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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教父哲学家的教育理论（第2页）

4。论知识、学科与学习

奥利金与他的老师克雷芒一样，主张利用希腊哲学的某些思想来论证基督教教义。但是他对希腊哲学的基本看法却是相当基督教式的。这在他的代表作《反塞尔修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塞尔修斯认为只有哲学思辨才能达到神圣理性，而基督徒的愚昧无知根本无法达到这一高度。奥利金反驳这一说法，认为哲学对天启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只为少数有教养的人独享，而圣道之光是洒向每一个人的，因此，耶稣选择渔夫而不是哲学家来做使徒。哲学对于基督教虽然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却十分珍贵。基督徒对哲学的兴趣并不亚于异教徒。另外，他还论证说：“一个人若未曾受过属人智慧的训练，我们并不以为他就不能得到神圣的智慧。但我们认为属人的智慧和神圣的智慧相比，就成了愚拙。”[38]希腊哲学所能达到的理性只是人的智慧，基督教宣扬的圣道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

将人与神、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区别开来，并按等级排列并不是奥利金思想的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并不意味着信仰高于理性，因为“神圣智慧不同于信仰，它是上帝首要的‘传世能力’。随后的第二性能力见之于那些知道如何准确地辨认传授下来的道理的人中间，即所谓的‘知识’，第三能力见之于更简单的被拯救的人等，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服务于上帝，它就是信仰”[39]。因此，奥利金实际上是把知识置于信仰之上，认为以天赋理性获得的知识比单纯的信仰更接近于上帝。他希望基督徒既要有事物的知识，又要有信仰的知识，做一个哲学和信仰相结合的超过一般哲学家的“完人”，同当时很多基督教父们反对世俗知识、鼓吹盲目信仰的态度相比，奥利金对知识的看法要开明得多。

由于他并不认为学习世俗知识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不可解决的矛盾，相反，还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基础和准备，因此，他不但不反对，还很重视世俗知识的学习。他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表达自己对于不同学科的看法：“我希望你能尽全力献身于基督教的发展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希望你能把希腊哲学作为一门学习的课程，或者是基督教的准备。还可以从几何学和天文学中汲取用以解释圣经的营养。由于那些哲学家的后代习惯于把几何学、音乐、语法学、修辞学和天文学说成是哲学的有益助手，我们也可以从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上来讲述哲学本身。”[40]

在学科顺序的安排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柏拉图对奥利金的影响。奥利金认为，个体的教育过程应该开始于对语法学、修辞学和文学的学习，继而学习算术、物理、几何、天文，以培养理性和抽象思维能力，然后将哲学作为学习基督教经典之前的最后一个准备阶段，以认真研习《圣经》为学习的终点。这一学习过程一般要持续4年左右。在他看来，对世俗知识的充分掌握，能够使信徒逐渐加深对《圣经》的理解。他将柏拉图主义对人心灵特质的三分法运用于解释知识的学习，认为知识也表现为三个层次：文字层面、历史层面和精神层面。对于第一种层面，一般的信徒就能认识；第二种层面则为愿意深造、要求上进的信徒所理解；第三种层面只有“完人”才能掌握，它意味着达到了神圣的形而上学境界。

奥利金是早期基督教教会的重要理论家。作为亚历山大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将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基督教哲学和神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教师，还提出了在当时社会很有特点的教育思想。他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的可教育性的论述等，虽然充满宗教色彩，但却具有相当积极的实质内容。他对知识的界定，对世俗文化的态度，也表现出比较开明和宽容的特点。

二、拉丁教父的教育思想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的传播是由东向西进行的。早期基督教会以亚历山大城等罗马帝国东部的城市为中心，由于东部通行希腊语和希腊化的组织，主要著作家、教会领导人也都是希腊文化培养出来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教父又被称为希腊教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城市从公元2世纪开始发展起来。那里的居民主要使用拉丁语。此后，随着罗马地位的提高，使用拉丁语的罗马教会也逐渐成为西方教会的中心。主要在这一地区活动、使用拉丁语的一批护教士被称为拉丁教父，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尔图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从时间上看，拉丁教父的著作比希腊教父的著作晚了大约1个世纪。从思想渊源上看，拉丁教父是希腊教父的学生。然而，拉丁教父的著作并不是对希腊教父著作的简单模仿，而反映了“教会生活和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独立的形式”[41]。希腊教父与拉丁教父的著述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主要的不同表现在希腊教父由于生活在希腊思想的影响之中，倾向于哲学思考，而拉丁教父则更多地与基督教的敌人论战，因此，论战的色彩浓厚。

