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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城市与公民（第2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地主要国家产业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市场对外国竞争和所有权的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国际贸易量（在通信和运输技术进步的大力推动下）也有惊人的增长。萨斯基亚·萨森、彼得·J。泰勒（PeterJ。Taylor）、曼纽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和爱德华·索亚等学者已经表明，这些变化“重新调整”了国际经济体系。在整个20世纪，经济流动的主要动因或“联结者”是民族国家，但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将力量和重要性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全球市场（包括数字化市场）和贸易集团，向下转移到城市和地区（其中有一些跨越相邻的国家边界）。

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力量和技术（包括允许“远程交流”和视频会议的通信技术）预示着主要城市的衰落甚至消亡，事实证明，并没有导致这种效果。但是，它们已改变许多城市，特别是第一世界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和大城市的物质、人口、社会、政治和文化特征的方式，重新定位和重组城市经济，以利用日益过时的名称（特别是在当前的语境下）、第三世界（如上海、墨西哥城、开罗、孟买和圣保罗）。然而，为了探讨全球经济发展对城市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暂时搁下“大公司对政府和经济的权力的熟悉问题，或者通过关联董事会或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超公司权力集中问题”（这些问题在近几十年中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并跟随萨森的重点转移到她所说的“全球控制的实践：生产和复制全球生产体系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组织化和管理工作”（6页）。9

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是这种“新全球控制能力”的主要生产地（以专业服务和融资的形式），这种能力涉及特定的集中化和聚集化形式。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形式所涉及的经济活动的去集中化的影响，可以在去工业化城市如底特律和利物浦以及第三世界快速工业化的中心看到：这些影响也是后现代城市的形态。然而，鉴于本研究的具体目标和范围，在这个语境中，我也主要关注全球性的、第一世界城市，城市后现代性的显著特征在那里以其最引人注目的形态呈现出来。

正如萨森所证明的，推动全球城市增长和塑造其特定经济结构的是一个复杂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参与组织和管理全球化经济的生产的性质。她认为：“标志着全球化的经济活动的地理分散，以及这些在地理上分散的活动的同时整合，是促进中央企业职能增长和重要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包括“管理、协调、服务和为运营网络融资”（xixxx）。只要有可能，许多不涉及直接管理公司运营的这些复杂中心职能都外包给专门从事法律、财务、会计、营销、管理咨询和计算机服务的独立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城市本身并不一定是企业总部的主要场所（尤其是在拥有强大通信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国家），尽管仍有许多，特别是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的总部。相反，它们是跨国公司所需（往往同时）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的公司集中的地方。现在，这些服务构成了全球城市的“经济支柱”或基础。换言之，“全球城市制造的‘东西’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萨森，5页）。这种专业公司和它们雇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的集中化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在一个城市里，”萨森说，“就相当于在一个极度密集的信息循环中……作为其增值功能之一，它具有信息、专业知识和人才不可预见和未计划的信息混合的事实，可以产生更高的信息秩序……在这方面，全球城市是我们时代领先信息产业的生产场所。”（xx）因此，对于这些不断增长的服务业来说，它们是创新开发和消费的沃土，例如，对于上海的微软

经济基础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纽约和伦敦等城市的收入分配。美国和英国在战后工业城市中往往工会化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培养了大量中产阶级，而全球城市中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则促进了经济的两极分化。在收入范围的一端是高薪的服务专业人员——律师、会计师和财务经理、营销和广告专家、顾问和计算机程序员。在相反的一段是文职人员、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和公车司机、送货员、商店职员、清洁工、保健和儿童保育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以最低工资水平或接近（低于或略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工作，他们为高薪专业人员服务，同时还有其他低工资、非工会化的生产计件工人。萨森指出，尽管承认全球城市的低收入工人比例往往低于其他城市，但是，“这一结果仍然可能与全球城市内部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相吻合”（249页）。中间部分正在缩小，而且越来越失去基础。“纽约是美国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地区，”萨森指出，这种不平等有一种继续加剧的趋势，“证据表明，自1980年以来，前五分之一家庭平均收入增长了18%，而其余五分之四的平均收入实际上下降了，中间五分之一的家庭下降了12%，最低五分之一的下降了13%。”（270页）

