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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寿的理念与三国志（第1页）

二、陈寿的理念与《三国志》

谯周之史学风格，当时史学大家司马彪及陈寿，均不完全取法，前者批评而反对之，后者则似因有师生之谊，未便大加批评，转以治史成果以示与师说不同而已。要之，自谯周以后，巴蜀史家治史范围集中于益部，正反映了他们学风的地方色彩，而陈寿则是最突出的一人。陈寿的成长背景及学术渊源如此，从谯周习史，以其卓越的史学天分，成就遂超越其师。然而陈寿“锐精《史》《汉》”，则谯门史学已不能限制于他，而能直探史迁、班固的史学；加上遭遇三家归晋的新局，故其史学构思不仅与谯周不同，抑且亦有异于迁、固也。作者不欲于此赘论《三国志》各种史学问题，仅就本节主题，略述其正统观念下之有关构思而已。

关于此问题，历来学者对陈寿多加以责难，大要不外集中于《三国志》之帝魏、抑蜀、回护此三者，赵翼综诸前说，遂举证历历以论之。[25]论者大多认为此三点间具有某种关系：此即帝魏所以抑蜀，既帝魏抑蜀，是以回护于魏之篡迹也。是则帝魏实为问题发生之核心焦点。作者不欲空言虚说以论其事，兹欲就下列数点以作析论：

第一，陈寿《三国志》原是三书分行的，三书既分行，显然有表示当时正朔有三之意。这是一个政治事实，也是历史事实，当时承认此事实者大有人在，陈寿是一个实录主义的大史家，故亦了解此问题。下列笔法可观察到陈寿此观念的表示：首先，他以魏为帝，但却称蜀、吴为“主”。主也者，君主、主上也，皇帝的别称，有错开之意而无贬抑之意。如卷二《文帝纪·评曰》称魏文帝之才艺胸襟，谓“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称帝为主，于此可见其意，盖格于帝魏，故以天子之正名用于魏，以别称用于蜀吴而已。其次，《魏书·后妃传》各述诸皇后，而《蜀书·二主妃子传》亦径称“某主某皇后”云云。皇后之夫为皇帝，皇帝之妻为皇后，既正称蜀汉诸皇后，即表示陈寿无贬抑之意，并由此表示蜀皇后之夫虽称为先主、后主，盖亦意谓皇帝也，表示正朔并非唯一于魏。再次，《蜀》《吴》二书诸主传中，直记其主“即皇帝位”或“即尊号”；立“皇太子”或太子“袭位”亦径记之，从未运用僭、伪诸字。僭即伪位等笔法，两晋以降史臣入主出奴，常持之以为本朝争正统，是否认其他政权之常用甚至必用字眼，煌煌然明书于国史者，陈寿舍此不为。陈寿好友李密，《陈情书》中声称“臣少仕伪朝”蜀汉者，寿亦不效法之。是则陈寿不视吴、蜀为僭伪之意，可以知矣。最后，三书各书其君臣政府，一再直称其君臣如何如何，述机关官称，也不加“伪署”“私署”诸字，如称蜀丞相、吴丞相等，用以表示三国皆各为主权独立之国，其政府组织亦为政治独立的实体，互不臣妾也。蜀汉《投降表》，后主降称其官为“私署”某官，此为陈寿以后史官常用于僭伪之国的字眼者，陈寿不法其故主之意，也不遵当时史官之规，其旨不喻而明。

上述四者皆是表达正统观念的关键之处，陈寿之构思笔法，已足以表示他承认正朔有三的历史及政治事实。并且，他是先有此认知，然后始有此笔法构思，进而将三国各分裂叙述，使其君臣各自鱼贯雁行，互不臣妾隶属，以符鼎立之事实也。《三国志》卷四十七《吴王（权）传·评曰》称权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是则陈寿全书的分行结构实乃符合历史事实的杰创，虽在帝魏前提之下，而上述构思笔法实不失为佳构。

