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知道这事儿,那本书,是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一本暗蓝色的书。
我们开店的钱,都是从老妈那里借的。她说关,也只好关了。
我跟一个人谈了半天,终于把这个店,还有剩下的书,一起转卖给了他,磁带我自己搬回了家。接过他的钱,看着这个跟我一样年轻的家伙站在店里,开心地打量着那些书,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
跟我合伙的朋友,因为极度的失望和挫败感,在路口树下的地摊上,理了个光头。
我抱着那一箱磁带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看都没看我一眼。阳光透过那些高大的杨树树冠,风一吹过,就会有很多耀眼夺目的阳光碎片奔涌而来,让人睁不开眼睛,马路上到处都是卷曲的大树叶子,在风里滚来滚去。
3
2003年底,我来到多伦路上时,它就在那里了。
报纸上报道过它,作为多伦路上一个特别的点。他把那份报纸剪下来,镶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书架旁边。它在这里多久了,他从没说起过,我也没问过。它的名字有点奇怪地写在一块蓝底的简陋牌子上:世界名著书店。那个牌子挂在了右侧的门上。
有十六七平方米,中间用书架隔开,左边以国内书为主,右边以翻译过来的书为主,小说、散文、传记、戏剧、哲学,分类清楚。
当时多伦路上,算起来至少有七八家旧书店。美术馆对面地下有几家,多伦路上有两家。到现在,就只剩下他一家了。提起此事,他是有些自豪的。最近两次去他那里,他都忍不住要问我同一个问题:
“你知道吧,这条路上,就剩我这一家书店了?”
我说我知道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的书多。”
卖了这么多年的旧书了,他家里据说还有几百编织袋的存货,够他再卖个十来年的了。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的旧书,多到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哪些袋子里放着哪些书,只能打开哪个就是哪个。
每次去那里,他都很热情地打招呼,递支烟给我,哪怕我说刚抽完,或说咽喉痛,他也不放过我:“抽吧,一支能有什么呢?”他抽的是焦油量8毫克的红双喜。
我每天中午都要去他那里待上一会儿,去翻翻那些我差不多能记住位置的旧书。要是中午因为有事错过了,我就会在下午,或者晚上下班后去补上这一例行公事。有时候,经过他的店前,看到他,也会彼此笑一下,打声招呼。他总是坐在那里,用那种细砂纸,把刚收来的或者才从库里翻出来的旧书整容,然后贴上价签。
他很懂书的价值,从不会乱要价。那种把《荒诞派戏剧集》卖到八十块甚至更高价的事,他是不做的。他觉得那太贪婪了。其实现在想来,每个月里,能在他那里挑到我想要的书的几率,并不算高,但每个月下来总会有那么几本。
我碰到他,总要习惯性地问他,生意好吧?
他也总是轻松地说:“还好,一直都这样。”
有时他也会反问我,你们美术馆的生意还好吧?我会说:还好,展览一直在做。有一次他忽然问我:“你们靠什么赚钱呢?”我说我们不赚钱,只花钱。他听了之后,想了想,就笑道,“那样倒是真不错,我以为你们那里是卖画的呢。”
我的那本《空隙》出来后,特地送了他一本。他坚持不要,看完了又还给了我。
后来,他告诉我,他觉得那些小说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点难懂,但他给他一个朋友看过,也是写东西的,朋友说是有这样的一种写法的。他最终还是把它留在了店里,说是要推荐给有可能喜欢它的人看看。
他手里有些能卖上好价钱的书,我都没怎么注意过。最近一次去他那里,他告诉我,刚卖了一套五几年的,八千块,是个台湾人买去的。到浦东这边工作以后,大概每个月只能去他那里一次了。忙起来,要两个月才能去一次。
那时他有五十几岁了,瘦瘦高高的,略微有些驼背,戴副眼镜,看上去很像个中学老师,教历史的,或者教数学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没问过。
4
我忘了西风书店最初那个店主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只记得在他那里能买到一些其他地方买不到的文艺类书,还可以打八五折。我每周会去一到两次,都不会空手回来。可我就是想不起来他的样子,想了半天,还是像个影子,浮在脑子深处,无法变成清晰的图像。
冬天里,他弄来个很好烧的铁炉子,使这个不大的书店里很温暖,阳光照得入门处一米见方的地方白得耀眼,跟尽头处的这只炉子刚好是个呼应,让人觉得惬意。他很爱干净,尽管烧炉子,可是书架上,书上,都很难见到什么灰。要是中午的时候去的话,就会碰上他把装着饺子或者酸菜的铝饭盒搁在炉子盖上热一热,那香味就满屋都是了,真的很香。
书店就在东四路南面的那条小路上,离中央大街不过十几步远。那时周围除了新华书店和不远处的一个县级新华书店,就没别的书店了。
他进的外国文学、哲学、历史以及中国古籍方面的书,总会比其他书店早两个多月。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起过,他进的书,别人是不敢进的,进了也会压货,走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