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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局波动的影响

入境之后，在前往国立大学的途中，丘吉尔提出来：“应该到中国使馆报个到。”但使馆大门紧闭，冷冷清清。经通报后，文化处官员把我们从侧门引入，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先生怎么这个时候来马尼拉，我们连大门都不敢出了。”

我笑道：“本人信奉‘言必信，行必果’，已经答应的事情一定努力办到。”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空气顿时变得轻松。两位菲律宾女士似乎是使馆的常客，随手拿了几本画报之类的宣传品，便与我一起告辞了。

其实马尼拉的局势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紧张，但也可能是最紧张的危机时刻已经过去了。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经常堵成长龙，花花绿绿的“吉普尼”（Jeepney，利用“二战”期间美军遗留的废旧吉普车改装成的简易交通工具）屁股后面冒着滚滚浓烟，卖烟、卖糖的大群小贩穿梭奔跑在各种车辆之间，不时把手伸进车窗大声叫卖，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

两位女士把我送到国立大学的宾馆，并陪我共进晚餐。她们以葡萄酒为我压惊，并告诉我：“有人打电话，说章先生已经到新加坡了。”

我说：“有惊无险，太缺乏刺激，不过我倒是想写一篇小说。”

她们连忙问：“您想写一篇什么小说？”

我说：“题目叫作‘两个女人援救一个男人’。”

她们一听，开怀大笑，大家像老朋友一样打开了话匣子。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开门便看见有佩枪警卫坐在正对面，据说昨晚马尼拉市区仍有枪声。早餐后，我到附近山间小路散步，感到后面一直有人跟随，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服装整洁的青年，互道早安之后便结伴而行。他肯定是大学保安人员，不过我也懒得捅穿，与他天南海北地闲聊一番，语言倒也不俗，显得较有教养。

我的讲演如期举行，讲题是《孙中山与宫崎兄弟》，听众没有预期的那么多，大概偶发的政局波动多少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菲律宾没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一般人，包括许多中青年学者和教授根本不知道孙中山是谁，也不知道辛亥革命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宫崎滔天兄弟是什么角色。我很后悔带来这么一篇讲稿，如果改成《1896年菲律宾革命与辛亥革命》或《孙中山与彭西》（彭西是菲律宾革命志士），也许会引起较多人的兴趣。

菲律宾的历史学科不大景气，几乎全靠女学者支撑，听说“男人都做生意赚钱去了”。由于国策需要，比较受重视的是东南亚研究。因此，我讲演以后无从展开讨论，倒是很多人要求我介绍当代中国大陆，这样才有了可谈的话题。

丘吉尔等东道主始终热情洋溢，利用各种方式把我介绍给许多有代表性的人士，并且设法让我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名胜古迹参观访问，热情可感。

菲律宾之行结束之后，我即前往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这次旅行倒是轻松愉快，因为菲律宾国立大学各系、所有一批教授（约20人）与我同行。在机场候机时，我发现自己如同厕身女儿国，因为这些教授除三四位男性外，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意气风发，谈笑风生，我们这几个大男人反而显得势单力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