（一）德尔图良的教育思想

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约160—约225年）是第一个以拉丁文写作的教会作家，因而也被称为是基督教拉丁教会最早的教父。虽然学界有人认为因德尔图良曾做过蒙塔诺斯（Montanus，约126—180年）派基督徒而不能被称为教父[42]，但似乎没有人怀疑他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地位。他被很多西方学者称为“最后一位希腊护教士和最早的一位拉丁护教士”[43]。他的作品和基本观点奠定了拉丁基督教发展的基础，他对包括希腊文化在内的异教文化的反对与排斥态度，他的反理性、宣传蒙昧主义的观点深深影响到后世基督教的发展。

德尔图良出生于罗马帝国北非行省迦太基（今突尼斯附近）。父亲是罗马军队里的一名百夫长。德尔图良早年受过良好的希腊和拉丁文化的双重教育，对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哲学、文学、法律和医学等均有较深研究，曾当过律师，还颇有名气。

德尔图良在年少时，按他自己以后忏诲时的说法，曾追随异教的习俗，沉浸在世俗的娱乐之中，过着**生活，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大约在公元193年，他皈依了基督教。在他的著作中，他并没有清楚解释自己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只说是看到了基督徒在经受迫害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殉教时慷慨就义的英雄行为。成为基督徒后，他天生的叛逆性格和好斗善辩的作风，再加上狂热的宗教情感，使他不但完全抛弃世俗享乐，而且对这种生活方式甚至罗马帝国文化采取了敌视和批判的态度。在生活上，他一改年轻时的**不羁，全力宣传苦行禁欲。他虽有妻子，但却坚持过独身生活，晚年更宣扬不婚不嫁，把禁欲看成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方式；在信仰上，他主张对《圣经》所载的上帝禁令完全服从，他视一切异教徒为敌人，不但要从信仰上征服，而且不惜从身体上消灭。在知识上，他大张旗鼓地反对理性，将哲学看作异端邪说的根源，把世俗学问看作对人灵魂的侵害。他的极端主张即使在基督教会中也并不被完全认同。为了自己的狂热信仰，他在213年前后加入蒙塔诺斯主义教派（Montanism，也有的书译为孟他努派）。这一教派宣传世界末日、圣灵启示以及千年王国理论，相信幻觉和预言，主张教徒必须过严格的禁欲、苦行生活，以便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获得上帝的恩典，升入天堂。这一教派后来被罗马教会所禁止。

德尔图良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作的重要基督教作家，一生著述甚多。他的大量著述已经佚失，但仍有30余篇作品留传至今。比较著名的有《论灵魂》（OntheSoul）、《申辩书》（Apology）、《致殉道者》（TotheMartyrs）、《致异教徒书》（TotheHeathen）、《关于改悔》（gRepentance）、《论肉体的复活》（TheResurreoftheFlesh）、《论灵魂的证言》（OimonyoftheSoul）等。后人对他的论文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把它们分为参加蒙塔诺斯教派之前和之后两类，前者反映了教会的正统观点，后者则是正统与异端邪说的混合；另一种分类是根据论文的内容分为两组：为基督教辩护而作的护教论作品和宣传禁欲主义的宗教伦理道德论著。

