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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1页）

第六章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

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曾有辉煌的过去，中华古代文明绵延5000年，在农业、手工业、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方面都取得过伟大的成就。农耕的汉民族曾被蒙、满游牧民族所征服，但那只是军事上的征服，而不是文明上的征服。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华文明的征服才是彻底的征服，“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经过这一次征服，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包括思想精英）大多丧失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信心，认定只有全力向西方学习，才能救亡图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论盛行。凡革命的都是好的、正义的、进步的、文明的、光明的，反革命的都是坏的、邪恶的、落后的、野蛮的、黑暗的，或者好的、正义的、进步的、文明的、光明的都是革命的，而坏的、邪恶的、落后的、野蛮的、黑暗的都是反革命的。这好像也是合理的，不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难以虚心向西方学习，因而难以实现现代化。

经过100多年的革命，看看今日中国社会或中华文明，我们会觉得难以为其定位或归类。对照古代文明（非远古，仅辛亥革命前），我们发现今日中华文明已面目全非，对照当代西方文明，我们又发现今日中华文明不伦不类。

面目全非、不伦不类可能是必然的。人类文明不可能按所谓的客观的、必然的规律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明，也没有哪一种文明是绝对标准的文明。由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孕育出来的现代化，移植于任何另一种文化都必然会走样，事实上欧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也不尽相同。

如今，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要求追问，什么是中华民族？在中国版图内生活的人们就是中华民族吗？一个民族要不要有民族性，即该民族一直未中断地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传统？长期以来，我们深受独断理性主义的影响，认为人类文明将遵循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且逐渐融合为一种统一的甚至同质的文明，所以民族性是不重要的，经过革命而追求进步才是最重要的，越是能和传统决裂越好，因为遵循客观规律而进步的文明的未来一定比过去和今天好。今日的全球化发展似乎印证了独断理性主义的正确，全球化的人类文明不就是统一的文明吗？其实不然，全球化只是市场的全球化、资本流通的全球化、商业贸易的全球化、通信的全球化等，而不是文化、信仰的全球统一。

我们不难论证，人类的信仰永远也不可能得以统一，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建构统一的真理体系，也没有任何一个思想传统可取代所有的其他传统而赢得全球人的信仰，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佛教、道教，还是科学和自由主义，都不可能成为统一的信仰。当代人类学研究也告诉我们，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是不可消除的。一个民族因其信仰和文化的独特而构成其民族性，正如一个人因其独特的思想和性格而构成其个性。如今的中华民族已是一个有多种信仰且有丰富文化和亚文化的民族。那么我们该以何种精神为民族精神呢？这是值得认真追问和探究的问题。反省现代工业文明的深重危机，应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笔者认为“天人合一”观念和“内向超越”传统是最值得当代中国人发扬光大的观念和传统。换言之，“天人合一”和“内向超越”应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我们还要追问，复兴什么？何谓复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军队、获得最多的诺贝尔科学奖，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要不要复兴中国古代的某种文化基因或智慧？既然说复兴，就该恢复或复活过去的某种精神或文化，而不是简单按欧美人的标准争得先进和第一。那需要我们复兴的精神就是“天人合一”和“内向超越”的精神。迄今为止，仍有人极度厌弃这种精神。在这些人看来，“天人合一”观念阻碍了中国人分析性思维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1]；而“内向超越”精神容易流于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这种说法并非全然不对。但复兴“天人合一”和“内向超越”精神不必排斥源自欧美的科学精神，不必拒斥任何其他文化或文明的积极成果。以中国古代精神之精华补西方现代性之缺陷和不足，正是中国可对人类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现代西方文明是一种征服自然和异在文明的过分刚猛的文明，它短短300年的发展和全球蔓延，在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正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季羡林、钱穆等前辈都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及其所代表的整体性、综合性思维方式代表一种东方智慧，可以济西方现代性之穷，而对谋求文明之可持续性具有深刻启示。

