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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18世纪美国的国民教育思想（第2页）

二、华盛顿的联邦主义教育思想

（一）联邦主义政治哲学和国家教育问题的争论

《联邦党人文集》的中心论点是阐明需要建立中央集权的强大的联邦政府，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繁荣，同时也保护城市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53]联邦主义的这种观点无疑给当时的教育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加强联邦政府的教育管理，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等观点与之互相呼应。华盛顿联邦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联邦政府的“国立大学”计划，正是这种观点的回应。

联邦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显然是联邦主义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著名的联邦主义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on，1757—1804）。他在1787年10月至1788年5月这段时间里，与麦迪逊（JamesMadison）、杰伊（J。Jay）共同以笔名“Publius”在纽约的报刊上发表了85篇论文（其中他写了51篇），竭力宣传联邦制的优越性。这些文章在1788年春以《联邦主义者》（TheFederalist）为书名分为两卷出版。独立战争结束后，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展开了邦联制和联邦制之争，即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之争。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政治家主张邦联制，要求各州享有相当充分的自主权和独立地位，把美国理解为只是一个由各州联合而成的颇为松散的邦联国家。而以华盛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政治家提出联邦制，要求限制各州的权力，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使美国成为一个比较紧密的、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汉密尔顿指出：“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法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54]汉密尔顿从联邦与政治利益角度论证联邦政府必须拥有充分的权力，才能彻底执行其职能，完成人民委托给它的任务。在联邦政府应当完成的各种职能中，首先是保卫国家，维护国内的和平与安宁，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为此必须拥有大量的资金，因此征收税款是联邦政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权力，联邦政府可直接与人民打交道。联邦政府要达到的目标是无限的，它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权力也是无限的。总之，在汉密尔顿看来，联邦政府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这就需要联邦政府充分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特别是自己的财政大权，积极支持全国工商业的发展，使工商业主获得实际利益而积极支持联邦政府的各项措施，达到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密切结合，使联邦政府建立在财力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

尽管我们在《联邦主义者》中没有看到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对教育问题的阐述，但这种联邦主义的政治哲学也间接地反映在当时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上。1787年的《美国博物馆》（AmeriMuseum）刊载了本杰明·拉什（BenjaminRush）的文章《致美国人民》。在此文章中，为了加强联邦政府的力量，曾提出设置联邦大学的建议。次年，他又撰写了《联邦大学规划》。他强调政治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文化和教育作为手段，他要求建立国立大学和实施免费教育。他说：“人们造成共和国的机器，我认为是可能的。”[55]他提倡培育美国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品质，尤其是美国国家意识。之后，麦迪逊也曾向制宪会议提议，国会有权设置国立大学，但提案未获通过。而华盛顿的“国立大学”计划体现了联邦主义政治哲学的运用。

与政治体制争论相类似的教育问题的争论要属美国哲学会在1795年举办论文竞赛所激起的教育问题的论战为最典型。这次征文的题目是《如何建立切合合众国政府主旨的教育体制和教学体制》。征文结果中，两位年轻的学者塞缪尔·H。斯密（SamuelH。Smith）和塞缪尔·诺克斯（SamuelKnox）分别获得征文第一名和第二名。斯密在1798年撰写了《教育评论》（Remarksoion）；诺克斯在1799年撰写了《自由教育的理想体制》（AheBestSystemofLiberalEdu）。塞缪尔·H。斯密是革命期间最年轻的教育改革宣传家，1785年，他15岁时就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曾担任多年的《国家情报》（NationalIntelligence）的编辑。他根据自己提出的教育目标——美德、智慧和幸福，制定了国家教育的原则：“监督，甚至强迫儿童受教育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从最高利益上考虑，教育要独立并超越于父母的权力。他指出的公共教育的原则如下：“（1）教育期限从5～18岁；（2）每一位男孩毫无例外地受教育；（3）区的教师严于职守，不把孩子送给教师教导之父母应受法律惩罚；（4）不愿让自己孩子在规定的教育制度内受教育之父承担按公共教育制度规定的要求教育孩子；（5）教育经费的来源是按公共的财产比例分配；（6）教育制度由初等学校、中学和大学组成。”[56]斯密还提议建立一个“全国文理科十四人委员会”，监督自上而下的国家教育制度，职责包括选择所有学校的教材。

