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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蕴天人合一观念的哲学（第1页）

五、内蕴“天人合一”观念的哲学

一个民族仅当有很高思想水平时，才能创造超越原始文明的高级文明。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还只停留于神话和原始宗教形态，那么该民族一定还处于原始文明阶段，其社会组织形式和技术也必定比较简单。哲学是对思想的思考，即对业已形成的信念的思考，我们也常称这种思考为反思。例如，当很多人已相信“人生病就因为精灵附体”或“万物都是神创造的”时，如果有一个人对这种信念提出质疑并进行系统的思考和表述，那么他就已经在进行哲学思考了。一个民族有了哲学便标志着该民族理性的成熟，就意味着有人不再一味相信多数人或最有权威的人或祖先所相信的东西，而开始独立思考，并对某些已有或流行的信念进行批判和纠正。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了哲学。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公元前800—前200年这段时间是人类文明史的“轴心时代”。人类文明史上“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及诸子百家。”[43]在印度出现了优婆沙德（Upanishad）和佛陀；在伊朗出现了左罗阿斯脱；在巴勒斯坦出现了许多先知；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44]。

19世纪以来，一直不乏中外学者否认中国古代有哲学。这些人之所以否认中国古代有哲学，主要因为他们抱持欧洲中心论的信念，我们不妨称他们为欧洲中心论者。欧洲中心论者认为，发源于古希腊的欧洲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典范，由欧洲历史所揭示出来的“文明发展规律”，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欧洲人创造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欧洲人创造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欧洲人创造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表达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都根本不同于欧洲哲学，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哲学。

著名当代法国哲学史家皮埃尔·阿多（PierreHadot，1922—2010）对哲学的界定将特别有助于我们驳斥欧洲中心论者的观点。阿多坚决反对把哲学归结为纯粹的话语和论证，而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与论辩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45]。换言之，流于空言的论证和言说不是哲学，不断反思且力求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才是哲学。据此，则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哲学家，因此，中国古代无哲学之论不攻自破。虽然古汉语中无“哲学”一词，但中国历史上不乏不断反思且力求知行合一的思想家。

今天，许多思想家认为，“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

1990年，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彻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46]

季羡林先生同意钱先生对“天人合一”论之重要性的评价，即认为“天人合一”论含义深远，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重要贡献。但季先生对“天”“人”的理解与钱先生的理解有所不同。钱先生把“天”理解为“天命”，把“人”理解为“人生”，而季先生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其实，两位先生对“天”和“人”的理解是互补的。钱先生的解释侧重于人生观，而季先生的解释侧重于自然观。人生观与自然观是有内在关联的。在一个严整的思想体系中理解人生与自然，认定人生与自然是内在相关的而不像现代西方哲学那样把人生与自然分为两截，恰是“天人合一”论的特点。

季先生特别针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阐述了“天人合一”观念对于未来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提出了有争议的“河东河西说”。东方文化（包括印度文化）讲“天人合一”，曾主导过世界，此即“三十年河东”。近300年来，西方文化主导世界，此即“三十年河西”。未来世界文化吸纳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论，发展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于是，又是“三十年河东”。[47]

季先生认为，东西方人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截然不同。“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48]西方征服自然的文明在近30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如今已陷入深重危机。季先生说：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49]

依季先生之见，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出路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学习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50]。

一些人对钱先生和季先生的观点深恶痛绝且大加挞伐，但我认为两位先生的观点代表着老一辈国学家的深刻洞见，值得深入阐发。人类不能继续奉西方主客二分、征服自然的观念为圭臬，确实应该“彻底改弦更张”，否则只会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正因为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所以它在对万物进行区分的同时，不忘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从来不把任何东西从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孤立起来。这在思维方法上也有典型的体现：中国思想家重视综合，而相对轻视分析。与现代科学和哲学比较起来，则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性有余而分析性不足。

