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3 业务点滴（第1页）

3。业务点滴

我接手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历史研究》写一篇复刊词。为了我能够写好，编辑部开过一次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或说要破旧立新，或说要有靶子，但未得要领，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导精神，我实在很为难。熬了两个通宵，得了习惯性的偏头痛，好不容易凑成一篇，交上去，不能用。原因很简单：目标不明确，没有战斗力。

其后，撰写复刊词的任务落到了宁可的头上。他大概知道一些内情，或许他撰写的稿子在发表前经过了“梁效”把关修改，反正定稿的发刊词充满了火药味。比如批判“文革”前的编辑部，用了“群魔乱舞”一类的字眼。这恐怕要令黎澍伤心。宁可是黎澍非常欣赏的，我想他不至于用这种词语。

那时“评法批儒”正在**，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要找出典型来，章太炎被定为近代的“法家”。我曾被要求领衔撰写一篇讨论章太炎的“法家思想”的文章。编辑部近代史组的几位同仁，包括负总责的胡绳武在内，私下对于“评法批儒”都持保留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近代无法家。但任务被派到头上来，只能硬着头皮上。

奉命与我一起做这件事的还有两人，一个是刘耀，他是研究现代史的（那时以1840—1919年为“近代”，以1919—1949年为“现代”），对章太炎没有兴趣；另一个是方黎燕，她是一个工人，只有初中文化，还不到20岁，根本读不懂章太炎的文献。因此，此事只能由我独立承担。

1976年摄。右一为方黎燕

我不认为章太炎是法家，偏偏又要评论他的“法家思想”，该怎么办？左思右想，决定避重就轻，专门评述他的《訄书》。在拿定主意之前，我还特意去征求东老的意见。东老觉得可行：“这样做，既可以完成任务，又可以回避一些牵强附会，很好。”考虑到《訄书》艰涩难懂，他还特意介绍我去向马宗霍请教。

马宗霍是太炎的及门弟子，在中华书局工作。我去拜访他，他很热情：“我这里有一个没有标点过的本子，你先拿回去，标点一下给我看看。”

过了一些日子，我拿着标点好的部分《訄书》再去向他请教。他仔细看了一下，说：“你能读得懂的，要不然怎么这么快就都标点出来了呢？”

我说：“我只是根据语气、结构加以标点，毕竟是肤浅的。太炎先生的文章，还有很多很深的意思，希望您能指点。”

马宗霍叹了一口气，说：“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跟着太炎先生学习的，包括在日本时期就跟着太炎的鲁迅，都没有哪一个真正弄得懂先生的奥义。先生的文字太艰深，很少的文字要表达很多意思，领悟不易。中国的文字本身就具有多义性，可以做多种解释的，只要能够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你放心写吧。”

经马先生这么一打气，我倒是有点勇气了。回去之后，认真研读《訄书》，做了很多笔记，写成了一篇《论〈訄书〉》，在方黎燕、刘耀和我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凑成一个笔名（好像是“黎耀章”）署上，总算交了差。

在编辑部的最主要工作，是做编辑，还要外出组稿。为了组稿，有的同事几乎把全国胜地都跑到了，看遍了祖国大好河山。我的出差地点则非常固定，只有一地，就是武汉。之所以一出差就争取回武汉，主要是家庭的关系。那时妻子健康出了点问题，一度怀疑是乳腺癌，这令我非常担忧。小女儿还小，后来又发现眼睛有点问题，做父亲的当然非常牵挂。

回武汉出差，我既组中国近代史的稿子，也组中国古代史的稿子，还组世界史的稿子。组稿的过程中，大家喜欢问我一些情况，我也就热心介绍一些京师动向。没有想到，待“文革”结束，华师政史连的几个同事（主要是弄马克思主义的），突然贴了我一张很大的大字报，标题“十问章开沅”，说我是“四人帮”黑线，回武汉组稿时经常传达“四人帮”的黑指示。我在心里叫苦：“文革”的时候，我被说成是中宣部黑线在桂子山的代理人，批判大会上，给我的黑牌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黑干将”，“文革”结束后，我又成了“四人帮”黑线上的人！

因为这张大字报，学校还专门立了案。既然立了案，那就必须调查清楚。学校派了党支部的一个干事前往北京，专门调查我在编辑部时的表现。被调查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以为有人要陷害我，因此对调查者颇不客气。有位朋友在被调查时说：“章开沅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他在编辑部的时候是受批判的，是重点批判对象。他那样子，能成为‘四人帮’的人？”最后查无实据，只有销案了事。

我在编辑部的时候，确实遭到过批判，但也说不上“重点批判”。挨批的起因，是我负责校对的一篇张春桥的文章，标点错了两处。我自认编辑、校对都很认真，但还是出了纰漏。自古“校书如扫落叶”，要做到滴水不漏，几乎不可能。因此，编辑部的同事们都表示理解。曹青阳也没有摆出要严肃批评的架势。但负责监督我们的“工人杰出代表”中的那位老王师傅，坚持要对我展开批判，于是在编辑部内组织了一次批判会。我们虽然都称老王为“王师傅”，但他其实不是一般的工人，是党委副书记，有点工人贵族的样子。

老王师傅横眉怒目，带头发炮，说之所以出这么大的问题，是因为我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安心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好好干，却去为人民出版社写书，出版《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云云。他曾是“四人帮”一手培植起来的天津东站写作组负责人，自然要表现得忠心耿耿。

在他之后，有几位党员也不得不说了一些应景的话，但批得有气无力。随同老王来的两位年轻师傅，也没有热烈附和他。由于写《论〈訄书〉》期间方黎燕与我接触较多，萌生了学习文史知识的兴趣，我在业余经常作点辅导，她感觉颇有收获，自然不会批判我。（后来，方黎燕因此遭到老王批评，说她被资产阶级专家“同化”了）小王师傅很直爽，批判会上没有向我开炮，后来还找机会告诉我，在批判会之前，老王找他们讨论了一下，认为我是编辑部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据小王讲，老王之所以觉得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一则我还不是党员，二则说话“有点随便”，三则我收到家里寄来的零用钱最多，四则我有前科，以前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一听，哑然失笑。胡绳武的工资是每月140元，我的工资是每月120元。他不是“资产阶级”，我却是“资产阶级”！我妻子多给我寄一些钱是有原因的，一则她看我此前数年一直挨批挨整，生活很苦，现在难得在北京放松一下，北京东西贵，还有点应酬，不能太寒碜；二则我的小女儿患眼病，为方便治疗，有一段时间被送到北京与我同住，我们是两张口吃饭，花销自然也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