“天人合一”与“内向超越”是内在一致的。

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是：人在天地间如鱼在水中，人既不可能超越于自然之上，也不可能游离于自然之外；人类一切行动（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消费）都必须遵循自然法则，换言之，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按照天人合一观念，人类不能在人与非人事物以及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而划出这种界限正是现代西方思想的特征。根据现代乃至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康德的思想，自然法则是以因果律呈现的，而道德法则源自人类的纯粹理性和意志自由。一切非人事物都是客体，而人是主体。有了这种划分，现代人便只以道德约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不以道德去约束科技创新及应用科技去榨取自然客体的工商业活动。全球性生态危机与这种划分有内在的关联。根据天人合一观念，人与非人事物不是对立的，人类道德就蕴含于天命之中。于是，前现代中国人既没有征服自然的野心，也没有让技术性思维成为主导性思维。这在政治上便体现为思想精英对其他行业精英（包括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领导，而不像现代社会，是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引领其他精英（包括思想精英）。

内向超越的价值导向是：我们对自我改善的重视应甚于对改造外部世界的重视，对内在于人格和人生的德行、境界和智慧的重视应甚于对身外之物的数量增长和质量精美的重视。内向超越的追求就体现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死而后已的努力。内向超越不是封闭于自我的冥想，而是通过学问思辨行力求闻道、力求“知天命”的生命践履。这必然要求既了解社会，又认识自然。人格完美的可能性是天定的，“天命之谓性”。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把自我的天命之性加以扩充，以达到最高境界，获得道德智慧和政治智慧，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语概括了“天人合一”与“内向超越”的统一。一个人若能通过学问思辨行的人生践履而知天命，且始终不渝地自觉地按照天命行事，他便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境界。正因为前现代中国人以内向超越为主，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今人会把这种学问归入政治学、伦理学和哲学）一直被视为正宗学问，而今人重视的科学技术不是被归入末学，就是被指斥为奇技**巧。这同样确保了哲学伦理学（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制约，确保了思想精英对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领导。

创造性地阐扬和继承天人合一和内向超越的智慧，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这样我们才既继承了中华古代文化最有生命力的精华，又为人类做出了较大贡献。在西方引领世界近300年以后，我们该彻底反省征服自然和片面外向超越的危险了。我们常说：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在工业文明全球铺展的今天，人类已把地球改造得面目全非，森林锐减、湿地萎缩、草原退化、土地沙漠化、全球升温，同时，城市、工厂、铁路、公路等人工设施越来越多。现代性一味激励人们改造外部世界，而不再激励人们改变自我，因为它设定，外部世界的改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自我的改善是有极限的：人无法改变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例如，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和博弈论，都设定人的这种本性是不变的。其实，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只是人们在市场交易时典型地表现出的倾向，而不是人的不变的本质。人们在家庭中大多不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在沉浸于自己十分爱好的活动的过程中也不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当代商业文化过分张扬了人的这种倾向，既与商业精英居于主导社会地位有关，也与商业的过分扩张有关。每个人都是追求自我实现的，或说是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自我实现未必要表现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苏格拉底、阿尔伯特·施韦泽、大卫·梭罗都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但都没有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追求自我价值实现。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价值”与“利益”的区别。价值并非仅指可用货币衡量其值的东西，也指文学、艺术、德行、境界、智慧等。而今人所说的利益主要指可用货币衡量其价值的稀缺资源。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收益只是人类常用的行为模式之一，而不是什么不变的人性。人之为人恰恰要求在许多情境中超越这种行为模式。中国古代的丰富典籍展示了内向超越的无限可能。如今，生态学明确告诉我们，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地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至此，我们该把现代性的价值导向反转过来：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改造是受限的，改善自我才是不受限的。人类必须纠正现代性价值导向的致命错误，由以外向超越为主转变为以内向超越为主。生态学理论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事实都表明，无限贪求物质财富增长的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人类该明白：对物质财富增长的追求必须知足。当然，人总有其不知足之处。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即文明必然发展。只有以内向超越为主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以内向超越为主的发展才是汤因比所十分重视的以精神生长为特征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重建一个中华帝国，而是复兴中华文明最有生命力的智慧，为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中华文明最有生命力的智慧就是天人合一和内向超越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