显然，这些发展对斯密观念的追随者们提出了重大的挑战，然而，无论人们如何努力调整这些观念以适应后现代性的经济宇宙或混乱，当然还有资本主义的实际实践，充其量也始终与这些观念分享着共存的不安。斯密意识到并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复杂性。他的论点比之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们所想的还要微妙些，尤其是关于他对“自由”市场理解的伦理层面。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自由市场世界主义的主体被认为是个人，如果不受政府干预，他们会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这种追求可能会导致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斯密把人类看作是全然被自私的私利所引导的，但是，他所设想的这种私利事实上是由他所说的“谨慎”所赋予的——即我们彼此之间以及整个社会的相互依赖和责任的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例如，它应该促使一个人在商业交易中举止体面。这种谨慎构成了“开明的自我利益”的“开明”方面。

然而，斯密的伦理学视野对资本主义的讨论远远超出了谨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1776）之前的《道德情感论》（1759），以这样的观察开始：“任何人都可能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很明显，他的本性中有一些原则使他对他人的命运感兴趣，171使他们变得幸福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尽管他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除了看到它的乐趣之外。”（1。1。1）这部著作继续考察了诸如怜悯、同情（源自我们天生的移情能力）、自我否定和自我管理以及慷慨和公益精神等美德的重要性。正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所指出的那样，斯密“从公益精神的角度概述了社会福利，但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个人行为，特别是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行为仍然没有得到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希望是，行为规范可能会出现，它不以每种情况下的自我利益计算为条件，而是依赖于将其视为‘适当’的行为规则，反思将要被标准遵守的既有惯例”（“什么差异”，5页；他的重点）。那么，一个正确的自我利益计算应该由所有这些美德来赋予，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应该敏锐地认识到我们的个人利益如何与他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此外，在所有的计算层面上——从家庭到邻里、到国家、到世界——并且对所有代理人来说，包括公司和国家，这一承认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仅仅承认并不是这些计算所必需的全部。同样重要的是给予这些利益的权重或优先权，伦理或道德的世界主义在确立它们体现的这些优先权和进行必要的计算方面，可以说尤其重要。我认为，这种计算需要一种在广义上、更为全面的“经济学”意义上，从家庭（经济的词源来自于古希腊的“家庭”[oikonomia]一词）向外延伸到成本和收益方面的计算，而不是西方社会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规则（有时候，非西方社会更善于以更全面的方式看待经济学）。

例如，在公司层面上，这种成本效益计算包括首先极大地拓展成本和效益的定义。小部件生产的“成本”不仅包括原材料、资本投资（机器、工厂等）和劳动力。它们还包括企业所承担但并不支付的成本——经济学家所称的“负外部性”。这些包括工人和社区承担的费用，不仅是与工作有关的身体或心理伤害（例如，疏离感和压力），还包括当产业重新定位以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时所产生的突变和流离失所，工人必须把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从他们的社区中连根拔掉，到别的地方寻找工作。目前，这些成本以不断上升的社会、医疗保健和失业成本、摇摇欲坠的地方经济和大幅减少的税基的形式转移到个人和社区身上（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很少会错过一个机会来兜售——和利用它作为杠杆，以获得减税和其他空间——当它们被安置到一个特定的社区时所产生的就业和税收优惠；当企业离开时，它们很少会急于考虑个人和社区的损失）。最后，小部件生产的环境成本，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消耗，也应考虑在内。生产的利益——包括小部件的价值（无论是物品还是服务）、工资和利润——都需要重新计算，同时考虑到这些额外的、更综合界定的成本。