1。论灵魂与肉体

德尔图良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物质的，灵魂也是物质的。上帝是一个形体，因而也是物质的。在他看来，凡是存在的都是形体，任何存在者，都有自己的物质。虽然他也承认“非物质”存在的可能性，但同时认为，事物的物质与非物质之分，其实就是粗壮与精细之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区别。他对物质或实体的定义是：“产生于上帝的气息，不朽的、占据着身体、具有形式的简单实体，本性中有理智，用各种方式发展它的力量。”[44]基于这样的观点，他反对希腊哲学家普遍认为的灵魂、肉体分离说，即人死之后身体朽灭、灵魂转世的说法。他认为灵魂是在母体子宫里和胎身一起生成、共同发育的，而不是从外面什么地方降临到身体中去的。他论证了灵魂的物质性与物质的不朽性，但是关于人死之后灵魂的物质性问题，他的看法相当矛盾。一方面他承认人死意味着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但他同时坚持分离之后的灵魂仍然保留着身体的踪影，而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离开以前的身体而到新的身体里去转世。在他看来，人死之后的灵魂犹如做梦，身体与灵魂重新结合之时就犹如大梦初醒。说到底，死人是可以复活的，就像昼夜交替、夏去冬来、花草枯荣一样。

德尔图良认为，希腊哲学家主张灵魂与肉体分离说是为了否认肉体作为物质的价值。按柏拉图的看法，肉体是灵魂的监狱；但按使徒的说法，肉体是上帝的殿堂。根据后一种看法，肉体本身是善的，而且是永恒的。人的罪恶并非肉体造成的，而是灵魂的选择。作为教父哲学家，他坚持世界的物质性，把本来只属于灵魂的完善性同样归诸肉体。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上，他的观点比当时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更接近于唯物主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出于对世界和人的科学认识，而是为了论证末世论，为了诋毁希腊哲学。

所谓末世论也是蒙塔诺斯教派的基本论点之一。这一派曾将公元177年当作世界末日，以后又不断将末日推迟到不久的未来。根据这一派的观点，在世界末日，上帝将对人类进行审判，好人升入天堂，恶人投入地狱。人在最后审判中的命运基于他灵魂选择的生活，这是德尔图良思想的一个焦点。如果像希腊哲学家那样主张人死之后，身体朽灭、灵魂转世，也就意味着，人的灵魂不必为自己生前的选择承担责任，人的肉体不会因其所犯罪恶在地狱中受苦。在德尔图良生活的时代，罗马帝国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生活腐败，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早期教会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敌视态度、对“最后审判”的急切盼望、天堂与地狱说的广泛流行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下层基督徒的心态，德尔图良将原教旨主义与素朴唯物主义相结合所论证的灵魂观也可以说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当然，随着基督教会的日益发展和与上层利益的结合，教会最终采取的是吸收了柏拉图主义的奥古斯丁的理性辩护主义，而不是德尔图良极端的、以原教旨主义和素朴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灵魂说。

2。论信仰与知识

德尔图良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典型的蒙昧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代表。他不但宣扬信仰，贬低知识，而且认为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知识对立。

德尔图良所说的“哲学”主要是指希腊哲学。在德尔图良生活的时代，基督教虽然已形成对罗马帝国的影响，但希腊哲学思想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界仍相当有地位。与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吸收希腊哲学并为己所用的做法不同，德尔图良采取了完全敌视和排斥希腊哲学和其他世俗学问的态度。在他看来，哲学不但是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异教徒的智慧，而且哲学家是比其他异教徒更危险的人物。在他的《反异教的信条》中，他提出：哲学是人和魔鬼的学说，“哲学的素材是现设的智慧，是对自然和上帝旨意的草率解释”，“异端是哲学教唆出来的”。[45]他不但贬低哲学的地位，而且嘲笑哲学所重视的理性的方法。基于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他反对一切建立在理性思维基础上的学问。

