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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谐共生精神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第2页）

3。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包含一些正确见解，但也包含一些错误。共同体主义可以吸纳自由主义的正确见解，而提供一种更正确、更全面的对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的理解。自由主义正确地指出了国家保护个人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提出了防范国家权力侵犯个人权利的有效措施——民主法治，但它往往忽视了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人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依赖性，个人永远是不同层级的共同体中的个人。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或个性，其内心总有他人难以明了的“角落”。思想精英尤其是这样的，每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其独特的方面，在人类思想史上找不出两个思想完全相同的思想家，正如你在一片森林里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正因为如此，信仰的多元性才是无法消除的。人们对利益的看法依赖于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植根于信仰，信仰又永远是多元的，不是统一的，于是人们对利益的认识也永远不可能是统一的，对利益的追求也永远不可能是完全和谐的。换言之，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之间永远存在着张力。对于这一点，自由主义者往往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迄今为止，自由主义所指导的民主法治（以欧美国家为典型）对国家权力在民主国家内部的滥用有较好的防范。其实，我们不仅必须对国家权力严加防范，对一切集中的巨大权力都必须严加防范。如今，掌控巨额资本的跨国商业集团（为极少数商业精英所领导）所掌控的权力远远超过中小国家的权力，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民主法治机制能对它们的权力实施很好的监督和控制。这将同样是危险的。21世纪我们必须创建全球化的民主法治体系，以便使权力更趋于分散和多元，而不是更趋于集中，从而能使民众和不同行业的精英都能参与对权力的监督。

自由主义者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一个事实：个人永远都只能生活在共同体中，完全的隐士已不再是通常意义的人，绝对的个人自主只是康德学派的抽象概念，而不是现实中的个人的本质。个人的说话能力、思维能力、论辩能力、行动能力都只能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逐渐形成。个人也只能通过与他人的协作、交换、交流、竞争甚或斗争而获取利益且实现自我价值。正因为个人总依赖于他人和共同体，他才必须承担对他人和共同体的责任。在今日中国，一方面仍不时出现公权力对个人自由的越界干预和非法干预，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只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尊重他人的权利且对共同体不负责任的人。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走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道路，使人们明白，尊重他人权利是保障自我权利的前提，为共同体承担责任也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

自由主义的盛行，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策略处于冲突之中：它们较好地保障了国内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国际上却置国家利益于国际正义之上，例如，美国不顾国际法和联合国的约束而出兵伊拉克（2003年），不断改进军事技术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而迫使其他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等）也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这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问题。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却消耗着30%的世界工业资源[20]。但美国更愿意保护好自家的环境，而不太愿意为全球节能减排做出积极贡献——如出钱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为能走出全球性生态危机，我们必须克服自由主义的片面性，从个人到企业和国家，都承担起责任，并在不同个人、阶层、国家之间公平地分配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责任。环境是天然的“公有地”，很难完全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办法去加以保护，即纯粹用污染权交易的办法去保护。仅当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国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环保责任时，全球环境才能得到保护。

顺便指出，现代性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与物理主义是矛盾的。物理主义通常支持严格的决定论，即认为万事万物皆由物理规律支配，人脑也不例外。如今的神经心理学和脑科学都在探寻决定人类思维的规律。根据严格决定论，则人类自由就只是一种假象。倘若发现了决定人类思维的规律，则可对之加以控制。如果这种控制人类思维的技术被独裁者掌控，则独裁者成为上帝，而众人成为奴隶。可见，物理主义与人类自由不相容。如果我们采用了生机论的自然观，则人类自由就顺理成章。我们都知道，人是不断生成的，用萨特的话说，即存在先于本质。现代量子物理学和复杂性科学则告诉我们，不仅人是不断生成的，即处于由潜在性向现实性生成的过程中，万物都是生成的。人就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之中，她他常常面临选择，具有特定限度内的种种自由。

4。自然主义价值论[21]

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称由事实判断推导价值判断为“自然主义谬误”（一种逻辑推理的错误），深受摩尔影响的人们则认为，在事实与价值、自然科学与伦理学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自然主义价值论就要跨越这道鸿沟，或在两边架起一座桥梁。

自然主义价值论承认现代性哲学的一个基本信念：价值源自主体的欲求、愿望或实践。但自然主义不接受现代性哲学对主体的严格限定——只有人才是主体，非人的一切皆不是主体。自然主义认为，主体（agent）[22]就是具有能动性（agency）的存在者。在大自然中，不仅人具有能动性，许多事物都具有能动性，例如，许多动物都具有能动性，只是非人动物的能动性没有人的能动性强而已。如今，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则认为，将来机器人的能动性（聪明程度或智商）不但能达到人类的水平，而且能超过人类水平。

