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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后余兴（第1页）

3。会后余兴

散会以后，我们原本还想与台湾学者个别交谈，不料立即被台下听众涌上包围，台湾学者则在秦孝仪率领下匆匆离去。唐德刚等华裔学者似乎兴犹未尽，龙卷风似地把我拉到楼上一间较大的客房，二三十人聚在一起饮酒畅叙，共庆会议圆满结束。

时间已过子夜，我正拟回卧房就寝，年逾古稀的华裔资深学者邓嗣禹又把我拉到他的房间，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今晚我一定要与你同饮。”随即拿出从东南亚带来的小食，与我边吃边谈。与邓先生交谈的内容我早已毫无记忆，但那浓郁的乡情与诚挚的祖国关怀令我心随酒醉。

等我回到自己卧房，已是深夜两点多钟。

事情本来到此已经了结，但由于是海峡两岸学者的第一次学术交流，引起了海外众多中文媒体的关注。其中，大部分媒体对大陆学者的表现给了好评，但台湾媒体则有蓄意攻击大陆学界的嫌疑。海外有些友人把台湾媒体的报道寄给我参考，免得我挨了骂还蒙在鼓里。

我读完之后，感到有正面回应的必要，以免以讹传讹，混淆视听，于是写了《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兼答台北学者》一文，在《近代史研究》上公开发表。此文主要是用大量史料从不同层面论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也用稍许笔墨批评了台湾有些媒体。比如，我在论文的开头全文引用了《中国时报》的一篇题为《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的通讯的第二部分“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后，有如下一段评论：

“我不知道这篇通讯稿是否经过张玉法先生过目，但对照张氏提交会议的论文英文稿，以及我对会议讨论情况的回忆，它大体上是符合张氏发言原意的。报道中也有若干小的差错，这或许是通讯作者不甚熟悉中外史学界情况，也可能是手民误植，与张氏的论文和发言无关。同时，与会后其他台北报刊相比，《中国时报》这篇报道除了在大小标题上显示其倾向性以外，对双方发言内容的介绍尚属持平，这也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这一段话，表面是在肯定《中国时报》的报道比较持平，但同时也批评报道的作者不熟悉史学界情况，更重要的，是批评有些媒体在报道中歪曲事实，蓄意攻击。

我和张玉法“不打不成相识”，在芝加哥会议之后成为交流甚多的朋友。1990年，在香港开会的时候，我们早已“一笑泯恩仇”。1991年夏威夷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作为会议主席，杜维明想制造一个热点新闻，希望我们能重演芝加哥那一幕，多次“煽风点火”，想挑起我们两个争论。我们都只淡淡一笑，不上他的当。倒是有几位台湾地区学者和日本学者争吵起来了。因为久保田文次有一个发现，孙中山早年有一个日本情人大月熏，并且还有一个外孙女尚健在。这个发现一发表，国民党党史会的学者们坐不住了，觉得日本学者简直是侮辱了他们的“国父”，因此面红耳赤地争了起来。我和张玉法仿佛隔岸观火，不发表任何评论。

我与秦孝仪和李云汉等人，也于1993年冬在台北重逢。昔日的芥蒂早已化解，他们称我是“芝加哥的老战友”，把酒忆旧，笑谈尽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