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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哲学王的教育（第1页）

第四节“哲学王”的教育

一、“哲学王”思想的提出

（一）哲学家的本性

在古希腊，哲学一向被认为是智慧之学，而且是一切智慧之中的“最高智慧”，哲学家就是具有“最高智慧”的人。哲学最初便是以“爱智慧”的面目出现的，而哲学家也是以最富于智慧的形象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仰。到了苏格拉底，他为了使自己和智者相区别，就不再称自己是具有智慧的，也不愿意人们把他看作最有智慧的人，而只认为自己是智慧的爱好者和追求者。

苏格拉底反对称他为最有智慧之人，这并不是出于谦逊，真的认为自己无知，而是出于对智慧本质的重新理解。苏格拉底推崇的是那种具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根本知识，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知识才配称智慧，而只有真正达到和掌握这种知识的人，才能称为哲学家。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真正的哲学家在于洞悉“相”的本性，并且能够把它运用到国家的治理中去。哲学家的本性就是“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15]。哲学家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不是爱好智慧的某一部分，而是爱好全部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任何学问都要去涉猎一下，那种对任何事情都好奇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只有那些热忱于寻求真理的人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

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要掌握知识，必须具有良好的天赋，而“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16]，这种天赋并不是人人都具有的，只有少数人才具有。哲学家是节制的，而且不贪图享乐，他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热心追求物质享受和肉体的快乐，而是关注自己灵魂的改善和自身心灵的快乐。人越是追求真知，越不受肉体的污染，不受饮食男女等欲望和喜怒哀乐等情绪的影响；灵魂越是能离开这些罪恶，便越能进入那个神圣的、不朽的智慧世界，人的灵魂便可以获得自由。哲学家是胸怀坦**、眼界广阔之人，能观察和研究所有时代的一切存在，胆怯和狭隘不属于真正哲学家的天性。哲学家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热爱真知。哲学家还是性格和谐老人，既不贪财又不褊狭，既不自夸又不胆怯，具有天然有分寸而温雅的心灵，能够本能地导向每一事物的“相”。[17]

柏拉图认为，作为哲学家，他的灵魂必须具有最高的美德——智慧的美德。必须经受住各种困苦的考验，百折不挠，喜欢一切意义上的劳苦。只有经受住各种考验，他们才能完成最重要的学习，掌握“善的相”。哲学家必须具有正义的美德。柏拉图认为，正义包含了全部最基本的美德。当各个等级的人都能忠实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完成自己所处社会地位要求的职责时，社会便实现了正义。但正义的本质不仅在于社会职能和关系的外部调节，更重要的还在于人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品质。对于哲学家而言，正义就是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天职，按照善的要求去行动，从而引导国家走向善。因此，柏拉图主张哲学家从政，哲学家应过两种生活，即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哲学家需具备统治艺术。柏拉图把政治知识和艺术看作编织国家之布的才能。他说：“统治的艺术就是用真正的编织方法，把刚毅和智慧之士的德行结合起来，使他们志同道合、和睦团结地共同生活，从而编织出最壮丽、最豪华的国家之布。”[18]柏拉图认为掌握“善的相”的哲学家不应只停留在哲学生活中，还应深入充满艰难与危险的政治生活中。他说，哲学家不是为了城邦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城邦的整体幸福。柏拉图这样劝告哲学家：

“哲学家生在别的国家中有理由拒不参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养而产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没有热切要报答培育之恩的心情，那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已经培养了你们——既为你们自己，也为城邦的其他公民——做蜂房中的蜂王和领袖；你们受到了比别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参加两种生活（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译者注）。因此，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像。须知，一经习惯，你就会比他们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就能辨别各种不同的影子，并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东西，因为你已经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因此，我们的国家将被我们和你们清醒地管理着，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数国家那样昏昏然地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互相殴斗，为权力——被当作最大的善者——而相互争吵的人统治着。事实是：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19]哲学家虽成为统治者，掌握了权力，却不贪图享乐，这是“因为，事实上……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里才能由真正富有的人来统治。当然，他们不是富有黄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种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些个人福利匮乏的穷人，那么，当他们投身公务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要从中攫取自己的好处，如果国家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的管理。因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者自己”[20]。哲学家喜爱真正的哲学生活，而轻视政治权力。让不爱权力的人掌握权力，这正是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精髓所在。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掌握最高知识，是具有统治才能的人，但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哲学家被认为是怪物，是无用之人，这是因为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智者给哲学带来了坏的名声。哲学家的本性如果得到好的教育培养，便可以发芽成才；如果遇到坏的教育，会变得比谁都坏。败坏青年的是智者和诡辩家，他们在公共场所蛊惑青年，将他们喜欢的称为“善”，将他们不喜欢的称为“恶”。他们向那些具有哲学家本性的青年献媚，**他们走上歧途；出身高贵、富有财产的年轻人的野心被鼓动起来，妄自尊大，便不可能继续研究哲学。另外一些不具备天赋的人却闯入了哲学的神殿，他们不能研究哲学而只能制造诡辩去败坏哲学。这样，剩下来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微乎其微了。他们或是出身高贵又受过良好教育，灵魂没有受到腐蚀，依然在真正地研究哲学；或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生于一个狭小城邦，他不屑于关注这个小国的事情；少数人或许由于天赋优秀，脱离了他所藐视的其他技艺，改学哲学。这极少数的哲学家像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只能脱离现实保持沉默，但求自己躲开祸端。

