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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返白塔寺

由中华书局出版《武昌起义》一事，我还得到了一点感悟：“三不”的处罚，不会延续一辈子。我是学校的教师，总有一天，是要允许我教学的。现在不允许我教学也没有大关系，因为“四清”期间，师生大部分都下去参加运动了，大家都不能从事教学。现在不允许发文章，但出版社都可以找些借口“灵活处理”一下，将来总会允许我发表的吧。想到这里，我决定不再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还是要做点事情。于是，重拾起书本，认真研读，边读边做卡片，积累一些资料，为将来的研究做点功课。

我被调回华师接受批判之后，东老一直密切关注我。虽然他自己的处境也不好，但为了让我不致真的变成一个废人，还是找了个机会拉我一把，于1966年初把我再次借调到身边。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1966年要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委员，廖承志任秘书长，东老和其他几个人任副秘书长。东老就是以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筹备委员会的名义把我借调到北京的。

这次就住在位于白塔寺的全国政协的一座小楼里。楼下是会议室，楼上给我留一间大房做卧室兼办公室，政协秘书处指定一位老资格科长协助我处理杂务。食堂就在楼下，生活很方便。

由于住在这里，我对政协文史委加深了一点认识。原来，正式职员虽然统战对象多一点，但文化素质还挺高。有一些人，是正儿八经北大毕业的，或西南联大毕业的，中文、外文都很好。我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文史专员，如郑洞国、杜聿明、廖耀湘、沈醉等人，都有机会一睹尊颜。郑洞国和杜聿明都有大将风范，只是郑洞国似乎有点喜欢爆粗口，他是国防委员会委员，不属于被释放的战犯，因此显得更神气一些。沈醉显得很活跃，能说会道，但感觉有点爱吹牛。

我被安排的日常工作，是协助廖承志处理“人民来信”。非常重要的才转给他，不是特别重要，但自己觉得应该回信的，就以廖承志的名义简单回复一下，一般的就不作处理。记得“四大寇”之一的尤列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用奇门遁甲之术分析世界大势，提出一些战略上的建议，读来颇荒唐，也很有趣。这封信我就没有转给廖承志，但考虑到是尤列的儿子，我还是回了一封信。

平日所做，无非是这些打杂的工作。比较正经一点的事情，是帮秘书长、副秘书长们做再版的《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的终审工作。另外，王芸生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送到东老那里之后，他也交给我一并审读。

最可惜的一件事情，是本来有机会接触李根源的私人文献，却没有来得及读一读。李根源在1965年去世，我借调期间，有他收藏和著述的两箱子书籍以及一部分手稿被送到我这里来。我本来准备好好看一看的，但还没有来得及开箱清点登记，“**”就爆发了。因此，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宝贝，我一直不清楚。

“**”的最初阶段，华师的领导尚允许我继续留在北京。不久之后，工作组进入学校，我就被叫回。接到通知之后，我只好匆匆离开政协，回到华师。我原以为还有机会再回去的，因此连最起码的交接工作都没有做，李根源的文献就那么摆在我的房里，没有用完的饭票也还扔在那里，连换洗衣物都没有带，就那么只身离开了。

没想到，这一走，就与全国政协文史委这些老朋友最后诀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