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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关于未来教育的构想（第1页）

第三节关于未来教育的构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教条式地预测未来。马克思在其“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之初，于1843年就明确地宣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56]1881年在筹备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时，有人打算在大会上提出一个议题，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他们应采取一些什么政治、经济立法措施，并就此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的回答是：“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57]

19世纪70年代，德国冒出一位“社会改革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名叫杜林。他试图构建所谓“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形式”，涉及面甚广，其中包括“未来学校计划”。恩格斯在评论杜林《哲学教程》一书时，指出：“该书还有一整章描写未来社会或所谓‘自由’社会，其中从经济方面说得极少，却为未来的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拟定好了教学计划。所以，这本书暴露出的庸俗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58]可见，恩格斯把在当时那种社会研究条件下妄谈“未来学校”这件事本身，看成是“庸俗”的表现。

否定教条式地预测未来，不意味着不放眼未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19世纪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59]只是不侈谈未来，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从批判教育的“旧世界”中发现教育的“新世界”呢？

最集中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教育”见解的是：“只要看过罗伯特·欧文的著作，就会确信，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0]

这里所说的“未来教育”，是同“过去教育”“现实教育”相对而论，是大工业生产发展客观需要与在合理社会制度下可能实现的教育。它指的是同大工业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这种同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相对于以往脱离教育的“生产劳动”与脱离生产劳动的“旧教育”，在欧文实践的萌芽中，包括同生产劳动结合的“智育”与“体育”，而在傅立叶的观念中还包括“综合”的技术教育；这种生产劳动与这种教育的结合，既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更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这涉及主要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和“未来教育”的三个基本命题，即：（1）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2）综合技术教育；（3）造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劳动过程历史的具体的考察，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些“天才的预测”变成可靠的理论。

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根源、以普遍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代替片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意代替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参与教育实践的人们确立具体的“教育目的”，而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作为一般价值观，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实践，具有指导的意义。重要的是如实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本意。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共50卷）中，涉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表述，至少有49处之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表述是：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6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指出：“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62]“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3]“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64]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中指出：“（第二个问题：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65]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中指出：“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6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67]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867）中指出：“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68]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中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69]“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对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从头到尾地都有实际体验……”[70]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撇开关于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前提的分析，单就“人的全面发展”概念而论，值得注意的是：

（1）“人的全面发展”命题，作为人类解放的理想，全面地表述为“普遍的”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2）所谓“全面”发展，指的是个人才能的充分发展，个人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其中包括全面的体力与全面的智力），即“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

（3）所谓“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换一种表述（动态的表述）为“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个人。

（4）所谓个人“片面发展”，指的是个人“生产能力的片面发展”；“个人生产能力”的片面发展或全面发展，是同“社会生产能力”的片面发展或全面发展相对而论的。通过这种考察证明：在私有制下，以“个人生产能力”的“片面”发展为代价（同分工与旧的分工的历史必然性相关），使“社会生产能力”获得“全面”发展；“社会生产能力”的全面发展，在合理的制度下，又为“个人生产能力”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前提。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人生产能力全面发展”与“社会生产能力全面发展”互为条件。

（5）“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原以“生产能力”为问题领域，它不涉及人的道德问题（它属于另外的问题领域）。唯其如此，在以上所引各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论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40多处，均未涉及道德问题，无一例外。

二、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人类历史上曾经历过一个教育和生产劳动脱节的漫长阶段（这个阶段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到了近代，教育和生产劳动的关系问题逐步引起注意，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对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探索，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认识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