第二，陈寿“精研《史》《汉》”，故能直探马、班新史学之旨。马、班皆是欲以究天人之际而通古今终始之变者，故陈寿于三国发展，亦谨遵“原始察终”之旨。魏国王迹之兴始基于曹操，曹丕只是坐享其成耳，是则不述操迹，即无以知丕何能甫嗣爵位即能成篡，原其始遂不得不先究曹操之兴，既帝丕则必须追纪操之事，此情况与汉高和光武靠本身努力而王，不必追溯者不同，陈寿遂本史迁特立《秦本纪》之旨，创下原始追王之例。及至魏末，晋三祖宗实已移权，故《三少帝纪·陈留王奂纪》末云：“天禄永终，历数在晋。”用示曹魏一德之始终也。

同理蜀汉之兴，始于刘二牧与西南天子气的天人关系。二牧与二主虽家系不同，但其兴起之迹实相连。陈寿不列二牧于《魏书》，次于董卓、袁绍、刘表之列，而追冠于二主之前者，其意可知。《后主传》一再称呼刘禅为“后主”，及其降于魏也，即称之为“公”（后主封安乐县公），用示天命在魏，以符巴蜀学人天人之际的解释，及政治的客观形势也。蜀汉盛衰之间，终始之际，陈寿在《蜀书》实已穷究之矣。《吴书》先述破虏、讨逆，末述孙皓之降，时已入于晋，其理正同。虽吴亡已宜列入晋史，但“察终”即不得不如此也。同时，三书于各主未即尊建元之前，例用汉献帝正朔，一者以示各人乘汉季之衰以起，再者以示其人原皆汉臣而自我尊大者也。盖“本纪”未必须编年不可，非“本纪”而掌握政教之统者虽立“传”亦得编年，《项羽本纪》及《王莽传》早已创立此例，陈寿揉马、班而别出心裁，深意在此。其构思三国分行、人物归属及位置，苦心如彼；至于创立追王之义，不将二牧、二孙归于《魏书》或弃于《后汉书》，实亦本新史学之旨而新构也。

第三，根据这两点，则知陈寿撰《三国志》，是采取同时承认三正朔，各究其终始兴衰，各就其政治立场以述其事实之原则的。既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故实为跳出三个政权之意识形态漩涡，各还其本来面目的最佳方式，如是者，则谈不上回护的笔法问题。陈寿站在魏之立场，书曹操被策领冀州牧、拜丞相、晋魏公、加九锡，书汉献帝禅于魏文帝，实为恰当的陈述。犹之如在《蜀》《吴》二书，一再引述二国声讨曹魏凶奸篡盗之辞也。是皆各就其政治立场从实而书。于是类似“蜀寇魏”既笔之于《魏书》；“魏侵吴”亦见之于《吴书》；各就其国态度，互书征伐侵讨之辞，然后乃符实录史学之旨，岂能据此谓寿党某抑某耶？

论者或将陈寿书法与范晔作比较，谓陈寿书曹操策拜公相，不及范晔之直书曹操“自领”“自为”，遂认范晔得“史家正法”，鄙陈寿开创以后回护的模式。[26]若书曹操之自领自为，实有含影射司马三祖之意，范晔生于异代可为之，陈寿岂能如此？姑不论其政治顾忌，单就笔法而论，陈寿盖亦符合史学之实录。因为就行为形式言，曹操确是承受汉廷之策命而始为公相；若就行为动机言，曹操则有逼成天子之策命的嫌疑。陈寿书其结果，范晔推论心迹，二子互异。作者之意，曹操任公相加九锡，最初出于董昭等人的邀媚劝进，而操亦颇有此意，是则若简书曹操自领自为，殆未尽得史实之真相。读卷十《荀彧传》、卷十四《董昭传》等，则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作其事业的指导原则，甚至至死不欲帝制自为，只顾作周文王者可知，而在此指导原则下，群臣劝进以邀功名，曹操有意以自尊大的实情，亦记述明晰。犹如前引《诸葛亮传》载亮为先主论群臣劝进，以为彼等“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耳，先主亦颇有自尊之意，故遂即帝位。吴大帝例亦如是也。魏、蜀、吴三主之自我尊大，遽即尊号等事，陈寿皆不书明自为自领，是则各是其是以各从其实之旨可审矣。不明陈寿的系统构思，乌得以此责其回护？

