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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以史制君与反制及其对南北朝官修制度的影响（第1页）

第十章“以史制君”与反制及其对南北朝官修制度的影响

一、南朝君主撰史现象与实录的创修

前章论及1世纪以还，东汉政府实行国史修撰权中央化政策，导至东观修史制度的形成，及秦汉一统以降首部官修国史——《汉记》的出现。

大体上说，刘珍是《汉记》的领衔者，但此书在东汉约两个世纪间，分数梯次完成。尽管刘珍是第一梯次的主持人及实际策划者，然而在其之前，尚有班固等人入内修中兴国史，应为东观修史的前奏。班固在明、章朝，几因“私改作国史”肇祸，此国史犹指前汉书而言。然而此仅在官方关注及批准下完成的《汉书》，已备受3世纪后期史官兼经史批评家傅玄的指责，认其书“饰主阙”“抑忠臣”等，斯则于官方领导控制、以集体形式完成的《汉记》，更因切东汉之时忌而益受限制，司马彪、范晔等人一再评其书不实、“拘於时”，显然代表世人的公论，而为不断重修东汉史之主因也。继起的《（曹）魏书》、吴史，前者有“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之讥，后者有拘系史官，乃至杀史见极之惧。

三、四世纪之间，西晋仍沿国史官修惯例，先后委张华、贾谧等监领其事。然而内有后、戚，外有宗藩，强臣专国柄，五胡窥邦畿，当此之际而为史臣者，其心唯危；加上蔡邕、韦昭两史祸殷鉴不远，史官能“直书”者几稀。其间陈寿《三国志》号为“实录”，然于汉魏、魏晋授受之际，魏三祖君臣牵涉晋三祖君臣之事，所隐亦多，或乃至不书。陈寿行“春秋不书”之义，原有害于史文之绝续问题，而世人竟不之怪，反号其书为实录也者，盖知寿所不书者，正是最该深思批判处者也。著史者与读史者竟共鸣合契若兹，则三、四世纪魏、（西）晋之际，世道危微、史心恐惧之情势，可以知矣。

史实失实，史书不书，诚危害史学根本之最大者。即就功用论角度言，乱君贼臣由是无所惧，经验借鉴由是无可本，所谓经世致用云何哉？是以东晋承丧乱隅居之余，留心经世之学者，痛定思痛，利用史学对时代大加批判，且直溯其致乱之源，冀能发明其事，究其因果，以待来者之取鉴，开拨乱之太平。由于时值儒学衰退，汉儒通经致用之风，寖寖然已为“以史经世”之风所取代。汉儒“以天制君”的思想，亦渐由“以史制君”所落实。汉末以降，天不仅不足以制君，反而成为乱臣贼子禅受之际的护符，是则以史经世、以史制君观念之所由起与所用心，可想而知。

严格而言，“以史制君”是“以史经世”思想中最尖锐的观念，其制约对象不仅在乱君贼主，也兼且涵盖了专权不法的乱臣贼子。权力制衡原是政治问题，谋国者在法治上不能予贼乱之君臣以制衡或制裁，此即中国政治及政制之可悲者。及其不得已而必须假借抽象之“天”以制之，及至天不可制之而又不得已以“史”制之，乃至再不得已而落实于“以亲制君”（即祖宗家法）及“以师制君”。如此由抽象至具体，层层转落，终无以制之，而反受其利用。

东晋至唐的“以史制君”，是汉儒“以天制君”过渡至宋儒“以亲制君”及“以师制君”的中介。本章研讨重心即在承上述论述之余，欲就君主于此期间对此思想观念的反应，乃至此反应对当时史官制度的影响，略作探究而已。

4世纪早期——永嘉之乱、晋室东渡之初，宰相王导上疏请重建史官，建议“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首批史官即干宝、郭璞、王隐等人。王导提示的国史修撰原则，显然不是循例之辞。稍后他曾面述晋朝开国奸恶之迹于明帝，致使“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表示王导实述其事，俾明帝了解晋室何以至此地步，以作龟鉴也。此与其所提示的修史原则相符。正唯如此，始有干宝“直而能婉”的《晋纪》出现，有系统地载述及批判晋朝君臣的寡德**僻，并因而刺激起4世纪批判之风。此下至六七十年代，由于桓温觊觎，史家以史制裁之心更切。孙盛、习凿齿、袁宏、袁山松等人，或直载桓温之迹；或因桓温自比司马懿，遂至直溯魏晋时君之恶；乃至如二袁之逆溯至东汉，由光武乘其君（更始）之危而取位起痛谕。[1]