塞缪尔·诺克斯毕业于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他强调革命时期的三个主要目标：公共福利、公民自由和平等。他主张全国公立学校中心制，即所谓公共教育为“全面的、普及的、一致的国家教育体制”。诺克斯制订了那个时代比较完备的教育计划：建立最高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形成一个公共教育阶梯形的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包括四年制的初等学校（8～12岁）；县中等文实学校（tyAcademies）（12～15岁），这是严格的学院预备寄宿学校，专修拉丁文、希腊文；每一个州建立一所学院，进行传统文科教育，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他特别指出，穷人孩子受教育，可以念完初等学校，然后经挑选进入文实中学和州学院，享受公共教育费用。诺克斯提出“一体化教育计划”，“不仅可培养和谐的情感，协调的行为和举止，而且可以培养共和国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57]

（二）华盛顿的联邦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乔治·华盛顿（GeeWashington，1732—1799）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军事统帅，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由于他在政治哲学上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共和制的中央政府，他也属于联邦主义者，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带有很强的联邦主义特征。最重要的是，他主张建立国立大学。知识的传播、教育的发展价值以及教育在美国文化同一性形成中的作用认识是其主要内容。

1。国立大学计划与知识的传播

从政治观点上说，华盛顿主张共和政体。当联邦主义者把注意力聚焦在建立一个更强大、更集中的国家政权的问题上时，他却把视线落在教育的作用上。他的“国立大学”计划的最早提出是在1790年1月8日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他念念不忘的是创建一所在联邦政府资助下的国立大学，通过高深的科学和文学的教育塑造理性的公民和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华盛顿在1790年1月8日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提出了“筹建新的国立大学”的建议。其目的在于大力促进科学和文学的发展。他说：“我也同样相信，诸位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即两院应该大力促进科学和文学的发展。”[58]他认为知识是公众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他看到了共和国公民对政治制度的敏感性和领悟力。

华盛顿对初等或中等教育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强调广泛普及知识的价值。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社会舆论可以直接对政府措施作出反应。”[59]因此相应的知识水平是必不可少的。华盛顿把知识提高到可以维护自由宪法的认识水平，其言卓尔不凡。同时他认为：“知识可以使那些受托担任政府职务的人懂得，政府的每一重要目的都会得到民众通情达理的信任；它可以使民众理解并珍视他们的权利；使他们能预见到并预防这些权力可能遭受侵犯；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压迫，什么是必须行使的合法权威；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由于不顾他们的困难而加给他们的负担，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带来的负担；使他们分清，什么是自由精神，什么是无法无天；使他们懂得珍视前者，避免后者，联合起来，尊重法律的不可违犯性，并保持警惕，防止人们犯法。”[60]实际上，华盛顿规定了在民主社会与共和制国家中公民是一个有政治理性的人。知识可以使政府领导者得到公民的信赖，可以履行公民的政治权力，因为权力来自于人民，可以履行公民的社会职责，可以遵守国家法律。在华盛顿的教育思想中，公民是符合政治标准的理性的人。所以他提出：“通过资助现有的学院、筹建新的国立大学，或者其他有效办法，能很好地促使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须由立法机关作为一项议题予以慎重考虑。”[61]

1795年1月28日，华盛顿在“致联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长官”的信中再次谈及在华盛顿建立一所大学的事。他说：“在联邦政府所在地创建一所大学的计划已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62]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究竟以何种方式创办这所重要的学府，应有多大规模，用什么方法使大学计划实现，经费如何解决，目前取得哪些进展”[63]等。

