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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国民教育思想（第2页）

三、国民教育论

作为一位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最关注的问题莫过于经济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生的财富积累问题。斯密认为，社会财富源于劳动；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不单单源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而更重要的取决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斯密在撰写、出版其成名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时，英国资本主义正处在成长上升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还在事实上饱受封建制度残余及盛极一时的重商主义限制政策的束缚，客观上迫切需要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辩护。英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所表述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学说正承担了这一辩护职责。

就其基本经济立场来说，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国家或社会组织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设置任何形式的障碍或束缚。不过，这一立场又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国家必须明确自己在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应承担的基本职能。关于国家的职能，斯密提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君主的义务，首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15]，因而，应承担国防费用。国家对于国防军备的设施，一般采取这样两种策略：一是以一种极严厉的法令，实施强迫军事训练。凡是处于兵役年龄内的一切市民，或其中的一定人数，不管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务必在一定程度上与兵士的职业结合起来进行；二是维护并雇用一部分公民，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独立。若采取第一种兵役策略，则这个国家的兵力就是民兵，军事训练只是临时性工作；而假若采取第二种兵役策略，则这个国家的兵力就是常备军，国家须向其提供生活费或军饷。

第二，君主或国家的第二项职能在于“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16]，即须为设立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提供经费。不过，这类费用往往因社会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而表现出差异。

第三，君主或国家的第三项职能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往往给社会带来利益，但其性质又决定了这类机关和工程难以期望由个人或少数人来维持。社会中那些为方便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即属于此类工程。

在经费开支上，斯密主张针对社会各阶层从国家承担的不同职能中的获益情形的不同而遵循不同的经费开支原则。国家防务及安全关系到全体国民的切身利益，其费用自当由全社会来负担；为保护个人安全的司法费用，则从法院诉讼费及手续费中支出；至于为方便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保护特殊商业的费用可由受益的工商业者负担；而关于创设青年教育设施及公共教育设施的费用则由受教育者和教会负担。

如果说斯密的以上论述主要是从国家承担的社会职能为国家所应承担的教育职责及教育职能的论述做铺垫的话，那么接下来斯密则主要是从社会分工出发详细论述国民教育实施的必要性。

对于分工，斯密极言其经济意义。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7]具体来说，社会分工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显现出这样三个方面的经济意义：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斯密的这些认识主要源于他对工场手工业生产时代的生产技术发展原因考察的结果。人类出于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天性倾向，一种为人类所具有、所特有的倾向，进行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促成“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状况的出现。分工所追求或实现的结果是“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18]

从斯密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分工，一共有两种类型：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这两种类型的分工在促使经济进步、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还对人的发展尤其是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伤害。斯密肯定性地提出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形成依赖其日常职业。如果一个人一生的劳动仅仅局限于少量的、简单的操作，那么他将永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逐步丧失努力思考的习惯，最终蜕变为愚蠢无知的人。其结果是“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作适当的判断。至于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认不了的”[19]。

由此观之，个人基于分工而对自己从事职业所需掌握的技巧的熟练，实在是以牺牲他的智能、交际能力、尚武品德为代价而取得的。为国家发展及长治久安计，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以避免大多数人民陷入这种可怖的智力颓废状态。而广泛开展实施国民教育运动便是国家可以采取的旨在发挥国民多方面智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具体来说，斯密认为国家应在下述几方面承担起实施国民教肓的职责：

重视普通人民的教育。对于不同社会中一般民众的智力发展状况，斯密进行了对比与分析。他认为，在猎人社会、牧人社会以及农夫社会中，普通社会成员所从事的职业种类十分繁杂，个人不得不竭尽全力来克服工作中所出现的困难，以至于发明创造层见叠出，个人的心理总是处于活跃奋发的状态，无须国家施教以免其陷于智力荒废状态。而在文明社会中，普通人民终其一生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时间。幼年时期，双亲几乎无力养育他们，难以为其提供适时的教育。就业后所从事的职业大都单调乏味，无须运用多少智力，个人心智发展遂面临陷入荒废的危险境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产阶层子弟往往在十八九岁之后才从事他们赖以扬名的特定职业。此前，他们拥有极为宽裕的时间和良好的条件来掌握那些博得世人仰慕或尊敬的一切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有产阶层子弟日后所从事的职业几乎全部是极其复杂的，基本上是用手的时候少，用脑的时候多。即便此时，他们仍有充沛的空闲时间“来对他们在早年已打有相当基础，或已养成多少嗜好的各种有用的或作为装饰用的知识作进一步的钻研，从而完全掌握”[20]。

基于上述一般民众与有产阶层子弟在接受教育方面所存在的实际差异，斯密主张“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21]。

在教育内容上，一般普通民众所应接受的最重要的教育是诵读、书写及算术。而此类教育对大部分民众来说是不难达到适应职业要求的程度的。事实上，他们往往在从事具体职业之前拥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诵读、书写及算术课程。国家的职责在于拨付极少量的费用，使全体人民得受教育之便利，并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获得这种最基本的教育。[22]

