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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革命性质之争

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七十年后的回顾”，双方学者都提交了论文，但对讨论的准备不够充分，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午才看到对方的论文，而且只有英文稿，没有中文稿，那天活动又极频繁，来访者也很多。

拿到台湾学者论文的时候，胡绳对我说：“已经决定由你担任我方答辩人。”如此而已，别无他话。这是胡绳特有的大而化之的领导作风，对同事充分信任而又放手，绝不千叮咛万嘱咐，面面俱到。说实话，我很欣赏这种作风，只是得到通知有点迟了，赶紧将自己关在房内，认真拜读台湾学者的论文。虽然时间很紧，但大体上已心中有数。

我们的分组讨论预定在晚上九点开始，地点是棕榈宾馆的大会议厅。大概因为这是两岸学者第一次正式对话吧，许多人很早就前往等候。及至双方代表和外国评论员入场时，可容纳五六百人的大会议厅早已坐得满满的，后到者只有坐在阶梯过道的地毯上。

两岸学者和外国评论人上台后，按英文姓氏字首顺序坐成一长排。我的座位在最左侧，与大陆其他学者完全隔开，无法随时交换意见，会上只有靠自己即席发挥。

根据东道主的事先安排，外国评论员逐一评述两岸学者提交的论文后，便由双方答辩人做出回应。

我首先答辩。由于英文口语早已丢生，赵复三见义勇为，主动为我翻译。他那一口地道的牛津英语，为我的发言大增光彩。

我的发言限定只有五分钟，还得包括翻译的时间，因此必须非常简练。除向评论员的中肯评述表示感谢外，集中谈了以下两点。

第一点，我发现两岸学者论文有许多相通之处，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如果台湾学者同意，我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可以全文发表他们的论文。

第二点，张玉法主张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并批评大陆学者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我不能同意。双方出现分歧的原因有二：一是方法论不同，一是资料运用有差异。

我的发言事先没有写成文稿，又未与赵复三交换过意见，但他即席翻译，译意确切，措辞典雅，所以有的海外报纸称赞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多次博得热烈掌声。

接着台湾方面由张玉法答辩。由于我明确不同意他的“全民革命说”，他当然要做出回应。但可能也是由于英文口语业已生疏，他在答辩中，只是重复自己论文已经表述的几个要点。

随后是自由发言。台下听众提出问题颇多，张玉法和我都多次回答，台湾学者张忠栋等也曾起来答复质疑。我很希望其他大陆学者也能起立回应，稍微为我分劳，但他们始终平静地坐着，让我唱独角戏。

最后由胡绳和秦孝仪分别做总结发言。胡绳豁达大度，从总体上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秦孝仪的发言则显得意识形态比较强，说什么研究辛亥革命必须以“国父学说”为遵循云云。

末了，会议主席略致数语，肯定成绩并感谢大家之后即行散会，时间已是晚上11点。

平心而论，这次讨论不算深入，争辩也不是很激烈，双方都彬彬有礼，保持相当的克制。但双方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学术问题，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

1982年会后，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前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