关于真理与知识，他认为，世俗世界不存在真正的真理，真理就是上帝，就是《圣经》。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人对真理的追求。靠人的理解力无法真正认识真理，因此，基督徒决不可追求世俗知识或真理。由于否定世俗真理的存在，德尔图良也否定世俗知识的价值，甚至否定探索知识的努力。他告诫人们：“不要让任何人通过哲学和空洞的欺骗误导你们，它只是人的传统，与圣灵的智慧相对立。”[47]德尔图良对世俗知识和文化的极端态度，使他被称为教会史上反文化运动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其实，德尔图良对哲学、世俗知识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反对异端的斗争有关。他的极端态度与原教旨主义主张更多是在对抗激烈的场合下所使用的武器。他本人精通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大多数场合，他的著作也具有说理充分、论辩严密的特征。哲罗姆曾这样评价德尔图良：“还有什么人比德尔图良更博学、更敏捷？他的《申辩书》和其他反对异教徒的著作包含着这个世界的所有智慧。”[48]事实上，在德尔图良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具有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动**、在与不同文化接触碰撞时所产生的思想矛盾与困惑。他用对希腊哲学和文化的极端否定态度来表现自己在信仰上的坚定与正统，用强调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本质不同来确立基督教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德尔图良的努力在他生活的时代并未取得成功，但却影响了后世不少基督教学者的思维，在此后西方社会特别是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上，我们不难看到他的影响。

德尔图良并没有系统的教育思想，他所关注的教育更多的是宗教道德教育和教义教育。

在他的眼中，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真正的基督徒，使更多的人信仰上帝。虔诚的基督徒最需要的是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对教义的完全服从。他们必须抛弃世俗的享乐，杜绝人间功利，甚至不得参加公共事务或经商。他认为崇拜神是人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基督徒并不需要世俗知识，更不需要思考的能力，因为这些只能使人走向邪恶，成为令人厌恶的异教徒。

在内容上，他将《圣经》奉为唯一的经典，作为学校最主要的教育内容，要求人们完全按《圣经》教导的去做。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在德尔图良这里是一致的，人最高的道德是信仰与热爱上帝，这会使人追求真理。对德尔图良来说，智育不是教育应该考虑的内容，因为“一个心灵不能侍奉两个主人——神与恺撒”。至于体育和美育，更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与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不相融，因而为他所反对。

依照德尔图良的本意，基督徒都不应该进入世俗性质的学校，然而，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基督教在开办学校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妥协。但是他仍然坚持，基督徒进世俗学校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必须更加强调个人的修行，克己禁欲，把学习《圣经》作为最重要的事情。以后由于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学校教育上的矛盾，教义问答进入学校。公元3世纪以后，教义问答课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除宗教知识外，德尔图良也意识到，基本读写和处理生活事务的能力是青少年所需要的。他在《论偶像崇拜》一文中甚至承认，某些世俗学科如文学对任何职业都是必要的，没有它们甚至神学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他在学校教育的问题上，一方面在总体上表现出对世俗学校和学问的极端否定与排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一些具体科目上妥协。

德尔图良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为基督教的宣传，为基督教在异教世界的传播，为基督教在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冲突与较量中得到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的护教言论虽然不无极端之弊，但是，在极端的语言之下，我们也能发现思维与智慧的火花。德尔图良的教育思想并不突出，特别是他对世俗知识和学问的排拒态度使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不高。人们在批判宗教蒙昧主义的思想时，他总是一个重要靶子。的确，无论是从理论基础，还是客观效果来看，他的教育思想对于世俗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一种阻碍。随着由他及其后继者所代表的基督教信仰时代的到来，学校教育在西欧进入了低谷期。

（二）哲罗姆的教育思想

在哲罗姆任教皇教务秘书期间，教皇鉴于当时流行的一些较古老的《圣经》拉丁文译本粗糙、讹误较多等弊病，建议哲罗姆重译。约388年，他完成了《圣经·新约全书》的拉丁文译本。391—404年，在安提阿犹太朋友的帮助下，哲罗姆将《圣经·旧约全书》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定名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1546年，该译本被托兰特宗教会议定为天主教会唯一的标准译本。哲罗姆《圣经》的翻译工作对拉丁文法、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50]鉴于他对教会的贡献，罗马教会封其为“博士”，又赠给他“圣徒”的头衔。

哲罗姆学识渊博，文化功底深厚，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一生著作甚丰，涉及历史、哲学、教会史、神学、《圣经》的注释和评述及其翻译等诸多方面。他的教育思想散见于他的126封书信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致莱塔的信——论女子教育》和《致戈登修斯书》。