再者，刘知幾云：“夫纪、传之兴，肇於《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27]“纪”固含编年，但是否焦点仅在编年而已？余前已论之。要之，知幾论新史学体裁之“纪”“传”关系，甚是。陈寿亦能直探史迁此构思。他于本纪简述事件发生的形式，于列传则细述其原由本末，深得新史学以“传”释“纪”之旨。《三国志》三书各有纲纪、列事以究其终始，不竟读则不明全相。不了解此结构原理者，始会有魏纪若不明书曹操自为则不知其自为之弊，此即但睹根干而不见枝叶之弊也，谓之知全树，可乎？陈寿，实录主义之新史学大师也，他述曹操接受策命符合事实，于列传记其本末再作补充，斯真得新史学纪传体的正法者。范晔本《春秋》褒贬精神以述曹操自为，虽未完全失实，但却也未称全是，心有主观之意，转不及陈寿之让人物事实各自说话的笔法令人信服。陈寿号称良史，其书号称实录，岂徒然哉！道德批判并非不可，但大前提则必须顾全事实，故作者不以为陈寿应明书曹操自为于本纪不可。如此为者只是逞一时之快，为求获得某种满足而已；《蜀》《吴》二书批评曹氏篡汉凶奸，荀、董诸传明载曹氏僭逆心迹，难道满足感未够，以为事实真相未明耶？论陈寿回护者，不明新史学及寿之观念构思，且心有所偏，其情可知。至于两晋以降，史家为现行政权回护，是否完全符合陈寿的创意，自当别论。后人不识前人心，其例不少，若据后以概前，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四，陈寿的史意史学虽如上述所析三点，但他终归帝魏纪曹，而主吴、蜀以传之，究竟作何解释？刘知幾前引言续对司马迁有所批评，大体本班彪之旨，批评他纪、传之体为例不经，由此评及范晔与陈寿。他说：“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有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后）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苟上智犹且若斯，则中庸故可知矣。”按华峤、范晔作皇后本纪，自有一观念作指导，前已言之。陈寿师徒，深受班氏家法影响，亦曾述及，是则陈寿岂不了解班氏改革纪、传体的倡议？知幾疑此上智之史家未达纪、传之情，实疑其所不应疑，不疑其所应疑者也——即陈寿上智，又谨守一史只作纪、传二体的班彪刍议，何以明知孙、刘为天子，竟不为天子作本纪耶？此中当别有心识，最应怀疑深究者，然而知幾却不追疑也。清代馆臣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有所疑，且作解释云：

《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托始於魏文，而托始於曹操，实不及《魏书》叙记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28]

此言世多以为笃论。然若就《魏书》托始而言，前述余之第二点已颇论述，馆臣盖未笃也。论陈寿何以帝魏，凿齿何以伪魏，盖就时代形势入手作解释，似谓二子全为时代所支配而无其一家之主见，则所笃尚未全也，凿齿容后论，单就陈寿此问题而言，馆臣之释，犹未令作者满意，兹就寿之客观形势及主观构思两方面，略作补充解释。

