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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如何发展自己的软实力（第1页）

二、中国如何发展自己的“软实力”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只剩下美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了。许多美国分析家认为，“美国应该加紧控制[世界]而不是放弃帝国职责”，许多分析家将美国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相提并论。约瑟夫·奈（JosephNye）说：“做出这种比较的**太过强烈了。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强大。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和，美国的经济规模大于紧随其后的三大国之和，美国的文化——从好莱坞到哈佛大学的全球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2]奈不主张美国仅凭其硬实力——军事、经济、科技等——去影响世界，主张还要用软实力去影响世界。他说：“美国应对全球信息时代新威胁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取决于其文化和价值观所代表的软实力，也取决于美国的政策是否让其他国家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尊重、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关注。”[3]他认为，在21世纪，美国拥有最强大的软实力。软实力（亦称软权力）也叫同化权力[4]。“同化权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发展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美国拥有多于其他国家的同化权力。管理国际经济的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往往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与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主流标准是一致的。”[5]奈还说：“美国文化是另一种无须投入过多却极其有用的软权力资源。显然，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对其他人民并无吸引力，而在评估文化权力资源时往往存在（产生）偏见的危险。但是，体现在产品和交流之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从未到过美国的日本年轻人身穿印着美国大学名字的运动服。即使在尼加拉瓜与受到美国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之时，其电视台依旧播放美国影片。同样，苏联的青少年身穿牛仔裤，四处搜寻美国唱片。尽管中国政府抗议美国的干涉，中国民众却依然钟情于美国的民主与文化。”[6]

奈说得不错，迄今为止，美国不仅拥有最强的硬实力，也拥有最强的软实力。美国的软实力源自“一种情势”（历史演变或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是这种情势使其他国家都仿效美国的“发展倾向并界定其利益”。这种“情势”其实就是现代化或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趋势。它不是美国人创造的，而是欧洲人创造的，它只是于20世纪在美国结出了最丰硕的成果，以至今天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或明或暗地以美国为发展或现代化的榜样。欧美自18世纪就开始造势，即造现代化或现代工业文明之势。在殖民主义时期，他们以“坚船利炮”（硬实力）掠夺他国的资源和劳动力，同化异域文化，曾犯下很多血腥罪行（这一点一些西方学者已坦诚承认[7]）。在后殖民主义时期，有奈这样的战略家及时地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在21世纪，美国希望还能软硬兼施地控制（领导）世界。可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了。一些西方有识之士也已开始承认：“欧洲殖民主义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8]

如果说美国将盛极而衰，则失误不在其发展战略，而在欧美300多年来造成的“情势”本身。现代性和现代工业文明本身已病入膏肓，它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达到鼎盛时而日渐暴露了它的致命症候——它是自毁性的、不可持续的！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走美国的发展道路，即采取“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且把大量人力物力和高新科技运用于军事，则人类文明将坠入毁灭的深渊。“美国人在能源用量上始终居全球之首，美国一个人生活中所需的化石燃料甚至是西欧富裕国家人民用量的两倍。”[9]如果全世界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人类或许需要六个地球。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美国人不能继续领导世界了，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事实上仍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一个盛极而衰的帝国还可以支撑较长时间。更何况美国之衰败将不仅是一个大国的衰败，还是西方启蒙之后而兴起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衰败，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能是一个展示人类文明之最大冒险的历史时期。

可是，多数人仍看不出工业文明的衰败迹象，许多人甚至认为，人类文明正经由工业文明而走向一种统一的、同质的全球性文明。西方人尤其是这样，他们很难超越其思维定式。今天人们常常引用狄更斯的话说：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即巨大成就与深重危机并存。有人说：“在我们的超级、科技、数字化、基因工程、全球化、奇异社会等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我们的地球家园和人性正在颓坏、腐烂。”[10]我们必须认清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是否足以挽救自身坠入毁灭的深渊。

事实上，工业文明最炫目的成就就是其征服性科技与商业结合而产生的巨大的征服自然的力量，凭这种力量，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巨大的征服性机器和日益人工化的生活世界（这里的生活世界仅指人类聚居的场所）。也恰是这种力量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可见，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与它的深重危机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它的深重危机正是由它的巨大成就导致的，因此无法以其成就去消除其危机。人类文明必须根本改变前进的方向，才能进入可持续的态势。这是中国人以东方智慧做出的判断。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人类文明的一次伟大革命，这次革命将造成一种根本不同于现代化的世界情势。在这次文明转型中，中国将不再像在现代化历程中那样是被动的、被迫的。中国已率先用一种整体性、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并已率先开始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最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未来的历史将证明，这也是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史的战略决策。

