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二风险的特质与表现（第1页）

二、风险的特质与表现

伴随全球化的发展，风险也在趋向全球化发展，形成了所谓“全球风险”、“世界风险”。因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风险全球化与全球风险问题日益突出，受到广泛关注。在当代境遇中，全球风险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风险的内外界限日趋模糊。社会风险内在于全球风险，反过来，全球风险也内在于社会风险。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外部的全球风险与内部的社会风险二者相互交织、交互作用、彼此转化。贝克在其著作《世界风险社会》中指出，现代社会风险是世界性的、全球化的，因而“风险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全球化进程带来了风险的全球化，使得风险社会得以可能。全球化与现代风险是同步出现的，所以当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时候，全球风险也相伴而生，于是全球风险社会就到来了。

全球化进程究竟是如何作用于社会风险的呢？具体来看，全球化对社会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全球化使社会风险来源显著增多，社会风险日益呈现多元化态势。全球化表现为资本、信息、技术、人员等跨国界流动以及各个国家、民族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显著增强的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必然导致原先只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范围内存在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其扩散的过程中还可能不断产生出一系列新的风险源，原风险源与新风险源相互作用，可能会大大增强风险的后果，从而引发全球风险的连锁反应。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风险源增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是输入型，主要是由于资本、人员和物品等流动性的增强带来的新风险源，如“热钱”（投机性短期资金）的大规模涌入、传染病的蔓延、外来物种的入侵所产生的风险，就是比较突出的例证。二是卷入型，主要发生在相邻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扩散载体和渠道主要是空气、河流、货币体系、经济交往等。卷入型风险与输入型风险不同，卷入型风险更需要某种系统性载体，输入型风险的种类则更多样易变。三是诱发型，主要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外部发生风险后，诱发该国家或地区内部发生类似的或其他种类的风险，人们产生的风险恐慌以及通过对该国家或地区的治理机制所产生的不信任等，这些都会诱发国家或地区内部的风险源增加，风险种类增多。

其二，全球化放大了社会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使得社会风险的不可控性增强。放大风险影响的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增加会促进风险传播与扩散的速度与范围，提高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二是现代通信技术的高度发达使信息传播加快，从而使更多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威胁，但同时也可能会因为信息不完整而导致过度的风险恐慌，从而诱发更多新的风险。原风险源与新风险源之间相互作用可能会增强风险的后果，因而引发蝴蝶效应式的“全球风险连锁反应”。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暴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风险影响扩大与衍生的典型事例，人们对于金融风险的心理恐慌大大增加了风险本身的破坏力。

其三，全球化不仅增多了风险来源，扩大了社会风险后果，还推动了社会风险意识向全球风险意识的扩展，从而启动了风险社会的自觉意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全球化效应带来的，受其威胁的是全人类，因此又是人类的风险。面对这种共同的风险，人类会产生某些相关的共同利益，从而形成某种共识：在全球性的风险社会中，只有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发展。当然，由于各个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差异，对于全球风险的意识和防范也是有较大差异的，达成一致需要一个过程。

其四，全球风险的出现，必然要求社会风险治理的产生，并不断推动社会风险治理机制的变革。现代风险的复杂性、不可测性与不可控性导致对风险的治理产生了巨大的困难与障碍，而风险治理机制的失效又会导致新的风险，由此陷入风险与治理的恶性循环即“风险治理悖论”。例如，减少风险的措施却给处于风险中的人们造成更大的风险；某个团体的善意行为却可能对另一个团体产生意料之外的安全威胁，对一个团体的保护却可能造成对其他团体的伤害。风险治理悖论表明，现代风险治理机制由于自身缺陷面临着“自我逆反”的危机，这种治理机制在为某种社会行为创造安全的同时又可能给其他行为带来更大损失、造成新的风险，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全面改革。事实上，全球化趋势也已为风险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全球多元治理主体的产生、全球性风险共识的达成等。应当特别注意的是，由于风险全球化给所有国家、地区造成了威胁，因而风险全球化的趋势给原本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改革风险治理机制，必须改革仅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风险治理机制，建构起能够有效保障所有国家利益的全球治理机制。

