种教育观念来说，几乎各国都许诺扩大教育制度的民主化，不仅在原法西斯专政的日本、德国、意大利掀起了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浪潮，而且在英、美、法等国，也把教育民主化作为战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些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随着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消除教育上的种族、阶级、性别歧视，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一直成为社会的热点之一。“教育是一项人权”“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等口号满天飞。各国政府也颁布了一些教育法案，力图通过某些教育改革措施来促进教育民主化的进展。

但是，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教育民主化的观念也在深化和扩展，所谓“教育机会均等”的含义也在更新。“入学机会”“教育成就”“教育收益率”“教育参与”等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对教育民主化问题的热烈讨论，并涉及一些有关的教育改革措施。

例如，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就将教育民主化视为大众教育，视为每个人在各级学校的入学和所有教育资金的使用上都有均等的机会。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在总结其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却依据教育民主化原则，提出了以下三项主要目标。

使每个人都受到符合其不同需要的高质量教育，不论其信仰、社会出身、文化程度、社会环境、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智力水平。

使每个人都可以在最适合其能力、爱好和兴趣的范围内继续学习，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因而可以利用有助于他得到充分发展的一切因素。

使所有的青年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同时尽可能地为成年人提供进修机会。[8]

在美国，1972年曾发表科尔曼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报告：《论教育机会均等》。该报告认为，儿童所处的环境差别，尤其来自他们家庭方面的差别，对个人的教育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儿童在发展中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他们学业得以成功的首要因素。这种观点显然否定或忽视了由于教育不平等所造成儿童学业成功上的差别，因而受到众多批评。不过，由科尔曼报告引起的一些探讨也引发了一种观点，即认为，实际上，在美国社会里只有努力解决各社群之间在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差别，“机会均等”、教育民主化的问题才会有意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教育一直是美国社会最受关心的问题，一则因为在“冷战”中教育被视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卫士和根本，二则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教育被视为社会改革的动力。而从1970年起，教育系统面临着更为尖锐的各种问题，以至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

其实，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发展，都类似上述美国的情况，深受国际斗争、国内民族民主运动以及社会改革所驱动。而且，许多教育问题一直处于探索和争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