抓住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先机，探索了可持续发展的成功道路，中国就可以引领一种超越了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发展态势，在这种新的文明发展态势中，中国自然会形成自己强大的软实力。

奈所说的美国的软实力无非就是人权、自由、民主、平等一类的基本价值观。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类价值观一直没离开军事实力的支持，美国的软实力根本离不开其硬实力。实际上，工业文明自始至终都是争强斗富的文明。它不断激励竞争以保持其经济效率，而国际经济竞争必然导致战争，于是它必然使高新科技不断被投入军事应用之中。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核战争和生态崩溃——都直接源自工业文明人际和国际的争强斗富的竞争和斗争。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软实力是离不开军事暴力的软实力。

在工业文明的世界秩序中根本不可能实现永久和平，因为工业文明自始至终都是追求征服力增长的文明。在工业文明的世界里，人们必然进行两类战争：一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二是人与地球之间的战争。民主、法治、人权、平等、自由等基本价值的深入人心，使民主国家内部甚至欧洲内部的和平得到了较好的维护，但这些价值无法使国际关系超越国家利益而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工业文明激励的合法竞争是占有物质财富的竞争，是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竞争。于是，即便不发生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也必然时刻都在进行征服土地、征服荒野、征服河流、征服海洋、征服非人物种的战争，简言之，在进行征服地球的战争。

这两种战争是互相转化的。各大国、强国间暂时的均势能让世界暂时处于人际和平状态，即各国都发展自己的经济，都只进行人对土地、荒野、河流、海洋等的战争。一旦均势被打破，各强国就会加紧战备，国际军备竞赛会加剧，战争就一触即发。例如，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充当着“世界警察”，这期间在美国的主导之下，打了几场小型战争，推翻了几个不顺从美国的政府，但世界保持着大致和平的秩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美国越来越不安起来，日本军国主义则大有复活的势头，美日总想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必然要反遏制，于是，大国、富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大大加剧，发生大型战争的危险在增长。

两种战争的交织会毁灭人类和地球生物圈。这两种战争皆源自工业文明争强斗富的本质，甚至源自基督教思想的上帝与魔鬼之间的终极二元对立——绝对的善或正义必须彻底战胜或制服绝对的恶或不义。争强决定了工业文明不可能停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斗富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停止对土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战争。内蕴于西方思想中的终极二元对立决定了工业文明的绝对的、排他性的、极端化的发展观。上帝要以绝对的权力制服魔鬼，人类（主体）要用绝对压倒性的强力制服自然（客体）；西方的正义要以绝对的优势压倒非西方的正义。

生态文明是不仅谋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谋求人与地球之间的和谐的文明。故和谐是生态文明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谋求和谐的基本前提是承认不同层次的多元性：多种信仰、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政治、多元经济、多元科技等。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源远流长的“和而不同”的观念。面对工业文明的危机，人类急需用这种观念去建构一种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国际新秩序。坚持僵硬的现代性标准，把一切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文化都看作绝对邪恶的东西而加以铲除，必将激发极端势力的严重蔓延。中国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不要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百姓，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来讲，不要总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让各国自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才能形成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国际新秩序。

当生态文明逐渐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时，中国必然会拥有越来越大的软实力。而且中国的软实力可以是一种不依赖于军事暴力的软实力，这是由生态文明的本质决定的。不再追求征服力扩张的文明才是生态文明，继续追求征服力扩张的文明必然会继续前述的两种战争，而那两种战争的升级必然会毁灭人类。人类为摆脱自毁的命运，必须走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必须停止扩张征服力，必须确立新的发展方向——真正和平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求索过程，中国古代的柔性智慧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这柔性智慧就是“天人合一”“内向超越”和“自然无为”的智慧。中国人的柔性智慧与西方人的刚猛科技和文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科技设定主客二分，预设人是主体，一切非人事物都只是有待于主体认知、控制或征服的客体。而中国古人认为，人在自然中如鱼在水中，人的最高境界不是随心所欲地上天入地、移山填海，而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西方刚猛思想激励的超越是外向超越，它所指出的现代人类理想是，改变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使自然环境日趋人工化，如修越来越多的公路、铁路，造越来越多的机器。而中国柔性智慧指引的超越是内向超越，即追求美德、境界和智慧的超越，人的最高理想不是拥有尽可能多的身外之物，而是成为有圆满德行、境界和智慧的圣人。德行、境界和智慧都是内在于人格和人生之中的，而不是身外之物。现代西方刚猛文化有两大主导观念：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观念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观念。根据达尔文的观念，你必须自私且力争第一，否则你只能受制于他人。根据亚当·斯密的观念，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即便人人绝顶自私，实际情形也能达至最佳，独立行为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将导致最大可能的幸福[11]。而老子教导人们：“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专气致柔”“守柔曰强”。当代最新科学似乎也能说明老子“贵柔守雌”的智慧的高明。如果万物都展现为由出生经生长到消亡的过程，那么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整个人类文明也好，加快到达强大的顶峰，无异于加速死亡。此即“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孔孟的思想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预设针锋相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博弈论及管理科学，都把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这种人们在市场交易中表现的行为倾向当作人的本性或一般行为倾向，也就是把人的自私自利当作人的本性或一般倾向。如果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则中国古代哲人追求的内向超越就是没有意义的。儒家认为，人的天性是好的，受后天习染才变得自私了，通过学习、修身，人人都可以恢复其完美的天性，而恢复天性，达至完美人格恰是人人都该死而后已地追求的最高目标。工业文明大有使人类达到强大之巅而走向毁灭的趋势，这与西方刚猛科技和文化的引领直接相关。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柔性智慧。