从客观形势言，公元263年，陈寿三十一岁而蜀亡，自此身为魏臣。公元265年，司马昭死，其子炎篡魏建晋，是则三年之间二国灭，而寿转为晋臣也。至公元280年晋灭吴，天下一统，而寿已四十八岁，寿以六十五岁死于公元297年（惠帝元康七年），由吴亡至寿卒，先后十八年，应为陈寿可以看到三国史书，为撰述《三国志》的关键阶段。陈寿身为魏臣虽前后仅三年，但也曾有过君臣之名实，其帝魏而伪蜀，不论在意识的认同上或政治的现实上，皆理所当然也。另外，陈寿臣仕三朝，于蜀、晋各称臣民三十年，依以死年定籍惯例，寿终为晋人，焉得以故主之思而忽今王？晋既自称金行以继魏之土德，大统传承在现实政治意识上如此，则不论站在魏或晋之立场，皆须帝魏晋矣。虽当时无政治压力犹须如此，何况有之。据此，李密、陈寿诸人皆为“少仕伪朝”，终归于晋的人；理论上帝晋则必须帝魏，帝魏则必须伪蜀，不论其身由己或不由己，皆必须认同此政治观念，而服从此当时之习惯也。清馆臣谓陈寿逼于势或是事实，但并非完全如此，盖根据此时代习惯，寿亦未必须有帝蜀吴之心。帝蜀在政治意识上逆而难，在认同之习惯上事实亦逆而难也。蜀、魏、晋三朝皆曾臣事者，何必厚此薄彼？陈寿于《谯周、郄正传》末评曰：“二子处晋事少，在蜀事多，故著於篇。”意谓二人依惯例应列入晋史者，以事多事少衡量，故破例著之于《蜀书》，声明其破例的原因不在表彰纯臣，事实上二人亦非纯臣。由此可证陈寿心中有此惯例，亦拘于此习惯，今既破例，遂不得不郑重申明之，以免讥嘲误会。由此而论，陈寿帝魏，未必完全格于政治压力之所谓势者也，时代习惯应亦为另一因素。

馆臣云：“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此之所谓“理”，究是何理也，而竟能如此严重归咎於寿？若谓寿於蜀曾有君臣名分，则寿於魏及晋不亦然乎？若谓应有故主之思，则寿於魏不也如是乎？馆臣不明此理，其“理”殆甚不通，彼等所谓“未可以一格绳”者，正可用之于此。作者以为，自公元249年司马懿兵变诛曹爽，大权遂归司马氏。司马师废齐王芳于前，司马昭弑高贵乡公髦于后，是则魏天子曹髦讨昭之时，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习凿齿虽主“晋承汉统”论，亦不得不特记此事。贾充教唆帐士逆战天子，谓“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29]此之“司马昭之心”及“司马家事”究为何？陈寿岂不之知？寿作魏《三少帝纪》，事文皆多隐讳，且直称三少帝为“齐王芳”“高贵乡公髦”“常道乡公奂”也者，是晋贬魏三天子而寿遵之也。陈寿既格于此政治意识，又复依惯例自觉身为晋臣，外因内缘**，故颇有站在晋朝地位论三国之意，于此可证。公元260年司马昭弑立天子，公元263年遣将灭蜀，此皆司马家事，名义上蜀亡于魏，实际上则亡于晋，此名实之间，寿应知之。蜀亡晋受禅之际，吴左丞相陆凯上《谏徙都武昌疏》云：“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纲纪，晋有其政。……刘氏与夺乖错……是以为晋伐，君臣见虏，此目前之明验也。”[30]是则三家鼎立及晋亡蜀汉的观念，实非陈寿一人所独有。这两种观念的采认，实为形成上述第一和第二点，陈寿构思三国志的基础，亦即陈寿了解蜀亡于晋而非亡于魏，故判定三国相争峙而互相兼并，是鼎立状态，自可各就其是非而书之，脱出三者纠缠关系的漩涡；由此产生的构思、笔法，未至大碍于晋之立场也。

陈寿分析三国是非，既颇有晋本位的立场，则晋官方宣布之金行承魏土说，自不能不顾忌迁就，此为纪魏而传吴蜀原因之一。汉季半世纪之间天下有三正朔，这是当时政治现实的认知问题；奉何者以为真正，则为政治的承认和天意史观的分析问题。陈寿在政治态度上是因晋而帝魏的，但他实际上是认同当时正朔有三。然而按照新三五相包说，三统也好，五行也好，不论统或行皆只能有一，而且以一为大，以一相传承。又按班彪倡议新史体应只有“纪”“传”二体，“纪”以载帝王，“传”以述臣民。在此天意史观及史学改革论双重指导之下，三国之史则只能为其中之一作“纪”。陈寿并无超越打破此指导观念之意，因而遂格于政治之势，择魏以作本“纪”，置蜀吴为列“传”，此其原因之二。巴蜀学派原有天命在魏之观念，谯周据此倡蜀归命于魏说，因而又另撰《仇国论》以明自然之数，视魏晋为“肇建之国”，视蜀汉为“因余之国”。肇建当为天命所在，因余实指天意残存，陈寿帝魏之同时，遂取法班固《汉书》成例——以列“传”之名行本“纪”之实，以述王莽闰余政权。是则陈寿此纪魏传蜀吴，实分承师门学术及班氏家法融合而来，此其原因之三也。魏晋以主中国而自命正统，吴主因不在中土而不敢郊天，是则正统论之中原地缘说，不论意识或潜意识上，皆为极有力的说法。谯周也有此观念，谓“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31]是则陈寿亦不能不受此师门主张、世俗流行意见所影响，此其原因之四也。