《致莱塔的信——论女子教育》（ToLaeta，gtheEduhter），写于403年。哲罗姆此时正在伯利恒隐居，罗马贵妇莱塔写信给作者，向他请教如何培养自己刚出生的女儿葆拉，哲罗姆除谈了怎样教育这个孩子之外，并指出，如果这些方法在罗马城行不通，可以把葆拉送到伯利恒。莱塔接受了哲罗姆的建议，把孩子送到伯利恒由祖母和婶婶照管。后来，葆拉终于接替婶婶优斯图秋姆成为她的祖母老葆拉所创办的女修道院的院长。《致戈登修斯书》约写于413年，是答复戈登修斯关于怎样培养自己小女儿的询问，也是由伯利恒寄到罗马的。

哲罗姆的教育思想源于其隐修观，并接受了罗马帝国神学家、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的基本思想，认为灵魂是神的圣殿，其核心概念是对神的敬畏，为了使灵魂能真正地从属于神，必须得到充分的修炼和教育。他说：“因此，将要成为神的圣殿中的灵魂的，必须受到教育。除了属于畏惧上帝的事以外，她必须听不到任何别的东西，也不说任何别的东西。必须不懂任何不洁的语言，对世俗的诗歌毫无所知。当她的舌头还柔软的时候，必须沉浸在赞美诗的甜美之中。”[53]鉴于此，人必须注重内心生活和内在精神的发展，能够充分发展人与生俱来的善性和神性，净化人的灵魂，最终使灵魂得到拯救，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哲罗姆认为，教育包括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两个方面。哲罗姆的智育思想主要以当时罗马帝国学校教育的常规作为出发点。

他认为，第一，知识教育应从教育儿童学习拉丁字母开始，他建议，“给她一套用黄杨木或象牙做成的字母，叫出每个字母的名称。……不仅要她掌握字母的原有顺序，务必使她按字母的名称编成韵文，而且要改换字母的顺序……使她既能根据形状又能根据发音认识这些字母。此外，一旦她用铁笔在蜡块上写字，而她的手还颤抖不稳的时候，既可以把着她的柔嫩的手指教她写字，也可以把简单的字刻在木板上，这样一来，她的努力被规范在这些限定的笔画以内，循着为她刻出的线路去写，而不致偏离线路的沟纹”[54]。另外，为了使儿童更好地掌握字母的拼写，哲罗姆主张以《圣经》中的各种预言书的作者、使徒和一系列主教的名字为工具，通过儿童牢记这些人名，来掌握拼写的方法和规则，这种方法既能给儿童语言以训练，又能使其记忆力同样得到发展。

第二，拼写的目的在于发展阅读能力。哲罗姆对语言教学极为重视，他认为，对于一个基督教徒来说，阅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而要能阅读《圣经》，希腊语、拉丁语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学习是通往《圣经》的桥梁。他建议，语育教学应当从希腊语开始，然后再教授拉丁语，“让她背熟很多希腊文的诗句，但也要教给她拉丁文。因为，如果她的柔嫩的嘴唇没有从一开始就惯于说拉丁语，她的口音就会被外国语的发音弄糟，她的本国语就会因外国语的影响而降低水平”[55]。阅读教学的内容应以《圣经》和早期教父的作品为主，对其他人的作品则要加以判断，而不能盲从。他说：“要让她从学习《圣经》中的《诗篇》开始，然后从所罗门的《箴言》中收集人生守则，让她从《传道书》中的传道者那里养成鄙弃今世人生及其空虚的习惯，让她遵循《约伯记》中树立的关于德行和忍耐的榜样，然后让她转到学习《福音书》，一旦在手，永不释卷。”[56]还要让她心甘情愿地陶醉于《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进而记诵《预言书》和《创世纪》等，伪经作品应力求避开，即使阅读也应注重其中包含的教义的真理性而不是所述的奇迹，“需要特别审慎地从沙里淘金”[57]。赛普里安（）的著作、阿撒纳修斯（Athanasius）的书信集和希拉利（Hilary）的论文，可以通读而无须担心失足。总之，“凡是对信仰应有的关心没有受到忽视的书籍，让他以所有这些书籍的作者的著作和才智为乐”[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