基佐、福泽谕吉、汤因比等著名学者一致强调文明一定是发展、进步的，或说文明是生长的。汤因比说：“……怎么衡量这种生长呢？能不能把它当作是对于社会的外部环境加强了控制来衡量呢？这样的加强控制有两种情况：对于人为情况的加强控制，这个情况是以征服附近地区人民的形式出现，以及对于自然环境的加强控制，这里是以改进物质技术的形式出现。……许多事例证明这两种现象——政治的和军事的扩张或技术改进——都不是真正造成生长现象的原因。军事扩张一般来说是军国主义的结果，而军国主义本身乃是衰落的象征。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上的技术改进都同真正的生长很少关系，或干脆没有关系。事实上，在真正的文明衰落期也会出现技术改进的现象。”“真正的进步包括在一种解释为‘升华’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是克服物质障碍的过程。社会的精力通过这个过程解放出来，对挑战进行应战。这个过程是内部的，不是外部的；是属于精神的，不是属于物质的。”[12]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的“生长”或“进步”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发展”，他同时强调，文明的生长（即发展）应是精神的生长，而不是技术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长。

可是，欧美所引领的工业文明的发展主要是技术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争强斗富的发展。力求这种发展的国际竞争势必引起国家之间的战争，且把人类征服大地（即开发荒野、森林、湿地、海洋等）的“战争”当作和平业绩。如今，大自然已警示人类：这样的文明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危险的、自毁的。必须扭转文明发展方向，人类才能免遭毁灭。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正代表着文明发展方向的根本改变：由争强斗富转向共享共存。

放弃对物质财富增长的追求，不再无止境地求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就自然减轻，各国（特别是大国、富国、强国）之间就会较少发生争夺资源的战争。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既源自国内人民的需求，也源自国际竞争的压力。在工业文明的国际秩序中，美国之所以能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势，就因为它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事实上，是其军事力量确保了其政治影响力和“软实力”。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竞争格局中，中国、印度等国为确保其国家尊严和安全，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大国为了富，必须强。为争强，必须有最先进的武器，于是必须有发达的制造业。只有能制造大型飞机的制造业才能支持军工的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必然增加排放。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扭转文明发展方向，必须有一个大国率先放弃富强这个目标，或不把富强当作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美国会这样做吗？不会！各大国都早已陷入争强斗富的“囚徒困境”。扭转文明发展方向，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各国走出这个困境。只有中华文明内蕴的柔性智慧能指引人类走出这种困境。

走出困境，由争强斗富转向共享共存，必须实现文明各维度的转变。（1）产业结构必须转型，能源结构必须改变，现有的高能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产业必须逐渐被低碳、绿色、生态产业所取代，矿物能源必须逐渐被清洁能源（如太阳能）所取代；（2）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由线性经济转变为循环经济；（3）技术创新方向的转变：由扩充征服力的技术创新转向维护生态健康、保障人类安全的绿色技术创新；（4）经济、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改变：由激励物质财富增长的制度和法律体系转向既维护社会正义又维护生态正义的制度体系，而生态正义要求承认非人物种的生存权利；（5）思想观念的转变：由追求真理大全或穷尽自然奥秘的科学转向与自然对话的科学，由物理主义或计算主义转向生机论，由独断理性主义转向谦逊理性主义，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发展观走向非物质主义价值观、发展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