政治形势，时代习惯，流行意见，师门学说，天意史观，班氏史学，皆影响陈寿的构思笔法者。陈寿站在晋廷立场，虽以天命归于魏而传于晋，但不抹杀天命归魏之前，献帝禅退之后，天下曾有三正朔的事实。故值得注意的是，陈寿虽纪魏而传吴蜀，但却未因帝魏而“伪”吴蜀。他的意识和笔法，皆未以后二者为僭伪，足以表示在各种影响下，他仍自有创意；需据此而综通诸种影响，始得以产生一家之史。刘知幾所疑，清馆臣所论，作者所以未满意者，其情可知矣。

此情既明，于是可得进一步检讨陈寿的构思。依班彪的意见，新史学体例唯有“纪”“传”二者结构而成，《史记》“公侯传国则曰世家”的部分需加取消。按司马迁划分新史体，“本纪”“世家”“列传”此“人的结构”，实有特殊意义。他将政教原动力的大统列为“本纪”，以此记大统之所以一及所以传承，所谓“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也。三十“世家”乃记述政治社会具有特别力量，以“辅拂股肱”，使大统运行得以落实，“以奉主上”的人物家族，他们的意义如同“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列传”人事则是此结构下，分衍发生的人事，犹如巨厦之先有地基、支柱，然后墙垣装饰分布其间耳。此结构原则，《太史公自序》言之甚审。史迁盖基于三代封建及汉初政治社会的结构设计而成，俾能准确反映此情实。班彪显然有尊君观念，而且也根据他的研究断限和范围——太初已降的人事——作分析，遂提出此倡议。事实上，武帝以后，诸侯王、诸侯之制度，已名存实亡，其倡议颇能反映此情实也。但班固撰西汉全史，遵家法而改《史记》，则周秦汉初的政治社会特色，反映力遂不及《史记》。王莽之列为西汉一传，不但充分表示了尊君观念，抑且造成了后世数中国朝代时，往往因之而忽视了新朝的情况，此则班氏新史学结构论的观念，实造成了对此反映不足，进而形成此影响者。陈寿本班氏家法，以魏为“纪”，蜀吴作“传”，实亦同具此病。不过他对此亦自有创意：不本《汉书》将一政权降为列“传”以附属于另一正统政权之例，列《王莽传》于《汉书》；亦不据东观将敌对政权特立“载记”，以一篇竟其全迹以附属于正统政权之例。而持三国君臣，鱼雁分行的构思。此即足以补救此弊。后世论史者，由于多本东汉政府的政教意识，视莽为篡盗，大逆不义，故极少批评《汉书》此方面的构思；然而却因吴、蜀与新行事不同，故同情之余，遂大力抨击陈寿之纪魏传吴蜀，兼且苛责其抑蜀，此则为陈寿含冤莫辩者也。作者以为此事宜从抑吴、抑蜀，乃至是否党蜀此问题上观察，始能得明，否则空言河汉，徒生党同伐异之争。