普利高津说，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事实上，无论人类的能动性有多高，与大自然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大自然的能动性是绝对的能动性，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能动性，而人类以及一切存在者（包括一切可能的人工智能机器）的能动性都是相对的，是特定情境中“有所为”的能动性。

价值就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所欲求或追求的东西。食物对所有的动物都是有价值的。人的能动性高于地球上的一切非人动物，于是她他所欲求或追求的东西比非人动物欲求的东西多得多，即人所追求的价值比非人动物所欲求的价值要多得多，物质财富、亲情、友情、爱情、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境界、智慧、永生、天堂等，都是人所追求的价值。

就人而言，价值总代表着人对好生活的追求，即代表着人的理想。现代性哲学宣称，科学是价值中立的，是纯理性的，是客观的，而价值总是主观的，所以，研究价值的学说，如伦理学和美学，也难免是主观的，保持价值中立恰是科学达到客观性的前提。其实，自然科学不是绝对客观的，伦理学和美学也不是绝对主观的，双方都能够且只能在特定话语体系内讲道理。都讲道理就意味着都追求客观性，都只能在特定话语体系内讲道理，则意味着都摆脱不了某种程度的主观性。客观性本身就是人类追求的一种价值，在政治、道德领域，客观性就体现为公正。自然科学能不断突破已有体系的局限而达到较高程度的客观性，但它永远也达不到绝对的客观性[23]。

现代性在自然科学与伦理学之间掘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似乎既能确保科学不断发现真理以便无限逼近真理大全，又能确保人类自由，既由科技进步不断扩展人类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如由不能登月到能够登月），又由政治伦理确保人权原则的权威性。自然科学与伦理学各占自己的领地而互不干涉。但由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于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1）科技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号挣脱了道德的约束，而无限追求征服力的扩张，征服力无限扩张的后果则是核武器及一切高新科技之军事应用的威胁，以及物质生产力无限扩张所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征服力的无限扩张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如今，连霍金（StephenWilliamHawking）那样的科学家都深深地为之担忧。（2）伦理学失去了自然科学所支持的世界观的依托而在一个学术“孤岛”内自说自话，因而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以至于在政治伦理领域只有一个人权原则还具有普遍约束力，而“好生活”和“人生意义”观念不是任由缺乏理性反思的宗教去颁布，就是任由经济学等深度不够的实证科学去误导。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对人权原则构成严峻挑战，与自然科学分离的现代伦理学却无力应对这样的挑战。

走出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需要自然科学与哲学伦理学的彼此承认——即彼此都承认对方的合理性，都承认自己有短处，从而承认自己需要听取对方的意见，需要吸取对方的合理内容。这样，我们才能理性地审视人类追求的价值，进而规范科技创新的方向——由无限贪求物质财富，转变为适度[24]追求物质财富，因而科技创新的方向由无限贪求征服力，转变为确保人类安全和修复地球生物圈的健康。

积极与自然科学对话的伦理学必须补充现代社会公共道德的不足：把公共道德的核心原则由一条人权原则增加为两条：人权原则加环保原则。在生态文明中，每个公民都必须把保护环境、节能减排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必须以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为荣，以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为耻。

5。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

现代性和工业文明对人类最致命的误导莫过于物质主义价值导向。在消解古代社会的迷信和揭露古代统治者的虚伪时，物质主义起过进步作用。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物质主义的危害性日益暴露。按说一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如已达衣食无忧的数量，她他会放松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去追求种种非物质性价值，如亲情、友谊、艺术、知识、智慧、境界等。但工业文明的制度和文化都不允许人们在追求财富方面知足，不鼓励人们放弃对财富的追求而去追求非物质价值。在现代工业文明中，能激励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已不仅限于宗教、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即不限于狭义的文化符号或文字，整个商业体系都具有文化符号的激励作用。现代商品和服务的等级体系就是广义的文化符码，它激励着每个人毫不懈怠地工作、赚钱，以便通过自己消费的商品和享受的商业服务去标识自己的成功和地位。工业文明为确保效率而不断激励的各种竞争，则不容人们在追求财富时知足，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是成功者，就是失败者。于是，人们即便知道身边的雾霾就源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也不考虑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当然许多人指望科技创新会消除大量排放，而保持甚至促进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然而，科技不是万能的，科技不可能使人类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实现“零排放”。人类一味坚持物质主义而不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终会在生态危机中走向毁灭。