为实现这一国民教育的培养目标，斯密主张国家须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实施儿童教育的小学校，在学习费用的确定上应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即务必使得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执教于这类学校的教师的报酬，国家只应负担一部分。如果全部由国家负担，则教师的教学工作便很容易陷入懈怠和懒惰。根据英国的现实情况，斯密提出小学校的教学内容务求实用，应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假使这些小学校所教的儿童读物，比现在普通所用的，更有教育意义一点；假使普通人民的儿童有时在学校学习的但于他们全无用处的一知半解的拉丁语取消不教，而代以几何学及机械学的初步知识，那么，这一阶级人民的文化教育，也许就会达到所可能达到的最完善程度。”[23]此外，对于那些学业优良、但家庭贫困的儿童，斯密主张由国家以提供小奖赏或授予小荣誉奖章的形式来鼓励其完成小学教育的学习任务。

斯密的国民教育思想中较有特色的部分，是其对国家强制性地开展国民教育的认识。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之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如此一来，国家便可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部分的教育。

斯密的这一认识源于他对希腊、罗马共和国时期教育的考察与分析。为维持国民的尚武精神，希腊、罗马共和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强制性要求人民接受军事及体操训练。国家设立公共体育馆或演武场以供国民训练之用。对学习成绩优秀的青年，给予一定的奖赏。

对于国民教育中的尚武精神，斯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各个社会的安全，总多少依赖于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24]倘若全体国民尚武精神强烈，尚武意识浓厚，那么，一旦遇有战事发生，便可御敌于国门之外，并可在国内出现有违宪政的事件时，及时且富有成效地制止。为此目的，斯密主张教育改进与军事训练所需费用便须由国家负担。否则，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便可能日渐松懈与衰退。军事训练与教育不仅仅表现出关乎国家安全与人民生活安定的现实价值，而且还关系到个人的人性是否能得到和谐完美的发展。因为倘若一个人不能保护自己或具备复仇的能力，那么他便缺乏了人类资性中最重要的部分。精神方面的残废与畸形是一种最严重的肢体毁损，由于“苦乐的感觉，全生于心，其受影响于肉体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残废或完全的少，而受影响于精神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残废或完全的多”[25]。

智力的荒废与智能的缺陷是全部人性中最为可怕的残废与畸形，它将使人民的理解力失去作用，从而沦为一种大愚蠢。执政者须对这类残废与畸形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即便是国家从下级人民的教育那儿得不到任何利益，国家仍需对这一部分教育高度注意，避免使下级人民陷入疏于教育的状态。事实上，国家绝不可能从下级人民的教育那儿得不到任何收益。对一个国家而言，头脑中充满了狂热和迷信的无知的国民，往往是最可怕的社会动乱的根源。而有知识的人较不易于受到无知与迷信的侵袭。他们更知礼节，更守秩序。“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人民倾向于不轻率地、不任性地判断政府的行动，对政府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26]

18世纪英国教育的发展在继承此前教育发展传统的同时，还强烈表现出这一时期所特有的色彩。18世纪初期，英国教育领域较多地体现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所承袭的传统势力的影响，但教育领域中还激**着源于饱受英国光荣革命洗礼的充满**与理性教育改革的思潮。为避免遭受英国保王党势力的冲击与破坏，培根的信徒及清教徒思想家们遂移居传统势力影响较小的地区兴办学校，并发展成为英国教育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洛克的教育观念与思想以经验哲学与心理学为基础，成为那个时代众多教育改革家所凭依的法宝，并直接成为启蒙运动时代强**育的社会作用的理论启示。

洛克等人的思想并未在18世纪前期英国的教育领域获得任何直接迅速的反应，然而，另外一种代表教育的世俗的、实用的、国家资助的教育浪潮却日渐高涨。这一浪潮在英格兰中部、北部以及英格兰其他工业化及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不断涌现。这一呼声获得了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及一些文化学术团体的响应。伯明翰的月社成为科学家、工艺家与工业家集会的场所。位于曼彻斯特的莱特与菲尔社也致力于此项工作。当然，这类团体及当时社会上热衷教育的人士大都主张为中等阶层提供一种较为实用的教育，只有极少数的人主张提供一种由国家支持、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斯密是其中的一员。斯密主张国家支持教育的扩展，而且这种扩展应遍及全体民众。就此意义上而言，斯密的主张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精髓与真谛。不过，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斯密在论述此类教育普及问题时最感兴趣的是把教育作为保护社会等级地位、免于造成财产损害并减少社会犯罪的工具。他的全部逻辑是：人民缺乏教育及陷入无知的境地，往往导致错误的见解及盲目的行动；工厂工作的分工是工业化赖以实现的基础，但却导致了智力活动的窒息，为此，在每一社区须设立学校，实施针对性的教育以与专业化的沉闷气氛相对抗。[27]

把斯密的有关国民教育的论述与同一时期其他对国民教育问题发表见解的哲学家或教育家相比较，可以发现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所表述的教育见解与卢梭、拉夏洛泰、爱尔维修的有关主张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论述教育职能及国家承担的教育职责问题时，斯密提出了与拉夏洛泰相同的主张；在关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机制问题的解说中，斯密著作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现出“自由天赋学说”的光芒；在论述个人品性的形成问题时，斯密则达到了爱尔维修性格形成学说的高度。我们很难准确界定斯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同一时期其他学者的影响，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斯密有关国民教育问题的论述达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