第五，《三国志》构思的大原则为三国各从其是非、各就其实录，尽量跳出三国政治漩涡，以较中立的身份但颇偏向于晋的立场而书者。这种原则对某些主观性较强烈的人而言，实有前后失据、左右皆非的感觉，此即：站在魏之立场而言，陈寿是明尊魏而暗抑之、明抑蜀吴而暗尊之；站在蜀吴而言，则是有意抑蜀吴而帝魏、非大义而是不正。就大体而论，陈寿应否承受这类指责，据前所析论，读者自可深思。然而，任何伟大的学者，皆不能跳出其时代环境的影响，所以陈寿尽管努力秉持其大原则，但却也不免有某些一家的批判。这似乎受到其师《春秋》的影响，在不抹杀事实之下为之者。

世人多偏重指责陈寿帝魏抑蜀，但甚少追究其是否真的推崇魏之事业，或是否党蜀抑吴之嫌，于此先就魏而论之。

陈寿在《魏书》，尽量避开记述晋三祖之行事，当然是有意义的；盖晋三祖行事有类于魏二祖也。因此，即使记述魏二祖的行事，陈寿也极为谨慎，不随便加以道德批判。他的原则是本着实证主义，让事实自己说话，以反映其实情。陈寿在荀彧、董昭诸传，对曹魏事业的本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虚伪表面，及自我尊僭的内里实质——不但明确指出，抑且作了因果分析。当他记述董昭等倡言曹操“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彧因反对而导致操之“心不能平”，其后“以忧薨”；并以“明年（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作结尾语，则寿意可知矣。[32]按曹操早在公元208年，即罢三公而复丞相制以专权。丞相权重任专，武帝以降已渐加改革，光武惩王莽之祸，更全力改为三公制，使之坐而论道以夺其权任。丞相之被视为非人臣之任，其制应否恢复，当时已引起争辩。[33]曹操排众议而为之，其志可知。是年杀孔融而败于赤壁，显示曹氏内外交张之局势，实为潜在的问题，故于公元211年以曹丕为丞相副，公元212年僭礼赞拜不名，则此年荀彧之反对，乃是有所见也。荀彧死后明年，曹操遂为魏公，加九锡，封十郡，建宗庙社稷，纳三女于献帝而使之置于内外监视之下。这种发展趋势及意义，陈寿固甚了解。他在《蜀书》记刘先主于失荆州后而称王；不顾献帝问题而亲征吴，且将反对者秦宓逮下监狱囚禁；不久又左迁费诗而称帝；此与曹操颇有相同之处。故《先主传·评曰》：“先主……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不为人下及避害（内外张局），此为三国领导人终自建树的基本因素，第先主在诸葛亮等不反对之下为之，而曹操则有荀彧、孔融等之顾忌，需先除去此具有大影响力之数人，始克顺利为之耳。

陈寿特别刻意的用此笔法作《荀彧传》结尾，无异表示怀疑彧死前两年（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所颁的《述志令》，自谓其初志及避害心理的可信性也。[34]封公、十郡、九锡、纳女，建宗庙社稷，与其自述之志不合，避害不肯交出权力亦不必如此为之，这些举动皆为王莽所曾为者，则陈寿独立思考而作如此判断，实为卓越之识。因此，他在《武帝纪》不载其《述志令》，不录其“吾为周文王矣”之言，可以推知陈寿必然怀疑曹操的诚意，而可能认为他最初只欲作郡守，稍后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再下欲以丞相效法齐桓、晋文，至此希望为周文王，若其不死，下一步将可知也。观其行而察其言则可以知言，曹操行不顾言，言不由衷，岂能宣扬其志，并以之论定其事业？同理，《文帝纪》于禅授之际，仅录献帝《禅让册文》，而于曹丕受禅理论和行事，一概削去，隐然含有仅表明汉亡、判定魏诈之意。然魏二祖心术行事类同晋三祖，陈寿逼于“势”，只能于《魏书》作此删削及不书之功。至于分在《蜀》《吴》二书，则大载刘备、孙权即位告天之文，直录曹氏凶奸篡盗之罪，实有借此事实或他人之口以攻曹魏之意。是则此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陈寿可谓善之者也。陈寿直接表达对魏、蜀对立的批判者，以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特载之《上诸葛亮集表》最清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