考虑到其中一些未被重视的成本，有时是由于愤愤不平的工人的策略行动所迫，包括放慢生产速度，提供不合格的服务，淘气作梗，偷盗物资或者在工作时间在网上娱乐漫游占用公司上班时间。例如。森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关注公平可能有助于促进……效率（而不是阻碍效率），因为人们的行为可能取决于他们的公平感和他们对他人行为是否公平的解读”（“什么差异”，6页；森的重点）。这种成本考虑有时也会从“外部”强加，例如，政府要求企业承担清理有毒生产场所和垃圾场的财务责任。然而，许多此类费用的产生或承担超出了地方、州和国家政府的权限或控制范围：在美国成立的一家矿业公司污染了非洲的河流，中国的燃煤发电厂污染了日本的空气，等等。即使是在“国家企业”的情况下，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例如，当通用汽车将其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墨西哥、泰国、智利、哥伦比亚）时，这些企业决策的“成本”仍由大量失业的美国工人以及经济基础遭到破坏的整个城市和地区来承担。10

曾经，大公司的利益通常与其成立和总部所在国的利益一致或重叠，这在众所周知的“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国家有利”的表达中得到了体现。正如汽车和其他主要产业随后的发展所证明的那样，然而，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跨国公司的利益，其生产、营销和分销可能涉及数十个国家或更多国家的运营（例如，埃克森美孚声称“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因为世界上只有192个国家，因此这让人怀疑他们在哪里并不拥有某种业务），这显然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利益。11正如埃克森美孚等主要跨国公司的企业年度报告中对世界地图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可能会认为国家边界越来越无关紧要。12事实上，第一世界经济体和全球城市中增长最快的是那些最依赖全球经济，因而与国家利益联系最少的行业（尤其是金融和服务业）。

鉴于大公司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力量，国家173与公司利益的脱离以及它们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到关注。

考虑一下这种情况，根据2005年公司销售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全球100个最大经济体中有45个是公司。13五大公司（花旗集团、通用电气、美国国际集团、美国银行和汇丰集团）2005年的销售额均高于全球192个国家中13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14企业和国家之间的这种权力差异每年都在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容易受到超出或超过（即压倒）国家控制的企业利益对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剥削。

跨国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办公室做出的决定经常会对数百万人的生活和幸福（经济和其他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这些人远离做出这些决定的控制中心，甚至连最强大的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也都无法触及。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例子：企业主和管理者优先考虑狭隘的利润，而不是更广泛的利益，即使在那些更广泛的利益与其子女和邻居相距不远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常见却又奇特而且任性的短视之见，比如，它会导致一个人污染自己的孩子和邻居（更不用说自己）必须呼吸的空气或他们必须饮用的水。从远处来看，比如说，如果这些决策对地球另一端的某个第三世界国家产生影响，这种短视就只会变得更糟糕：通常来说，距离越大，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的距离（正如现在所做决定的影响可能直到未来某个时间才会显现出来的情况一样，超出了季度收益报告甚至十年战略规划的概念范围），这种责任感的衰减就越大。因此，我认为“市场世界主义”需要重新设想和重新建构，其视野尽可能通过这一更广泛的“成本”概念来扩大，包括所有生产决策的影响——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无论近期的还是长远的，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目前，全球企业对它们自己的——以及我们的利益的看法都往往过于狭窄和狭隘。

有人可能会说，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让世界主义的道德或伦理形式优先于市场世界主义，或者把它们混为一谈（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斯密本人在为“利己”上添加了“开明”）。这样一个的论据是基于（不是不寻常持有的）假设，即两者是或应该是分开的。然而，很明显，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经济世界主义的相互依赖超越了特定的共同体和国家。正如克莱因盖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即使对自己不利，“市场世界主义者也确实预先假定了一种很薄弱的道德世界主义形式，只要他们认为174宽容很重要，就会把所有人都当作平等的贸易伙伴，并以‘自然人权’的概念来引导他们的理想”（“六个种类”，520页）。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斯密对开明的利己主义的看法显然超越了这种“薄弱”的道德世界主义形式，并体现了一个更为严格的道德罗盘。当然，接替他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究竟在多大频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认识到或使用了这个罗盘，却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从斯密的观点出发，森对“理解公平与效率、价值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

例如，倘若由于许多人缺乏学校设施而剥夺了基础教育的社会机会，或者因为所有权的巨大不平等（由于缺乏土地改革、小额信贷设施等抵消政策而被加强），那么，结果将远远超出仅仅存在这种不平等的范围。这种结果往往包括与经济扩张的性质、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繁荣，甚至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预期下降有关的其他抑制作用——所有这些都可能因为教育机会或经济机会的不平等而受到影响。（“什么差异”，11页）