全球化对社会风险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使得“社会风险”日益具有全球化的性质，以致成为一种新形式的风险，即“全球社会风险”。由于这种风险的发生、发展以及影响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因而与以往“传统社会风险”有着显著差别，这些差别恰好鲜明地体现出全球社会风险的基本特征。

一是风险的显著世界性、跨国家—区域性。传统社会的风险以及带来的影响只限于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只涉及有限的人员和对象。现代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发展，克服了时间与空间对人类交往的制约，使其交往突破了地域限制，人们之间的知识、经验交流更加密切，不同国家或地区中的人们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不断进步增强，不在场事件与在场事件交互沟通、穿越和渗透，形成了“时空伸延”（吉登斯语）。这种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常常被形象地表述为“时空压缩”效应或“地球村”。随着交往的普遍发展，风险的传播也随之愈益超越了地域限制，风险的空间影响和社会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在全球化条件下，一种风险与另一种风险可能会出自同一源头，而风险氛围又总是弥散性的、总体性的，无人能逃逸其外。这种风险一旦出现，就会危及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大家熟知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疯牛病、非典型肺炎（SARS）、埃博拉病毒和金融危机等，尽管它们开始时都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但其毁灭性影响却很快扩散到了全球，最后酿成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又如，在现在的全球电子商务中，银行、公司、基金管理者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投资者只需轻击鼠标，就能将大量信息、资本从世界的一处传播转移到另一处，也就能够转嫁甚至制造出不可预测的金融风险，这样的金融风险又会产生连锁效应，就表现为全球或区域金融危机。

二是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不可控性。传统社会风险局限在一定的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有时是可以程度不同地加以感知的，或者可以预料甚至是可以控制的，造成的损失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予以补偿的。而在全球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复杂性增加，波及的范围扩大，影响和后果也无法预料。一个网点引起的涟漪都有可能波及其他领域，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带来全球社会风险的不可预测性。借由无孔不入的“时空伸延”机制，风险的源头与发生地往往没有明显的联系，远离风险源头的人们也可能成为风险的受害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蝴蝶效应”。同时，这种风险也似乎无规律可循，缺乏可重复观察的恒常联系，其发生发展的轨迹颇为复杂，充满较大的偶然性与断裂性。由于风险比较复杂、变化多端，因而应对起来较为困难。尽管人们的认知程度和操控技术在不断提高，防范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技术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在其实际应用的同时，又可能引发新的风险。

三是风险的广泛关联性。全球化趋势不仅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使整个社会的有机程度极大提高，各种不同类型的风险例如科技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等之间的关联日趋紧密。一种风险会长期潜藏并不断转化成为其他风险形式。例如无节制的克隆人研发这样一种科技风险可能会转化为经济风险，出现资本贬值、股票暴跌；也可能会转化为政治风险，出现政治动**、政权危机；还可能会转化为社会风险，导致伦理坍塌、信任缺失、社会冲突；甚至会转化为生态危机，给人类生存带来灭顶之灾。既然风险具有这样广泛的关联性，因而风险认知与风险控制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整个社会发展难免遭遇重大挫折与损失。如上所述，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风险一旦发生，受其威胁的就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某个人群，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风险带来的严重后果是跟随全球化、现代技术与世界市场而来的各种隐蔽风险大规模渗透、支配社会生活而引发的。风险一旦发生，就可能对全球造成重大的影响和损失。

不仅如此，全球社会风险的上述基本特征还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多个领域，其表现形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3]

