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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我的从属关系（第3页）

[39]在这一题目的论文（1924）中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充分的说明。

[40]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在女孩和男孩中“完全相似”的观点此后不久便被弗洛伊德抛弃了。请参见弗洛伊德著《两性结构特点引起的心理后果》（1925年）。

[41]弗洛伊德关于双性倾向的重要性的信念有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在《性欲理论三讲》（1905）的第一版中，他写道：“我以为不重视双性倾性，几乎就不可能理解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真实地观察到的性现象”（《标准版全集》，第7卷，220页）。再早，我们在他致弗莱斯（在这个问题上，弗莱斯对弗洛伊德影响颇大）的信中看到一段文字，可以说是这个论述的前身（《弗洛伊德》，1950年，第113封信，1899年8月1日）：“双性倾向！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我正在使自己习惯于把每一次性行为看作四个个体之间的事情。”

[42]在德文版中，这个句子如下：“如果我们再一次像我们对超我所描绘的那样来考虑超我的起源，我们会发现它是两个特别重要的生物学因素的结果：即童年的无助和依赖在男人身上的长期持续，他有俄狄浦斯情结——我们把这个俄狄浦斯情结上溯到潜伏期前力比多的发展的中断，一直到男人**的两性起源。”前面稍许不同的译文由于弗洛伊德的明确指示收入了1927年的英译本。由于某种理由，这个修正并未在稍后一些的德文版中出现。

[43]这个观点是由费伦采提出的（1913）。在《抑制、症状和焦虑》（《标准版全集》，第20卷，155页，1926）的第十章将近末尾的地方，弗洛伊德好像更明确地接受了它。

[44]因此，超我没有包括在172页的图中。不过，在《引论新讲》（1933）第31章的图中却给它一个位置。

[45]我暂且把科学与艺术放在一边。

[46]弗洛伊德的著作（《标准版全集》，第13卷，146页，1912—1913）。

[47]参见弗洛伊德：《集体心理学》（1921）（《标准版全集》，第18卷，120页）及《嫉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心理机制》（1922）（《标准版全集》，第18卷，23页）。

[48]这是一次战役，即通常人们所知的451年的沙隆战役（Battleofs），阿提拉（Attila）被罗马人和西哥德人击败。维尔墨尔姆·冯·考尔巴赫（WilhelmvonKaulbach，1804—1874年）为柏林的内尤斯博物馆所作的一幅壁画取材于这个战役。依照来自于1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达玛斯西尤斯（Damascius）的传奇，画中描绘了战死的战士在战场的上空继续他们的战斗。

[49]《超越唯乐原则》（1920）。

[50]弗洛伊德一贯持有本能二元的分类观点，这可以在《超越唯乐原则》（1920）第6章结尾的大段注释中看到。（《标准版全集》，第18卷，60页）另外，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的编者按语中的历史概述（（标准版全集》，第14卷，113～116页）。

[51]弗洛伊德在《受虐狂的心理经济问题》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参见《标准版全集》，第19卷，163页）。

[52]关于施虐狂的结果，在《超越唯乐原则》（1920）中有所提示。（参见《标准版全集》第18卷，54页）。

[53]见弗洛伊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发作的文章（1928）。

[54]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和焦虑》（《标准版全集》，第20卷，114页，1926）中又提到这一点。

[55]其后的论述见《本能及其变化》（《标准版全集》，第14卷，136～140页，1915）中关于爱与恨的关系的较早的论述。较晚，在《文明及其不满》第5章、第6章中也有同样的论述（1930）。

[56]参见186页注③。

[57]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戏谑的著作的最后一章中讲过这个故事（《标准版全集》，第8卷，206页，1905）。

[58]参见附录（二）（214页）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59]参见190页注①。