华盛顿在对把青年送往国外接受教育的问题上，曾进行过认真思考，然后使他“深感遗憾”。因为他认为，虽然在出国的青年中有许多并未接受不利于共和国的原则，“但这些热情敏感的青年人，有可能在他们还未了解我国的政治制度之前，便过早地热烈地崇信外国的政治制度，这种可能，我们不应低估”[64]。由此可以看到华盛顿创办国立大学的目的所在，大学教育是让青年认识和熟稔联邦共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度。华盛顿的教育的政治目的清晰可见。

如果说华盛顿在1790年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只是看到知识是塑造政治理性公民的理想目标的途径，在“致联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长官”里，他进一步指出了知识的内容，包括艺术、科学、文学等知识。他说：“我极希望看到制定一项计划，使艺术、科学、文学等课程的讲授达到最高水平，具有欧洲教学的一切优点，并且拥有能获得人文科学知识的一切设施，而这些知识，对使我们的公民在社会或私人生活中能胜任地应付紧急事变，是很必要的。”[65]因此，他提倡普及知识。华盛顿在1796年9月17日的《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说，普及知识并为此设立机构是头等重要的目的。因为“品行和道德是民主政府的必要的源泉”，是一条“对各种自由政府起支配作用”[66]的规则，所以他认为在全民中应普遍提高道德水平，而道德和宗教又是导致政治繁荣的一切倾向和习惯中必不可少的支柱。华盛顿不否认，也不可能否认宗教的道德力量。“没有宗教也可以维持道德，无论什么都比不上完美的教育对具有特殊构造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因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不能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全民道德能普遍提高。”[67]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华盛顿在提倡普及知识的时候，已经规定了公民的道德和宗教品性，而这种品性又是为民主政府服务的。华盛顿比拿破仑更早地认识到狄德罗“大学计划”的重要性，同时反映了这个时期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教育思想的一般特征。华盛顿没有明确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概念，而拿破仑干脆把初等教育排除在外。

2。教育的发展价值

华盛顿在1796年9月1日的《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私函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大学的“眷恋之绪”，并且用非常明确的语言阐明教育对国家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同时他对自己的“计划”的被耽搁表示遗憾。他说：“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另一项认为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主题，却没有提到。我指的是教育。教育是启发和确保我国公民具有正确思想的一种最有效的措施。”实际上，“正确思想”就是指政治涵养。[68]华盛顿终于把教育与国家利益和公民的政治品质联系在一起。华盛顿反复论证“大学”的培养目标，反映出他对新共和国政治人才的渴望。他认为：“建立大学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大学里，“那些有志于从事政治的人不仅接受理论和原则的教育，而且他们自己也能为实际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69]。华盛顿甚至把“大学”建址放在华盛顿首都，赋予政治的意蕴。1790年“演说”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而到了1795年，华盛顿指出大学校址应在联邦政府所在地，因为它具有胜过别的地方的优点，“联邦政府所在地属于中央，其他方面的优点胜过别的地方，理应是建立这所大学的合适地址”[70]。他在1796年给汉密尔顿的私函中直接指明了大学所在地的政治优势。他说：“因为这所学院位于全国政府的所在地，立法机关每半年在那里开会一次，理所当然地要对国家的利益和政治进行讨论。”[71]华盛顿创办大学的政治目标是很明确的。

