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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贺拉斯曼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二节贺拉斯·曼的教育思想

美国教育家贺拉斯·曼（Hora，1796—1859）是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他的12份年度报告阐述了公共教育思想，他的努力促进了美国公立学校基础的奠定。对美国的公共教育来说，贺拉斯·曼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而且是一位注重实际的工作者。“因为他提倡教育改革，并努力奠定公立学校教育的基础，因此，他被称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32]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贺拉斯·曼1796年5月4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困。由于他父亲生前是富兰克林镇公共图书馆的司库，他的大部分早期教育来自在那所公共图书馆里的阅读。

1815年，贺拉斯·曼进入布朗大学。在以优秀的学习成绩从布朗大学毕业后，贺拉斯·曼于1821年进入了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德法学院学习。这是美国最早的一所法学院。两年后，贺拉斯·曼完成了学习，并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一位律师。

1827年，贺拉斯·曼作为德达姆市的代表被选入马萨诸塞州议会，先后担任过众议员、参议员和议长。他积极支持公立学校教育改革，但直到1837年，他的注意力才集中于公共教育。那一年5月27日，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弗雷特（E。Everett）任命了一个包括贺拉斯·曼在内的由8人组成的州教育委员会。随后，贺拉斯·曼被选为该教育委员会的秘书。为了做好工作，他立即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教育书籍，并表现出极大热情去寻求学区的合作和民众的支持。贺拉斯·曼说：“我相信这个教育委员会像一个泉源一样，虽然它几乎是难以察觉的，但它来自大海之间的最高的高原上。……对于马上就要完善和普及的一种有组织的公共教育制度来说，它是第一个伟大的行动。”[33]

在州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秘书的职责是：收集公立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在每一个地区传播最令人满意和最成功的教育方法，使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由公立学校提供的最好的教育。所以，贺拉斯·曼经常给各个市镇分发调查表，还对整个州的公立学校进行访问，以了解学校的状况和需要。他还通过教育演讲，促使民众对公共教育感兴趣并支持公立学校。他还与地区教育领导人和学校教师讨论有关公立学校教育问题，主张增加教育税收用于整个州的公共教育事业。贺拉斯·曼自己曾这样说：“我将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地球上的人类最崇高的事业。”[34]

为了改善和发展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贺拉斯·曼经常提出一些建议。他亲自撰写州教育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对公共教育思想进行阐述。这些年度报告发表后，对公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的政治领袖萨姆纳（er）曾写信给贺拉斯·曼：“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的报告，并完全同意你的报告。它吹响了号角，使得人们的血液沸腾起来。”[35]贺拉斯·曼还创办了《公立学校》（onSchool）杂志，并亲自担任编辑。由于订费很低，因此这份传播公共教育思想的杂志得到了广泛的发行。

面对全州各地要求好教师的强烈呼声，作为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贺拉斯·曼倡导并支持了州立师范学校的建立。于是，第一所州立师范学校于1839年7月3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成立（后来迁到了西牛顿）。不久，贺拉斯·曼又成立了另外两所州立师范学校。他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师范学校开始工作。1841年4月28日，贺拉斯·曼在日记中写道：“参加了对列克星敦的师范学校的检查，我非常满意。学校工作均好——非常好。这一实验是成功的。”[36]可以说，贺拉斯·曼是美国公立师范学校的真正创建者，他推动了美国公立师范学校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共教育在美国的发展，贺拉斯·曼要求州教育委员会允许他自费去欧洲国家访问。1843年5月1日，他与皮博迪（MaryPeabody）小姐结婚后，马上一起乘船赴欧洲。贺拉斯·曼详细地考察了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等国的学校，并把兴趣主要集中在公立学校上，着重考察了学校制度、教学方法、校舍、图书馆和师范学校等。贺拉斯·曼赴欧洲访问考察的结果，通过1844年他的州教育委员会《第七年度报告》而公布给民众。

针对大部分公立学校教室简陋不堪和没有图书馆的情况，贺拉斯·曼几乎从担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时起，就十分重视学校的物质需要，并使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在物质条件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848年4月，贺拉斯·曼因担任美国国会议员而辞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职务。当时，他怀着深深的留念之情说：“我的手可能离开了它，但绝不是我的心。”此后，他继续支持通过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提案和给公立学校提供财政资助。在答复美国第一次师范学校全国性大会的邀请时，贺拉斯·曼写道：“公立学校曾是我的第一个爱好，也将是我的最后一个爱好。”[37]

1852年9月，贺拉斯·曼担任了设在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的安蒂奥克学院院长。在那里，他忘我地工作，克服了设施和财政上的困难，把这所学院办成了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他十分关心女子高等教育，因而安蒂奥克学院的课程向所有种族的男女青年开放。

贺拉斯·曼的主要教育著作有：12份《年度报告》（A）和《教育讲演集》（LecturesofEdu，1848）等。

1859年8月2日，贺拉斯·曼因病在耶洛斯普林去世。

二、论普及教育

尽管贺拉斯·曼没有系统地写过关于教育理论的著作，但是，他在年度报告、讲演、信件和日记中广泛地论述了普及教育问题，强调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在贺拉斯·曼看来，普及教育是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他明确地指出：“如果一位政治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很少谈论全体人民的文化和教育，他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位美国的政治家。”[38]