这种现实使柏拉图认识到，“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看作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众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21]。所以，柏拉图提出，只有在合适的国度里，哲学家才能充分成长，而当前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不适于哲学家成长的。“哲学如果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很明白，哲学确实是神物……”[22]因此，必须创造理想的政治制度让哲学家真正发挥作用，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柏拉图要提出理想国。

（二）理想的国家呼唤哲学家

柏拉图不仅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决心献身于政治的人物。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在他所提出的理想政治制度之外，现实存在的政治制度有四种。第一种是荣誉政体。这是一个善恶混杂的政治制度，统治者不是有智慧的人，而是单纯而勇敢的人，特点是争强好胜、贪图荣誉，类似于斯巴达的政治体制。统治者的性格特征是比较自信而崇尚武力，但缺乏文化，爱权力和荣誉，他们是依靠武功获得权力。第二种是由少数富人掌握统治权的寡头政体。统治者的性格特征是贪婪，贪财的欲望是他们的神圣原则，理性和**都得服从它，理性计算如何赚钱，**用来赞美财富和富人。第三种是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城邦的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权力担任公职，官员通常由抽签决定。和这种民主政体相应的个人性格特征是：他们都过于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受理性约束，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浪费为慷慨，无耻为勇敢，完全沉溺于不必要的欲望之中。他们的生活没有秩序和节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却以为这就是自由和幸福。柏拉图将这样的人叫作民主的人。第四种是专制暴君、独裁者当政的僭主政体。统治者的个人性格特征是属于兽性和野性的欲望占了上风，其最优秀的理性部分受到奴役。这种人在疯狂的欲望驱使下，成为暴君。以上这四种政体都是在当时希腊世界实际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与这些政体相对立的是，由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的理想国家，即贤人政体（aristocracy）。

柏拉图认为，任何个人都不能独立生活，人们需要结合在一起，组成城邦。城邦首先要有食物、住房和衣服，因此，要有农民、瓦匠和纺织工人，还需要有商人，有老板及卖苦力的人。这些只求满足于物质需要的城邦还是初级的，他称为“猪的城邦”。城邦还应有医生，有各种艺术家，有保卫城邦和人民财产的军人、卫士，以及统治者。柏拉图提出，理想的国家由三个不同的阶级组成：统治阶级、卫士阶级和生产阶级。与此相适应，一个理想的国家应具有正义、智慧、勇敢、节制四种美德。少数统治者具有智慧的美德，具有治理整个国家的知识。卫士阶级具有勇敢的美德，但这种勇敢不是兽类或奴隶的那种凶猛，而是由教育培养而成的。生产阶级具有节制的美德，服从统治者的管理。但节制和智慧、勇敢不同，并不专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国家中全体人民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具有的美德。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和谐一致。而正义并不是在智慧、勇敢和节制之外，与它们并列的另一种美德，而是在这三者之上，是比它们更高一个层次的，对它们普遍适用的美德。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正义就是各人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而不去干涉别人，依靠各自拥有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贡献，这就是正义的国家，也就是柏拉图理想的国家。

正如理想的国家有三个不同的阶级，个人的灵魂也由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即理智、**和欲望。理智起领导作用；**服从它，是它的助手；欲望是贪得无厌的，必须受到理智和**的控制。人的灵魂中的这三部分和谐相处，各自起自己的作用，理智起领导作用，**和欲望服从而不违反它，灵魂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这样的人便是正义的人。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财产共有，统治阶级的个别成员不允许拥有财产，并且妻子、儿女也是公有的，不允许各自组织各自的家庭，这样就排除了“我的”和“不是我的”，从而使国家免予分裂。男女平等，受同样的教育，享有担任同样的公职的权利。没有固定的婚姻关系和家庭，要注意培养优秀的人种，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相配。孩子公共养育。统治者所需要的一切由公民供给，活着受全体人民尊重，死后受哀荣备至的葬礼。

但这样的国家只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要使它从理想变为现实，柏拉图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哲学家为王。“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23]“哲学王”思想的提出，实际上说明，柏拉图把希腊的城邦危机的根源完全归结为缺乏有德行、有能力的统治者。柏拉图认为，统治者的个人特征决定着政治制度的好坏，因此，他把“哲学王”的政治看作克服城邦政治危机和建立理想政治制度的根本出路，提出了“哲学王”的思想。“我不得不宣告……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利，或者城邦中拥有权力的人，由于某种奇迹，变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的罪恶将永远不会停止。”[24]“只要让真正的哲学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他们把今人认为的一切光荣的事情看作下贱的、无价值的，他们最重视正义和由正义而得到的光荣，把正义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过促进和推崇正义使自己的城邦走上正轨。”[25]