3。教育与文化的同一性

华盛顿还提出了“大学”具有可以消除新共和国各地的偏见的功能，实质上，他走上了与富兰克林、韦伯斯特等一样的思想道路，即通过教育培养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他说：“在大学里，来自美国各地的青年琢磨有关艺术、科学和文学方面的学问。”他们“聚集于此，会逐渐发现联邦的某一部分并无理由对另一部分存在忌妒和偏见”[72]。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他考虑的重要方面。他在“致联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长官”的信中说：“来自这个正在发展中的共和国各地的青年，聚在一起，彼此交往，互通情况，这将有助于消除因各地情况有异所引起的种种偏见。”[73]实际上华盛顿洞见到了美国早已存在的移民的异质性，因而有必要通过教育，培养一种忠诚于新共和国的同质的公民。我们也可以把他的大学看作“联邦大学”。华盛顿所指的“大学”是否指现代意义的大学，尚待深入研究。因为他指出“消除偏见和隔阂”的大学目的时，谈到了少年时期是建立友谊、形成习惯的最重要时期。他甚至说，整个世纪的一般交往可能抵不上七年亲密交往所起的作用，而且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比人们在年轻时期的亲密交往更有效地根除偏见。他对这些青年还寄予厚望，“在我国进入更先进的阶段时，这些年轻人十有八九会居于前列，为国家出谋划策”[74]。华盛顿于1790年提出建立“国立大学”，是适应新共和国的需要，因为这时的美国已不是1776年的美国，而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一方面培养优良政治品质的公民和培养国家未来的政治人才的需要，促使他孜孜追求“大学”的建立（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已经阐明了这种思想）；另一方面体现了联邦共和政府控制的“大学”的国家权力意志。但即便他“愿将波托马克河航运股券中的50股永久地捐赠给学校”[75]，也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这一愿望。不过，他在1799年12月12日的《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人生最后一封信中谈到要建立一所“国立军事学院”。这所“学院”的计划被国会采纳，并于1802年在纽约州西点成立美国第一所正式的工程教育学院——美国军事学院。华盛顿的这个“大学”计划绝不是一个仅为培养国家政治人才的计划，它暗含着政治权力，即国家教育权。这种理论是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它与1800年杰斐逊着手改组成立一所真正的大学威廉—玛丽学院不一样。另外，它与杰斐逊在1819年76岁高龄的时候当选为校长的弗吉尼亚大学也不一样。

三、韦伯斯特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

韦伯斯特（er，1758—1843）于1758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西哈特福。他一生当过教师，任过律师，在独立战争时期曾服过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建过学校。不过，他之所以让后人敬仰，是因为他被人称为“美国文法和辞典之父”，体现民族主义最重要的要素的语言成为韦伯斯特最关注的领域。教育是民族联合的纽带观念，在美国建国时期众多思想家的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诺克斯认为民族（national）教育是把来自于欧洲不同背景、根源的人联合成为美国人的唯一途径。本杰明·拉什敦促民族教育不仅要获得社会的同质性，而且产生与共和国路线一致的政治同质性，像法国人已经努力争取的一样。虽然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晚于法国，但诺亚·韦伯斯特成功地唤醒了美国人对他们教育民族化的需求。他是通过编纂美语词典来传达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他把民族主义描写为“在美国为使用英语学校而设计的教育方法”。他宣称：“我们的民族荣耀需要我们拥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和政府体系……另外，一种民族语言是民族联合的凝聚力。”[76]韦伯斯特竭力反对把美国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的做法。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确立美国政治的“独立”原则。政治的独立，相应地在文化方面也应从英国宗主国的羽翼下独立起来。这是美国建国后摆在共和国缔造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繁重的任务。在完成这项任务过程中，在建国时期的众多伟人中作出卓著功勋的要属诺亚·韦伯斯特。

实际上，韦伯斯特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符合当时民族主义思潮的。托马斯·潘恩在和平后的第一部著作里写道：“当我听到人家对于合众国——我自由和安全的伟大保障——稍有微词之后，就感到我自己受到了伤害……我们在合众国的公民身份，是我们的民族特性，而我们在某一州的公民身份，只是我们的地方特色。”[77]华盛顿在1783年宣称：“我不是因为别的特性，而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而闻名于世界各国的。”[78]实际上，在18世纪80年代，康涅狄格州产生了一批出色的年轻人，他们以文学和艺术来讴歌美国，而不仅仅颂扬自己所在的州。例如，约翰·特朗布尔以一系列的历史油画描绘了美国革命的重大事件；乔尔·巴洛尝试写了一部美国史诗《哥伦布的梦想》；杰第迪亚·莫尔斯出版了一部《美国地理》；而韦伯斯特独树一帜地关注了美国的语言问题，他的重要贡献在于编写了用来教美国人的英语课本。