现代科学的分析方法是这样的：（1）认识一个事物就是认识它的构成成分（部分），直至认识到无法辨认其更小的构成部分，如如今对生物机体的认识已达到分子水平；（2）在表述上诉诸抽象的数学，如物理学用高深的数学语言表述各种定律，经济学也尽力模仿物理学；（3）科学研究往往设定其研究对象是不变的；（4）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总是设定自己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即科学家是主体，而被研究的东西是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也不能有情感关系。

中国古代哲人在根本上拒斥这种分析方法，他们不认为一个事物的本质就是由其部分决定的，而认为事物都是处于各种复杂关系中的过程；他们认为事物总处于变化、生长之中，且不认为人与非人事物毫无亲缘。正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分析性不足，故难以发展出现代科技（源自欧洲）。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中国思想落后的象征。但我们若仔细分析现代科技的得失，就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缺点而毫无积极意义。分析性的科技确实使人类的军事力量和物质生产力倍增，但它也导致了空前的危机和危险。显然，没有现代科技就没有现代工业；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如今人类正面临的全球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没有现代科技，也不会有核武器、生化武器；等等。战争武器杀伤力和物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是绝对的优点吗？这种提高对全人类都有益吗？全人类都需要武器杀伤力和物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吗？这种提高对哪些人有益而对哪些人无益？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季羡林先生说得没错，“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可以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中国哲学讲求知行合一，这与当代学院派哲学形成鲜明对照。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学院派哲学的地位已十分卑微。真正能影响现实的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现代学术体制还给哲学留了一点点空间，让某些大学设置哲学系或哲学学院。但哲学早已不再是阿多所说的哲人的生活方式，而成了形形色色的哲学教授们的纯粹说辞。他们研究、讲授的是一套，实际践行的是另一套，他们有意识地在自己研究的哲学和自己的人生哲学之间做出区分、拉开距离。一部分研究纯粹哲学的教授一味皓首穷经、寻章摘句，且扬扬得意地宣称，哲学就是文本研究，以为不关心社会和现实生活恰是保持哲学之纯粹性的条件。他们往往只能在极为狭小的圈子内互相吹捧。由于体制还留给他们一点点空间，所以他们也能参与各种奖项的角逐。中国古代哲学不是这样的哲学，中国古代哲人也根本不同于这样的哲学教授。他们上下求索，同时以自己体认的真理为人生指南。孔子一语道尽了中国哲人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是孔子所求索的最高人生指南，所以，在其人生历程中，无论境遇如何（或凶或险，或苦或难，或富或贵），未敢有一刻违仁。中国古代哲人求索圣人之道。周敦颐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这段话强调的就是知行合一，鄙弃的恰是今日的学院派哲学（以文辞而已）。

情理交融是中国哲学的又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亦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对照。我们说哲学是“思想的思想”，是对已有信念的反思，这便意味着哲学是讲理的学问，换言之，哲学必须运用理性。“理性”（reason）是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西方哲学家倾向于把理性界定为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想把理性与人的情感、情绪等主观状态完全剥离，从而剥离出所谓的纯粹理性。“理性”也指规律。西方哲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总认为理性或规律是纯形式的、普遍的、永恒不变的。现代科学以运用数学语言为荣即源于此。康德学派甚至要把道德规范也归结为一个纯形式的、普遍的、永恒不变的“绝对命令”。

中国哲学不是这样的。中国哲人讲的理，始终是情理交融的理，即既寓情于理，又寓理于情。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做的事情合适，会说他做得合情合理，而不仅仅说合理。

“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范畴，也是核心范畴。孔子说：“仁者爱人”。可见，“仁”不是一个纯形式的理念，而是蕴含着“爱”这种情感的。但“仁”又不仅是一种情感，它也是人世间的最高律则，是最重要的公理。

宋明理学家谈“理”最多，而且宋明理学已吸取了道家和佛学的思想精华，已高度体系化，可代表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峰。朱熹常被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解释《中庸》第一章的一段话可直接说明理学中的“理”是蕴含情感的。《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段话把“中”与“和”提升到了“天下之大本”和“天下之达道”的高度，可见其重要性已无以复加。朱熹在解释这段话时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天下之理皆出自天命之性，而天命之性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是中。值得注意的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不是纯形式的理性状态，而是情感无所偏倚的理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