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三对承认的需求（第2页）

这并不表明我们必须属于一个共同的政治社会；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识别外人。它本身也不表明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处的政治社会看得很重。我们需要填入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论证可以如何进行：如何使发展和培养我们之间价值的共性变得很重要，关键性的方式之一，就是共享一个参与式的政治生活。

怎么处理我们的关系？我们能将它们看作是满足我们的工具，进而看作是基本上暂时性的吗？这里的回答要容易些。如果它们也将形成我们的同一性，答案当然是不。如果这些强烈的自我探索关系将是形成同一性的，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暂时性的——尽管它们事实上，唉，可以破裂——它们也不可能只是工具性的。同一性事实上的确在变化，但是，我们将它们构成为一个已经过了一段生活并将完成整个生活的人的同一性。我并不为“1991年的我”定义一个同一性，而是试图将意义赋予我已经经历了的生活和我将以之为基础进一步计划的生活。原则上，我的那些定义同一性的关系，不能预先被当作可有可无的和注定压迫性的。如果我的自我探索以这种系列进行，并在原则上利用临时关系，那么，我在探索的不是我的同一性，而是某种形式的享乐。

依照本真性理想，仅仅具有工具性关系似乎是以自愚的方式行动。认为一个人可以以这种方式追求自我实现，似乎是一个错觉，就有点像是认为，一个人无须承认一个超越选择的重要意义视野，就能够选择自己。

无论如何，这就是这个非常粗略的论证所要表明的内容。我不能说我已经在这里确立了有力的结论，但我希望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以表明，理性论证的范围比我们常常设想的要宽广得多，因此，这种对同一性源泉的探讨是有意义的。

节选自［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程炼译。

[1]我在《自我的根源》第15章中已经详细讨论了这个学说的发展及其与洛克理论的对立关系，弗兰西斯·哈起逊（FrancisHut）利用沙甫慈伯利伯爵的著作在自己的作品中首次提出并发展了这个学说。

[2]“心中既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单凭感觉就足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就可以自称为幸福，而这不是一种人们从生活乐趣中取得的不完全的、可怜的、相对的幸福，而是一种在心灵中不会留下空虚之感的充分的、完全的、圆满的幸福。”卢梭：《漫步遐想录》之“漫步之五”，载于《全集》，第1卷（巴黎：Gallimard，1959），1047页。

[3]赫尔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仿佛能把自己的各种感受协调起来的尺度”。《历史哲学的观念》，载于《赫尔德全集》中的第13卷，291页，伯纳德·苏芬编（柏林：Weidmann，1877—1913）。

[4]我在《解释与实践理性》中详细发挥了这种道德推理观，该文收在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的《更广泛的工作论文WP72》（赫尔辛基，1989）中。

[5]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4）。

[6]M。M。巴克亭和使用了其作品的那些人已经探讨了这种内部的对话性。见巴克亭的著作，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也见迈克尔·霍尔奎斯特和凯特琳娜·克拉克：《米凯尔·巴克亭》（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和詹姆斯·沃希：《心之声》（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

[7]关于这个在我们现存对话者之外的“超级讲话者”的概念，见巴克亭：《语言学、语文学和人文科学中的文本问题》，载于卡里尔·爱默生和迈克尔·霍尔奎斯特编辑的《言语游戏及其他后期论文》（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6），126页。

[8]“如果一个人具有任何可容忍量的常识和经验，他自己展示的其存在的模式就是最好的，这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最好的，而是因为它是他自己的模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三篇论文》（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83页。

[9]罗·贝拉等在《心之习性》中有力地提出了这个观点。

[10]盖尔·西黑（GailSheehy）：《漂流者：成人生活的可预见危机》（纽约：Bantam书局，1976），第364、第513页。

[11]罗·贝拉等。请注意在《心之习性》25～26页关于这种个人主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联系。

[12]我在《自我的根源》中，特别是在第13章中，用很大篇幅讨论了当代文化的这种整体转向。

[13]孟德斯鸠，“荣誉的本性在于要求特权与优越”。《论法的精神》，第3卷，第7章。

[14]彼得·伯格（PeterBerger）在其《论荣誉概念的废弃》中有趣地讨论了从“荣誉”到“尊严”的转变的意义，该文收在斯坦利·豪尔沃斯（StanleyHauerwas）和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编的《修正：改变道德哲学中的观点》（Revisions：gPerspeMoralPhilosophy）（圣母城：圣母大学出版社，1983）中，172～181页。

[15]卢梭描述的是最初的聚会。“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愿意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一种价值。最善于歌舞的人、最美的人、最有力的人、最灵巧的人和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爱尊重的人。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巴黎：Granier-Flammarion，1971），210页。

[16]例如，参见《波兰政府》一文中的一段，在那里他描述了古代的全体人民都参与的公共节日，见《社会契约论》（巴黎：Garnier，1962），345页；也参见《就社戏致达伦贝尔》（同上书，224～225页）中的对应段落。关键的原则是表演者与观众之间不应有任何分工，所有人应被所有人观看。“到底这些社戏的目的是什么呢？人们在其中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说的话，什么也没有。……将观众投入到表演中，使他们自己也成为演员，结果是，每个人都在其他人眼中得到尊重和爱戴，从而所有人都能够更好地团结在一起。”

[17]见《精神现象学》，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