在经济领域，全球经济风险日益凸显。对于斯密关于全球市场会自发形成普遍福利的看法，马克思曾从市场运动的“异己性”出发提出了深刻的批评。马克思指出：

至于贸易——它终究不过是不同个人和不同国家的产品交换——又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4]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盲目的自发性质，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缔造出人类的普遍福利，而是表现为一种不受人支配、反倒统治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当年敏锐观察到的这种世界市场的失控的异己性，实际上正是对全球经济风险极为深刻的洞察和预见。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相应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以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投资市场、劳动力市场波动起伏，金融市场因其监管不力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全球电子商务隐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等等，这些风险都使得全球经济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在当代，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资本由其利益所驱动，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的榨取与消耗，使得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日渐短缺，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导致生态发展上的严重风险。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耗了占世界资源总量一半以上的石油、天然气和主要矿产资源等极为关键的不可再生资源。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对于能源和资源展开的争夺将愈演愈烈，人类生存的家园将面临重大威胁。与此同时，市场的全球化与“经济的非领土化”（吉登斯语），使得市场经济逐渐脱离了相应的调节和监管，以致市场的无序竞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由此引发全球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没有规制的市场其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它不光影响到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发展。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动**、2002年的南美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以来从美国蔓延到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都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失和严重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停滞不前。

在政治领域，国际政治风险不断加大。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已经不是问题。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国际霸权力量还缺乏有效的遏制与制衡机制，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尚未建立，世界政治治理机制还不健全，因而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将会持续下去。在后“冷战”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不同发展模式之间、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不同的民族种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往往会引发并加剧文明冲突；恐怖主义活动逐渐兴起，并越来越猖獗，而打着“反恐”旗号实则对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干涉的霸权主义行径也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与此同时，战争的危险也并未消除，地区性紧张局势的加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普遍存在和逐步扩散、国际恐怖组织猖獗的行动、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出现，使各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风险。这些风险均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与深度焦虑。

在社会领域，全球社会生活的风险日益加深。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作的流动性强、变化性大，广泛冲击了原有的传统工作模式。由于工作日益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工作变动和失业便成了个人生活的经常性风险。加之全球化的发展，一国的波动会强烈影响到其他国家，因而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不仅如此，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还给许多国家的社会生活带来一系列扭曲的后果，如世界性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正、数字鸿沟等，所有这些，均造成社会生活的风险。

在文化领域，全球文化与意识形态风险日趋显著。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越来越普遍。地球上差异极大的民族、国家和地区，都成为相邻的文化场域，文化上的全球性逐渐掩盖了彼此之间的真实差异，进而冲击着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文化自信，这就会带来文化与意识形态风险。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文化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现代风险日益突出，使得人们从确定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中被“连根拔起”，又被抛入经常性的风险生活方式之中。风险事件的频发、风险环境的扩张，已经干扰到人们的正常生活，进而侵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要使社会健康发展，必须消除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风险，确保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合理推进。

在生态领域，全球生态环境风险不断加剧。全球化既带来生产上的巨大发展，同时也带来生态上的重大风险：物质资源的枯竭、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土地沙漠化、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已成为突出的现象，并形成巨大风险。其风险就在于现代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对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修复的伤害性后果。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不断运用，“人化自然”的程度越来越高，但由此也扭曲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社会性的生态风险由此取代了单纯的自然风险。特别是从20世纪中叶起，由于全球资本增殖的不断拉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乱砍滥伐、温室气体排放等行为导致的土壤沙化、温室效应、空气质量下降等生态危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状况，许多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纷纷把污染严重、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给后者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所有这些资源争夺与污染转嫁又引起了国家、地区、民族和种族之间的新冲突，甚至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国际争夺。

面对全球社会风险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多样化发展，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一是要拓展安全风险的关注视野。不仅要应对领土和军事领域的传统安全风险，还要积极应对文化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生态安全风险、恐怖主义风险、民族分离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风险等非传统安全风险。例如，现在的网络安全已被全世界所关注。近年来美国国防部网站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多次侵入的事件，促使网络监控、安全监听等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网络安全被认为是未来反恐的新战场。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1月在国家网络安全会议上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二是要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与全球风险的关系，树立面向风险的新的安全意识。安全与风险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有时为了追求某种绝对安全、消灭风险的渴望和行动，有可能导致更大规模更为复杂的风险。例如，美国为了求得自己的绝对安全，曾长期支持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进行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活动，而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基地组织则迅速崛起，成为严重威胁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恐怖主义势力，甚至制造了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9·11”事件，严重威胁到美国自身安全。“9·11”事件说明，不能把安全与风险截然对立起来，错误地理解安全与风险，盲目地要求彻底消灭风险来达到绝对安全，只能会导致更大的风险。今天，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要构建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集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