[60]实际上，在我们看来通过爱的本能的力量，直接朝向外部世界的破坏本能才从自己转开。

[61]参见《超越唯乐原则》，见《标准版全集》，第18卷，8～10页。

[62]弗洛伊德关于“性物质”（sexualsubstances）的作用的观点在《性欲理论三讲》第三篇的第二部分中可看到（《标准版全集》，第7卷，212～216页，1905）。

[63]可以这么说，精神分析的或元心理学的自我和解剖学上的自我——“大脑皮层人象”——一样倒立着。

[64]对分析者来说，与无意识罪恶感这一障碍的斗争不是容易的事情。没有直接反对它的事情可做，间接的也没有，除去了解无意识被压抑根源的缓慢程序和这样渐渐地把它变成意识罪恶感的缓慢程序。当这个无意识罪恶感是“借来的”——当它是一个对其他曾经作为性精力贯注对象的人发生自居作用的产物时，人们就有了把握它的特殊机会。这样来认识的罪恶感常常是被抛弃的爱关系（love-relation）遗留下来的唯一痕迹，因此根本不容易认出它是一种爱的关系。（这个进程与在忧郁症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相似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人们能暴露无意识罪恶感后面的这个以前的对象精力贯注，那么疗效常常是十分显著的，否则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就毫不确定。疗效主要取决于罪恶感的强烈程度；这里常常没有治疗措施能用来反对罪恶感的同等强度的对抗力量，也许疗效也取决于分析者的人格是否允许病人把分析者放在他的自我理想的位置上，这会**分析者使他想当病人的先知、救世主和挽救者的角色。因为分析学的法则正好反对医生以任何这类方式运用他的人格，所以必须如实坦白承认我们在这里对分析学的效力又有一个限制；总之，分析学并不表明产生病理的反应是不可能的，但是却给病人的自我决定这种方法或另一种方法的自由。弗洛伊德在《受虐狂的心理经济问题》中又回到了这个论题（《标准版全集》，第19卷，166页，1924），他在那里论述了无意识罪恶感与道德受虐狂之间的区别。《文明及其不满》（1930）中第7章和第8章中也有论述。

[66]弗洛伊德的论文《在精神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的第三部分中有关于这一点的充分论述（及一些参考资料）（《标准版全集》，第14卷，332～333页，1916）。

[67]弗洛伊德在《作为整体的释梦的补充说明》，第二章（1925年，《标准版全集》，第19卷，134页）和《受虐狂的心理经济问题》（1924年，同上书，170页）中又谈到了这个反题。在《文明及其不满》第7章里作了更充分的论述（1930）。

[68]参见《无意识》，见《标准版全集》，第14卷，188页，1915。

[69]参见《详论心理功能的两个原则》，见《标准版全集》，第12卷，221页，1911。

[70]弗洛伊德在1920年讨论过这些微生物（《标准版全集》，第18卷，48页），现在这些也许会被描写为“原生动物门”，而不是”原生生物”。

[71]在焦虑的问题以后出现的问题必须与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年）中表述的修正了的观点联系起来看，书中对这里提出的许多观点有了进一步论述。

[72]关于自我被“制服”（”）的概念出现在弗洛伊德早期的著作中。例如在他的《防御性精神神经症》（1894）的第一篇论文中的第二部分提到了这概念。但是，在致弗莱斯的信中的1896年1月1日草稿k中论述神经症的机制时，他才给它以显著的地位（弗洛伊德，1950年）。这里与《抑制、症状和焦虑》中提出的“创伤情境”（traumaticsituation）有明显的联系（1920）。

[73]“Gewissensangst”（良心谴责）。《抑制、症状和焦虑》的第7章有关于如何使用这个词的编者注释（《标准版全集》，第20卷，128）。

[74]见斯台珂尔的著作（Stekel，1908）5页。

[75]《抑制、症状和焦虑》的编者序中有对这个概念的出现的论述（《标准版全集》，第20卷，85～86页）。

[76]这里预示了《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叙述的“分离焦虑”（separatioy）（《标准版全集》，第20卷，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