贺拉斯·曼把普及教育和公立学校看作社会进步以及共和国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题为《教育在一个共和国中的必要性》的著名讲演中，他强调说：“在一个共和国里，愚昧无知是一种犯罪。”[39]后来，他又在《第十一年度报告》中指出：“没有知识的人民，不仅是而且肯定是贫困的人民。……这样的国家不能创造出它自己的财富。”在贺拉斯·曼看来，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知识；没有教育的普及，就没有知识的普及；而教育的普及，肯定会达到知识的普及。因此，一个国家不能长期保持愚昧无知，知识应该尽可能地在民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一个共和国来说，它的各方面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普及教育。如果共和国不准备使儿童成为好的公民，不发展他们的能力，不用知识去丰富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的心灵富于对真理和责任的热爱，那么，共和国就必定会趋于灭亡。在贺拉斯·曼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即《第十二年度报告》中，他再一次强调指出：“一个政府容忍它的劳动阶级成长而没有知识，犹之乎创造了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把他们安排在世界上而没有太阳的光辉一样残酷无情。……建立一个共和国可能是容易的事情，一个不过是建立在愚昧、自私和情感基础之上的共和国是可悲的……”[40]

考虑到传播知识的需要，贺拉斯·曼认为，应该使共和国的所有儿童都受到免费的教育，从4岁到16岁，每年10个月。他大声地呼吁：“教育必须是普及的。……对真正的知识的每一点增加，就是对人类力量的增加。当一位哲学家发现一个新的真理时，无数的真理则可能在人民中间繁殖。整个大地必须让知识的大河流过。”[41]在贺拉斯·曼看来，教育机会对每一个美国儿童来说是个遗产，而不管他的社会、宗教和经济的背景如何。针对这一点，他经常说：“给我以权力，我要把书本散布在地球上，正如同农夫把麦子撒播在耕过的土地上一样。”[42]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普及教育上不仅要不惜人力和物力，而且要教导民众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政治意义上来看，普及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贺拉斯·曼认为，普及教育能促进社会改革和促使人类平等，使人成为具有更多学问和更高德行的人。只有普及教育，才能对抗资本的统治和劳动的奴隶状态，才能消除人为的社会鸿沟。因此，他强调说：“除了人类所创造的其他一切手段以外，教育是人们境况的伟大均衡阀——它是社会机器的平衡轮。……通过扩大有教养的阶段或阶层，教育的普及将开辟社会感情得以扩展的更广阔的领域。如果这种教育是普及的、完善的，它将比任何别的事情更能消除人为的社会的鸿沟。”[43]总之，可以利用和通过普及教育来支持并巩固共和国制度，培养国民的精神。但是，没有普及教育，一个共和国的成功将是没有希望的。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普及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贺拉斯·曼认为，普及教育能够解放人的智力，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教育普及了，就能使所有儿童都受到比较完善的教育，被训练成准备从事所有职业的人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因此，贺拉斯·曼强调说：“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将是比较好的劳动者。”[44]“教育不仅是道德的革新者和智力的增殖者，而且也是物质财富最多产的母体。……它不仅是积累财富的最正当和最高尚的手段，而且也是最可靠的方法。”[45]他还指出：“在国家的财富中，人的智力基本上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46]因此，缺乏相应的知识，即与履行责任相应的知识，会给任何一个部门带来毁灭和灾难，无论是商人和律师，还是医生，都是如此。由于教育是宏大的机器，依靠这种机器，可以把人性中的“原材料”加工成发明家、加工成熟悉生产过程的技工和农民、加工成学者、加工成法官等，使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并逐步增加其生产能力，因此成为无法想象的财富的创造者。正因为贺拉斯·曼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肯定，美国教育学者鲍尔斯（S。Bowles）和金蒂斯（H。Gintis）指出：“更有意义的是，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萧条岁月里，贺拉斯·曼也确认了教育的经济价值。”[47]

从伦理意义上来看，普及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贺拉斯·曼认为，通过普及教育，民众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养成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这样，就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和保障社会安宁以及谋求社会和谐。贺拉斯·曼甚至说：“开一所学校能关一所监狱。”[48]在他看来，最好的教育就是最有效的帮助，能使劳动者更遵守生产秩序，使个人整洁，也使机器保养得很好。总之，通过普及教育，必将有助于人们养成“美国化”的精神。

因此，贺拉斯·曼大力呼吁州政府要颁布普及教育法令，并提供条件保证普及教育的实施。如果一个儿童在已入学作为学校的一个成员之后，他又逃学了；或者一个儿童在到达了法定的入学年龄之后，他还没有被父母送到学校去，那么，将按照规定发通知指出他父母的失职。当然，贺拉斯·曼也认为，不重视普及教育的致命后果不会立即反映出来，它不会像雷声紧随闪电而至那样，因为要使它成气候需要时间，像缓慢积累而发生的雪崩一样，越是推迟发生，越是危险和可怕。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贺拉斯·曼认为，普及教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所有人生来是平等的，都能容易地提高到一个共同的水平。贺拉斯·曼在给他的姐姐的信中曾写道：“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实际上，人具有一些甚至许多合适的冲动力，使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49]当他在《公立学校》杂志上指出普及教育的可能时，那就更清楚了：“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如此的高，而不需要一种作为保护者的教育；你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如此的低，而不能接受一种提高智力的教育。”[50]可以说，这也是贺拉斯·曼致力于普及教育事业的基点之一，从这里他找到了对他自己的普及教育信念的支持。

三、论公立学校

面对独立后的美国社会发展，贺拉斯·曼强调说：“时代起了变化，一个不同的美国需要一种不同的学校。”[51]他所说的“一种不同的学校”就是公立学校。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学校是实现普及教育的一条最好的途径。如果没有公立学校，也就不可能实现普及教育。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受过公立学校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能获得成功。总之，贺拉斯·曼把公立学校看成共和国的一个工具、一种民主的学校、公民教育的中心以及参与公共服务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