森的文章鼓励企业更广泛地看待它们的决策可能会如何影响它们自己的长期利益，以及它们不可避免地依赖于社会的长期利益。这样的考虑表明，公司可能会“好好做就做得更好”，这是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开明的自我利益的表述。在富裕的第一世界，我们可能会指望政府抵消经济转移的部分成本；然而，在第三世界，政府却远远不能做到这一点。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Bernanke）认为，“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确保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得到充分的共享——例如，通过帮助流离失所的工人获得必要的培训以便利用新的机会——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福利提升改革的共识。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上，建立这样一个共识可能远不容易。然而，这项努力是值得付出的，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增加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利益”。如果个人或企业伦理缺乏，如果国家实体发现自己无法胜任任务或被包抄，那么，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法律已被证明就是最好的依靠。公司和国家之间的新的权力差异一直是创建跨国组织、条约和协定（如欧洲联盟和京都议定书）的动力因素，同时，也是在民族国家之间进行限制和裁决的旧尝试，例如联合国。那么，这样一来，企业就会在不经意间促成政治以及我将在下文中讨论的文化世界主义新版本的出现。

不断扩大其产品市场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遍布全球各地。它必须无处不在，到处定居，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我们发现，旧的、由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需要遥远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取代。取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交往，各国普遍相互依赖。物质的生产如此，知识的生产也是如此。各国的知识创造成为共同财产。国家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变得越来越不可能。（212—213页）

焦躁不安的资本在世界各地聚集和生产商品（包括以前未被商品化的东西），并使它们进入流通之中。它创造了全球网络和回路——物质和数字的——通过这些网络和回路不断地生产商品（包括书籍、电影、电视节目和音乐等文化产品）、信息、图像和观念。这些流动，与各种移民的流动（从旅行者到经济移民再到难民）一道，传播文化，生产无价的和充满活力的组合、结合、聚合、融合、杂糅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17“混融，大杂烩”这是萨尔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在《想象的家园》中观察到的，“新事物如何进入世界。大规模移民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394页）。

纵观历史，在文化异花授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上，拉什迪是对的。与此同时，这些文化的迁移和流动也并非没有代价和冲突：全球化的力量传播文化的多样性和有时甚至根除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第一章中对同质化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除了对个人和家庭的巨大成本外，全球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看似永恒的流动和流离失所可以根除社区和摧毁传统的生活方式。对经历了全球化的许多人来说，这种损失的威胁或经历就是巨大的焦虑和动**176不安的根源，因为只有最近的经济殖民化版本才利用较弱者。伴随着这种经济殖民也出现了所谓的“可口可乐殖民化”，即西方化（通常是美国化）的消费文化和精神的强加或渗透。18对许多人而言，尤其是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和宗教社会中，更令人反感的是观念和习俗——世俗主义，其中包括妇女平等和性自由——它们通过西方的电视节目、互联网网站、电影、音乐、书籍、杂志和报纸、时尚以及甚至像化妆品这样的消费品体现出来并得以传播（图5。2）。独裁政权对所谓的西方民主和人权概念也有类似的担忧。各地的文化纯粹主义者都强烈反对拉什迪赞扬的混融和杂糅。

如今，移民，尤其是“劳工移民”，居住在位于两个地方的社177区并不罕见：在原籍社区，例如在墨西哥或印度的一个社区或村庄，以及原籍社区成员定居在一个全球城市里的相对应的社区。社区在两个地理上独立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频繁的旅行和交流（电话、互联网等）来维持的，而社会纽带则通过与“邻居中的某个人”结婚或返回原社区以寻找配偶等方式而得到加强。在这类社区中，许多能量可以用于维持原来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并在必要时尝试把新的元素吸收到原初形式之中，以保持它们的完整性。对双边社区两方面的依恋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家”可能总是在原籍国，而新国家则可能是“远离家乡的家”;对于第二代来说，情况则可能恰恰相反。