即便科技进步能确保人类永无休止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信奉物质主义也是愚昧的。人是追求幸福的，归根结底是追求人生意义的。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依赖于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从根本上说，物质主义是一种试图寻找人生意义的尝试（虽然是一种被引入歧途的尝试）。”[25]美国著名消费者行为研究专家、贝勒大学营销学教授詹姆斯·A。罗伯茨说：“物质主义剥夺了我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的机会。它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只会给我们带来稍纵即逝的快感的闪亮之物，然后就被我们堆放在壁橱、车库和储物间里，只待被第二年的新款所取代。”[26]所谓“闪亮之物”就是科技含量高、包装精美的商品，如手机、iPad、汽车、服饰、手提包等。人们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赚钱、花钱，而没有多少时间去安心读书、思考、修身、养性，而安心读书、思考、修身、养性恰是过有意义的生活的必要条件。过有意义的生活只需要充足的物质财富，而不需要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增长是愚蠢的。

6。反经济决定论的文化观

只要我们能承认人是悬挂在她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文化动物，就可以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文化观。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基础不见得永远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建一座华丽的大楼，打好基础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不意味着人们永远要盯着基础，更没有必要把基础建得越来越高。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之一是它有力地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极大地解放了物质生产力，为养活众多人口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建大楼一样，经济基础建好了，牢靠了，我们就该尽力去发展能使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健康的事业，而不是一味地发展经济，且让一切其他事业都服务于经济增长。

狭义的文化是人们赖以识别价值或确立其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的符号系统，主要指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包括绘画和音乐）。人们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形成与这种意义的文化直接相关。孩子们是在听故事和做游戏的过程中开始理解他们所在的生活世界的。青少年也是在读书、看电视、看电影、看演出、听音乐和玩电子游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宗教对人们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形成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简言之，人们通过文化而确立自己的信仰，形成自己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人们依其信仰和对人生意义的不同理解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的幸福感和生活体验与其信仰直接相关。大卫·梭罗能以物质上最为节俭的方式获得最为丰富的人生体验，并宣称自己一生过得非常幸福，就因为他有坚定不移的超验主义信仰。颜回能做到“贫而乐”同样因为他有坚定不移的对孔子所传授的道的信仰。他们之所以活得幸福，就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达到小康水平之后，人们生活是否幸福其实不再取决于经济是否增长，而取决于社会是否公平和谐，文化是否健康、繁荣，自然环境是否清洁。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克服经济决定论的错误，逐渐实现文化对经济的引领，而不是让经济或资本决定文化。这一重要转变可以通过民主的创新而得以实现：不是让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在各种决策代表（如人大代表）中占据绝对多数，而让不同行业的精英（包括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学术精英）在各种决策代表中的名额保持合理的均衡，从而避免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对决策权的垄断。

为克服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我们必须改变发展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物质财富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物质财富不增长就不能叫发展。这就是源自西方的物质主义发展观，是对应于工业文明黑色发展的发展观。黑色发展是大量使用煤、石油、铀等矿物资源的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发展。有人说，工业文明的黑色发展是背着太阳的发展，因为它一改农业文明主要依靠太阳能的“赞天地之化育”，而大量使用机器、大量使用矿物资源，因而产生了空前严重的污染。简言之，黑色发展是大量使用“黑色能源”（如煤和石油）的发展。物质主义的发展观就是激励黑色发展的发展观。不改变这种发展观，则发展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就处于难以调和的冲突之中。

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我们根本改变发展观。物质主义发展观是黑色发展的精神动力。建设生态文明就是由黑色发展转变为绿色发展。有人说，绿色发展就是向着太阳的发展，即重新充分利用太阳能的发展。太阳能是真正的清洁能源或绿色能源。简言之，绿色发展就是使用绿色能源的发展。当然，21世纪之后的生态文明不是以古代农业的方式利用太阳能，而是以比工业文明更高的技术水平利用太阳能。古代农业主要以种植农作物和放牧（依赖于牧草）的方式利用太阳能，即主要靠植物的光合作用而利用太阳能。在现代人看来，这种利用的效率是很低的。生态文明通常必须先把太阳能转化为电，然后再加以利用。这既要求继承工业文明的技术，又要求在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出更高水平的技术。绿色发展的精神动力必须超越物质主义。在有一些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物质财富增长是必要的。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前提下，物质财富增长就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改善、绿色和信息科技进步、社会趋于和谐、文化繁荣等都是发展的标志。绿色发展是社会的综合发展，是社会的改善和文明的提升。物质财富增长不是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不妨把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时代精神概括为生态主义精神。生态主义精神的精髓是在谋求人类幸福、繁荣的同时保护地球生物圈的健康，或谋求人类文明与地球生物圈的协同进化或和谐共生。树立生态主义精神的前提是纠正独断理性主义的根本错误，超越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和发展观。这种精神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