（三）对“善的相”的认识呼唤哲学家

柏拉图认为，“相”是不变的、抽象的、纯粹的、永恒的、不朽的，而具体事物是变化的、不纯粹的、不永恒的、注定要毁灭的。对“相”的认识不能由感觉而只能由智慧去把握，而只有哲学家才具有智慧的美德，所以，也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相”。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又提出了“善的相”。他认为“善的相”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正如别的东西，虽拥有而不拥有其善者，于我们无益一样。或如我们拥有一切而不拥有其善者……或者懂得别的一切而不懂美者和善者，这有什么益处呢？”[26]

“善”原意是指一个东西的好处和用处，曾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理论，并将“善”纳入他的相论体系，不但提出了一个“善的相”，而且认为这是其他一切“相”的原因，是最高的相。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中的善不过是“善的相”的儿子。为了说明什么是“善的相”，柏拉图用现象中的善做比喻来说明它，这就是有名的太阳的比喻。

柏拉图指出，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一方面是眼睛有看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有被看到的对象——颜色，但如果没有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便什么也看不见。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光，正是光将视觉和对象联结起来。光是从天上的太阳来的，有了太阳的光，我们的眼睛能够很好地（善）看见，对象也能很好地（善）被看见。在所有感觉器官中，视觉是最像太阳的，但眼睛和视觉都不是太阳，它们的能力是从太阳流射出来的。太阳不是视觉，却是视觉的原因，同时又是被看到的对象的原因，因此说太阳是“善”在可见世界中产生的儿子。太阳同视觉和可见事物的关系，正好像在可知世界中的善本身同理智和可知对象的关系一样。在这个比喻中，“善的相”相当于太阳，灵魂中的理性能力和它所认知的对象——真正的存在，即“相”，相当于视觉能力和它所感知的具体事物，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光相当于真理和存在）。他说，人的灵魂好像眼睛一样，只有当它注视被真理和存在照耀的对象时，它的理性才能知道它们，如果它转而去看暗淡的变化世界时，便只有意见了。所以是“善的相”（通过真理和存在）给知识的对象以真理（和真实的存在），同时又给知识的主体（灵魂）以知识的能力，“善的相”是真理和知识的原因，是在这二者之上的。真理和知识只是像善，还不是善自身，善比它们高贵。柏拉图进一步说明，善比真理和知识高贵，不仅因为它是这二者的源泉，而且它也像太阳一样，太阳既能使对象被看见，同时又是事物产生、成长和得到营养的原因。同样，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还得到它们自己的真实的存在。太阳促使万物成长，同样，善也是知识的对象——“相”产生和成为真实的存在的原因。所以，“善的相”作为可知世界的根源，既有认识论的意义，又有本体论的意义。从认识论讲，它既是主体——灵魂中的理性具有认知（知识）的能力的原因，又是客体——存在，即“相”能被认知的原因。从本体论讲，它是所有存在（“相”）能够存在的原因。这个关系可以用图5-2表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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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善的相”关系图

波普尔指出，在柏拉图的“相”的王国中，善是最高的，是“一种超级的相”，其他的“相”均由它产生并获得存在。[28]他认为“善的相”是指灵魂总在寻求的那种可以得到最后的满足的东西，是物的存在和认识的根源。“善的相”不仅应用于个人生活，而且应用于整个宇宙，是万物存在的终极目的，从而它超出一切有限的差别，超出认识和存在的差别，超出理智及其对象的差别，结果，“善的相”成为超出一切原理并成为其他原理的最后根据的那个原理。[29]范明生认为，“善的相”不但在伦理学上是最高、最后的原则，其他伦理原则都要服从它，以它为最后根据；同时它又超出存在和认识的区别，超出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因而无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它都是最高、最后的原则，是其他一切原则的最后根据。[30]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在讨论漫长的培养“哲学王”的教育路程以前，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讨论，这便是关于“善的相”的问题。“善的相”是最大的知识问题，正是由于它，正义等美德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所以，“善的相”是未来统治者最需要学习的问题。可以认为，柏拉图在这里提出“善的相”，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哲学家的最高追求，每一位哲学家只有掌握了这一最高、最后原则，才能达到真知，成为合格的理想国的统治者。正如柏拉图所说：“这个（‘善’）就是每一个人的灵魂所追求的，也是他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像这样的、如此伟大的原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一切事务托付给他的那最好之人，难道可以处于无知的黑暗之中吗？”[31]对“相”的认识并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对“善的相”的认识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柏拉图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正义和美怎样才是善，他就没有足够的资格做正义和美的护卫者。我揣测，没有一个人在知道善之前就能足够知道正义和美。”对于这一人生和宇宙的最高、最后原则和根据，只有具有真智慧的哲学家通过漫长的学习与钻研，才能努力去掌握它。而只有掌握了“善的相”，哲学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完善的、彻底的哲学家，才能洞悉人生和宇宙的最高原理，从而去引导城邦走向真正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