难民和流亡者，尽管他们从一种文化流动到另一种文化，也并不一定就是世界主义者，因为不同于世界主义者，他们在文化之间的转换是非自愿的。对他们来说，正如乌尔夫·汉纳兹（UlfHannerz）所认为的，“充其量，在另一个国家的生活是家庭加上安全，或者家庭加上自由，但通常它根本就不是家。他[流亡者]被外国文化所包围，但是没有沉浸于其中……他可能不情愿地建立起一种能力，但他并不喜欢它”（243页）。另一方面，游客可以享受与外国文化的接触，甚至他们自己尽可能地沉浸其中（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对语言和当地风俗的了解可以允许），但是，他们并不广泛地参与文化，这是世界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然而，旅游业，取决于与外国文化的交流程度，可以说有助于培养一种世界主义的世界观，通过使一个人意识到——在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意义——存在，从而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理解和不同生活方式的真正可能性。同样地，一个人在另一种文化中的接受（不管是欢迎还是敌意）及其背后的原因，有时可以提供一个启发性的一瞥，同时从外部来看待这种文化和一个人自己的文化——这是美国人往往特别缺乏的视角。

然而，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市场和文化世界主义也并不一定相互协调。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市场世界主义”显然为文化世界主义的产生创造了许多必要的条件，并在积极产生文化世界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也很明显，全球化的结果可能过于容易被证明主要是一种“消费政治主义”的形式，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世界主义，正如爱德华·斯宾塞（Edence）所说的那样，第一世界的富裕阶层仅仅是继续消费越来越多的世界物品和资源，同时基本上遗忘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全球体系的经济、文化、政治和伦理影响，在这种体系中，努力奋斗的第三世界居民会发现，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往往要么太难以捉摸，要么太不平等。19如果我们要创造一种切实可行的20世纪文化世界主义，我们将需要利用全球化（包括互联网）的所有资源，同时考虑到远远超出了文化世界主义的平庸版本——从“如何用100种语言进行交易”到“为世界买一杯可乐”——所提供的。20

在这里，我将讨论的文化世界主义既涉及一种共同体意识，也涉及一种主体性意识。在历史的这个关键点上，我们都是遍布全球的庞大关系网的一部分，而其中的许多关系，都可以说是最具决定性的关系，都是文化关系，并且，在这种语境下，任何一种关系都可能涉及文化的因素。要设想这个网络如何演变成一个富有成效的世界性共同体，既需要思考当前文化共同体的现有观念（确切地说，文化共同体是什么，它意味着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西），也需要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性的对共同体的理解，一种新的世界性现实可能会从中出现。我认为，这样一个概念必然与当代社群主义者所拥护的共同体所固有的传统和保守的理解相矛盾，而且，在较小但仍然显著的程度上，传统的基于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这两者都提供了关于共同体、个人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连贯（有时是重叠）的描述。

多数社群主义者所采用的“共同体”的概念是具有广泛民族主义意义的共同体的概念：用杰里米·瓦尔德伦（JeremyWaldron）的话说，就是“一个特定的民族，在某种无法记忆的真实或想象的意义上，共享着一种习俗、仪式和生活方式的遗产，这种遗产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起源或者说‘故乡’”（“少数民族”，756页）。21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正是这种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在地方和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最大的忠诚和最大的破坏。对民族的这种理解常常被宗教、民族、种族和“血脉”的话语所覆盖或支撑——例如，正如在这样一种（极不可靠的）断言中表达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或“印度是一个印度教国家”，而且，相反地，对于种族主义团体来说这很常见，像雅利安民族甚至宗教团体这样的种族主义团体，经常使用“民族”或类似伊斯兰“乌玛”（穆斯林的世界性共同体或国家）这样的粗俗说法。22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一般认为这些共同体（他们自己和他人的共同体）是一种明确的同质性和统一性（即使面对明显的多样性，人们也会听到诸如“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样难以辩驳的说法）。大多数关于共同体的性质和目的的社群主义论据显然都有这些相同的假设。正如稍后将会看到的，这些共同体理解的政治和伦理后果是相当大的。然而，首先，我想考虑一下它们的文化方面，并将它们与一个更具有世界性（在目前意义上）的共同体理解进行比较。我反对这种共同体和身份概念的有效性，以及它们对我们的共同生活具有的价值，这是基于涉及它们的三个主要的关键考虑：它们缺乏准确性（因而缺乏必要性）;它们已经陈旧过时；最后，它们经常（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避免）与某些人权发生冲突，这些人权可能被认为对我们的生产性生存至关重要，而且可能对我们的全球性世界的生存至关重要。这种本质性的或“基本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包括不被谋杀、强奸、折磨或奴役的安全权）和自由权（包括自由行动、信仰和宗教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思想和表达自由的权利）、正当程序权（包括人身保护权[habeascorpus]的保护）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最后是政治代表权和政府参与权。虽然质疑这些权利的绝对和普遍有效性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却很难否认这一事实，即大多数权利被视为基本的（并且不仅在西方社会）权利。事实上，许多社群主义者也认可这些权利。