韦伯斯特之所以倾注巨大精力独闯美国语言文化独立的难关，是基于他的政治信念。他认为美国在文化方面的独立是美国在政治上独立的可靠保证。在他的思想中，语言是国家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种为国民所共同认可的国家的语言是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凝聚成为整体的纽带。当《初等学校拼音课本》出版六年之际，他为此书撰写前言时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们的光荣迫使我们在语文方面和政治方面都具有完整的体制。他认为，英国语言不能作为美国语言的模范，因为英国作者已经腐朽，即便英国语言并未走向衰落。所以，“美国要制定具有特点的语言和文学，摆脱欧洲和英国的缰绳的束缚。而且美国人都应操相同的语言，但也要祛除美国各地方不雅的社会惯用语和鄙俗语言”。韦伯斯特在寻求语言文化的途径时认为只有通过学校教育和采用标准课本进行教学，才能实现独立的目标。

韦伯斯特的“民族独立”论的杰出贡献在于开拓了美国独立的语言文化的发展道路。他“以全部热情追求美国语言的纯洁性和统一性”[79]。他于1783年写成《美国拼音读本》或称《初等学校拼音课本》（Webster’sSchoolSpellingBook）。此书是针对当时美国学校普遍使用英国《通用拼音读本》（UniversalSpellingBook）和《英国语文学习指南》（TheheEnglishTongue）而写的。因为这两本书都使用伦敦标准读音和英国常用语言，与美国人民惯用的发音和用法不同。韦伯斯特的这本书印销量极大，以后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读本，截至1837年共售出2400万册，差不多可以与富兰克林的《贫穷的理查德年鉴》相媲美，和潘恩（ThomasPaine）的《常识》（onSense）相匹比。《美国拼音读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拼音教材；第二、三两部分合称《英语文法结构》（GrammatistituteofEnglish），包括文法与读本两部分。韦伯斯特的卓越功绩还在于他以25年的艰难岁月在1825年撰写了《美国英文大辞典》（AmeriDiaryofEnglish），正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北美大陆将定居着一亿讲着同一种语言的人口”。美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整个世界四分之一土地上的人将能像一家人一样，用同一种语言互相沟通和交谈”[80]。为此，韦伯斯特为美国语言文化的独立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美国语言的统一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和普及识字。历史学家布尔斯廷说：“诺亚·韦伯斯特由此沾了不少光。”[81]因为韦伯斯特强调指出，只有创办学校和统一教材，才能消灭口语方面的差别，从而保持美国语言的纯洁性。

韦伯斯特在1785年所著的《美国政治素描》中说，加强美国的政治权威，必须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还需要适合于这种体制的教育，以谋求国民精神的和谐和团结。向全国各阶层的人士普遍传授知识，或提供教育，可以使他们运用知识解放人类自身和抛弃根深蒂固的谬误或偏见，因为这些偏见是国民之间友好的大敌，是激起国民之间分裂的火种。韦伯斯特看到了移民杂居给新共和国带来的潜在威胁，因此他认为培养适应独立政治的思想性格是教育最迫切的任务。他说：“没有比奴隶般地模仿外国人的为人态度、日常语言和种种劣行更加愚蠢可笑了。不顾我们的政府尚处于幼年时期，不顾我们当前尚无能力进行欧洲人那般豪华的享受，而盲然仿效欧洲人的一切，是比任何事物更能暴露美国人的可鄙的向往的，一个美国人所应向往的不是伦敦或巴黎的时尚如何，而是当前形势下对我们更加适用，更使我们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82]韦伯斯特关于与欧洲传统决裂的论述更加尖锐。他说：“美国在将来必须凭它的学术成就的优势而从别的国家中显示出来，正和它目前所显示的，凭借它的政府和教会可以保证人民享有自由一样。”[83]他指出，欧洲已经由于愚昧、贪污和专制而衰落了。欧洲国家的法律已经失效，生活已经奢侈糜烂，文学正趋向衰落，人性趋向卑鄙。韦伯斯特然后说：“对正处在孩提时代的美国来说，如果运用这些衰老国家的现行成训，不啻是把一些陈旧观点印记在含苞待放的花朵之上，不啻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土上播种罪恶的种子。美国的光荣正在岁月和充满希冀的环境中开始展翅翱翔。”[84]当然，韦伯斯特并不否认旧世界的经验，但他告诫说：“一旦不加区别地接受欧洲的关于政府的观念、社会的风俗和文学的意趣，并且以它们作为我们建立社会体制的基础，那么过不多久将会洞察到一座坚实而堂皇的大厦是不能建筑在过时的虚饰的支柱上面。”[85]韦伯斯特振臂高呼：“粉碎你们精神上的铁锁链，要能独立而思而行。”“你们做愚昧孩童的年代很久了，曾长期被那种傲慢的家长所控制和奴役。如今，你们有了自己应增加和保护的利益了，你们已经有了凭着你们的努力去振兴和支持的国家了，你们也有可借助你们的智慧和品德而能建立的国格了。”而耶鲁学院院长埃兹拉·斯泰尔斯则赞扬美国是“上升到光辉和荣誉境界的合众国”。所以霍夫施塔特评论说：“韦伯斯特总的说来满足于依循先辈们的保守共和主义，这就使他以美国国家主义的半官方狂热发言人的形象鲜明地留在人们记忆中。”韦伯斯特在教育上的主张却鲜明地体现了共和国的“独立”原则。