桓温幕下史才甚盛，孙、习、袁诸子皆其僚属。温曾乘北伐复洛之威，上疏请选史官修国史。然上述诸子反对其思想行为甚坚，是则即使桓温遣其幕下这些名史修撰国史，盖亦自知彼等对己必不虚美隐恶也，故尝“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2]桓温此语诚为千古名言，它代表了人生追求不朽的入史成名意识。而且，这是一种正面意义大于反面意义的意识。“流芳后世”乃成就欲和荣誉感的最高目标，非极无奈则不落入“遗臭万载”也。此意识实促使桓温不敢贸然篡位称帝，而受制于史者。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正面之不朽，这是多数君主的共同心理，也是他们控制国史修撰及受制于史的原因；若无此心理或懵然不知于此，则“以史制君”终将无所施为。403年，温少子桓玄废晋安帝，改国号“楚”，自行告天称帝，完成桓温未竟之志。及至事败兵溃，史载其逃亡情况云：

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义军（指刘裕勤王之师）之事。自谓经略指授，算无遗策；诸将违节度，以致亏丧，非战之罪。於是不遑与群下谋议。唯耽思诵述，宣示远近。[3]

此事北方亦知，《魏书》竟亦载之。[4]尽管桓玄为僭篡之主，但却是中国第一个自撰起居注的君主。他自撰注记的心理，盖与其父正同，亦是唯恐被“以史制君”所制的恐惧意识之表现也。父子二人，皆为复兴的史学观念及锋而试之对象，且试之效者也。相对的，人君自作注记，也正是抗拒史家“以史制君”的模式之一，开创了南朝某些君主躬自撰史之风。

638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与修注官褚遂良有如下对话：

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5]

起居注是国史最基本史料之一，专书人君言行，且善恶必书为其传统原则，斯则桓玄及一些乱君贼主所惧者在此。建立人君不躬自观史的惯例，其目的是为了达成原则而附设的史官保护制度，以消除史官之恐惧感。是则官修注记制度，适足以造成人君及史臣两皆恐惧，且是互相恐惧对方也。其实人君在禁中起居，修注官若不书，则天下之人能知而书者几稀。天下之人，能知而书者，只是人君昭如日月、民皆可知之显恶而已。不过无论如何，修注官之修注记或他人之书君恶，两皆足以制君之非矣，刘洎诚得斯旨。

修撰注记是国史修撰制度中之前序工作，起于汉代，但帝王不能躬自观之的惯例，则今不可考。人君既恐史官书其恶，解决的措施遂有三途：一为任命心腹文人任修注官。二为派遣心腹重臣监修注记。三为人君亲撰其起居注。第三种措施除桓玄外，东晋南朝一系君主权臣向鲜显例。第二种则盛于北朝系统。第一种则为南、北朝所常见，刘知幾史才少、文才多之叹实因于此。一些与君主亲狎而又对史官责任与传统不甚了了的文豪（当时常称之为“大手笔”）参与修注或修史，其所代表的意义（政治上的及史学上的）该是可想而知的。自3世纪末，西晋政府即已奠定秘书省之著作省掌修国史及起居注的建制。东晋南朝，著作郎、佐已渐成高门子弟起资之官，未必胜任史职，加上前述因素，遂导致史官制度的改变：即文人以他官奉诏领著作，或知著作事，代行律令上著作郎、佐的法定职责。这种弹性的任务授权惯例，向北影响北朝隋唐一系，竟至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改制，取消著作局修史之任，而径以他官带“修国史”或“兼修国史”的制度于焉形成；至于修注权则移隶供奉机关，且在高宗以后中书、门下两省均置也。[6]

4世纪复兴的史学经世制君思潮，在桓玄以后的南朝时代似即受挫，此下史官及史家已多不见作口头或文字上之鼓吹。继承的脉络，则于北朝隋唐不断出现。

窃思此风在南朝渐寝的原因，可能有数点：

第一，东晋君权长期低落，君主对国史修撰的拘束力原就不大。如在王导领导之下，史官批判晋室开国恶迹，时君亦无可奈何也，更遑论控制私修之国史。4世纪史家同情弱晋怯主，常专力制裁权臣，发挥了“锄强扶弱”的心理，而桓氏乃首当其冲者。桓氏名门子弟，其学术素养甚佳，足以自觉受制之惧，而稍敛其迹，虽对史家发出威胁，终仍尊重此春秋褒贬的史学传统。不幸刘裕出身北府兵，寒素无学，平桓玄之后即行专政，弑君篡主，于十六年（420年）之后遂建宋国。此下南朝之局，外则权臣觊觎相篡，内则宗室攘夺相杀。兹举一例：南朝常与北朝交聘，萧子显于梁武帝时著《（南）齐书》，载北魏孝文帝元宏之谈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