个人常常从愿望和认同中获得他们的某些身份，而这些愿望和认同与他们可能属于的任何个体社会（即人种共同体之外）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关系。例如，一个人可能会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医生，而当成为一名医生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使一名医生成为一个181或多个共同体里的一员，身份（尤其是以其愿望的形式——“当我长大后，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可能更多地来自职业及其活动，而不是来自一个共同体本身的意义。这并不是要削弱我们所有人被我们的共同体“灌输”的程度（我将在近期进一步讨论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相反地暗示我们的身份是由许多力量塑造的，包括与“共同体”关系不大的内部力量。

此外，讨论中的社群主义主张被当代世界的现实所证实，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同时是众多的并且往往是高度多样化的“共同体”的一分子，其规模、范围和凝聚力都各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个人所属共同体的数量和类型取决于诸如年龄、教育以及可以被广泛理解为“接入”的因素，这些因素通过日益增加的出行便利性和速度以及互联网等通信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是，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财富相关联。值得指出的是，这对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有时也是偶然的：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有意识的，甚至我们不知道，尽管它们可能以重要的方式影响我们。

这种不可知的联系网络一直是几部有影响力的电影的主题，特别是罗伯特·奥尔特曼（RobertAltman）的《浮世男女》（1993），它追溯了洛杉矶居民之间的联系，最近，迈克尔·哈内克的《未知密码》（2000）和德尔菲恩·格莱兹（DelphineGleize）的《大屠杀》

（2002），都探讨了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或者更狭隘地说，欧洲化的力量。《大屠杀》是一个由消费产生的错综复杂的跨国关系网的寓言，在这种案例下，讲的是一头公牛的消费。影片以安达卢西亚的斗牛为开场白，在斗牛场上，年轻的斗牛士和公牛都被戳伤。斗牛士被送往医院，而同时公牛被送往屠宰场，救护车和载着公牛尸体的卡车在同一条公路的不同车道上并排行驶。当斗牛士陷入昏迷时，这头公牛的尸体经过了处理，它的各部分被分送到欧洲各地。在平行的、富有节奏的场面调度中，我们见证了公牛的“消费”对12个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个体的影响，其中包括通过电视观看斗牛比赛的小女孩温妮（Winnie）、她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大丹犬弗雷德，他们为她买了公牛身上一根骨头；温妮的幼儿园老师和她的老师的母亲，在享用公牛肉和里奥哈葡萄酒，她的肝脏在她死后被移植给了昏睡的斗牛士；一个老妇人为她的标本剥制师儿子买了牛角；一个科学家检查了公牛的眼睛（并在它的半盲性中发现了一种斗牛士灾难性地无法预测其运动的解释）以及他的怀孕的、心烦意乱的妻子。随着叙述的发展，我们看到人物之间远不只是通过这头公牛联系起来的：它各个部分的轨迹不仅是消费的轨迹，而且是肉欲（以许多形式）、饥饿和欲望的轨迹——这些都是支撑人类行为的强大力量，并把我们与共同体中的其他人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些共同体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它们的有限理解。这些力量在塑造我们的共同体方面的重要性简直使对共同体的社群主义理解（无论是基于民族主义、种族还是宗教）在这个技术先进的全球交流和移民时代变得陈旧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