韦伯斯特在179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美国的青年人教育》的论文。全篇贯穿了教育与道德、教育与国家休戚相关的主题思想。他说：“我国宪法尚未牢固确立，国民性格尚未塑造成功，这是公共教育制度要完成的宏伟目标。这种制度，不但传播科学知识，而且应在美国青年一代的头脑中牢固树立德行和自由的思想，以公平和自由的政治思想激励他们，以对自由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依恋感情勉励他们。”[87]也就是说，应当利用教育不仅普及科学知识，而且在美国青年的心灵之中，树立道德和自由的原则，鼓励美国青年养成正义感和对政府的忠诚品质，使他们效忠于祖国。为了实现美利坚国民性的优美和和谐，要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一定要抛掉欧洲人陈腐的价值观、做人的态度和传统观念。他大声疾呼：“美国人！要打断你们心头上的锁链！要像独立国家的国民那样言行！”“你们做屈从傲慢的父母所控制和爱好的婴孩，已经为时太久了！如今你们已经有了增进和保卫你们自己的爱好的条件了。你们已经有个新国家需要依靠你们的努力来提高和支持了！已经有了国民性需要依靠你们的智慧和品德来建设和扩大了。为了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就必须制定高瞻远瞩的政策，并且把这种政策建立在一种广泛的教育体制之上。”[88]他还认为这种教育制度应当是至高无上的立法机关的事业。他说：“教育应当是立法机关的首要任务，不仅要建立公立学校制度，而且要以最杰出的教师来武装学校，因为建立和采取一种维护道德的有效制度（指教育制度——作者注）比以刑事法令纠正道德邪恶的制度要强得多。”[89]韦伯斯特还强调，在美国这个新共和国中，教育要在新生一代的心灵中播下道德和自由的种子，要燃起他们对于祖国的不可分割的依附之情。

令人感兴趣的是，韦伯斯特的民族独立性思想迫使他从广泛意义上来理解教育。他在《美国英文大辞典》中对教育的释义是这样的：“教育是向人们的心中灌输关于艺术、科学、道德、宗教和行为的原则。成功地教育儿童是家长和保护人的最重要职责。”那么如何实施这种教育呢？他说：“一部分要由父母注意和尽职；一部分要靠公开的报章宣扬；一部分要依靠到美国各地旅游，使青年由考察各州、各地的情况来完成他们的文化教育，即由他们观看各地的河流、土壤、人口、建设和商业利益，而且特别留意各地居民的精神和作风、法律和风俗以及设置的机构，从而获得深切的启发和领悟。”[90]显然，在韦伯斯特的理想中，每个儿童都应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政治有所了解。为此，每个儿童都应学会正确地说英语、读英文和写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