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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第1页）

第四节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

对于出身低微，有才华，但在旧制度下难以实践理想的青年人，进入文学共和国是不错的选择，既可谋取生计，又能发现生命的现代意义，在公共交往里有机会获得声誉与年金。幸运者进入各地科学院，至少能结识一些有人文精神的贵族廷臣，他们的荫护可助其逃避因不当言论招致的灾祸，即使因不合时宜被关入监狱，也能通过他们的交涉而提前获释，或是在牢房里有好一点的待遇。1760年，莫尔莱神父被关于巴士底狱，因权势人物的帮助，生活舒适，每天有上乘的葡萄酒、面包、烤肉、点心和凉菜，还能在院子里散步，与管理人员平等谈话。[177]

文学共和国为人向往，经由沙龙讨论或科学院征文而成为“文学公民”的人不少，他们就此进入一个观看与被人观看、议论与被人议论、解释与被人解释的空间，个体言行不再是单向的付出，多少会有舆论或政治后果。他们勇敢地担负起变革风俗的责任，时至晚年在回忆录中描述青年时代的作为，18世纪的“青年”进入了现代历史，与“中年”“老年”有一样的地位。所以，文学共和国扩展了个体生命的长度，一个人在二十岁，或更年轻时，只要在时代精神里有所开拓，他的生命就有历史分析的价值。但幸运者少，多数人境遇艰难，文学共和国不是理想国，有名利就有扭曲的品性，身处其中的人有时会随波逐流。

卢梭走了这条路。青年时代，他认同文学共和国的精神，支持科学事业，参考热门话题创作诗歌、戏剧和科学文章，希望被人关注。1736年与华伦夫人住在沙尔麦特时，他读过奥拉托利会和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出版的作品，还有一本科学入门读物，笛卡尔派的贝尔纳·拉米（BernardLamy）的《论科学》（EienssurlesSces），“反复读了上百遍”[178]。1738年7月，他向《法国信使报》投递论文《我们居住的世界是否是球形的》，提及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牛顿、卡西尼（i）、菲兹（Fizes）、哥白尼的理论，他自己也做证明地球是椭圆体的实验[179]。之后，他创作诗歌《华伦夫人的果园》（1739年）、《西尔维的林荫道》（1745年），以及戏剧《乡村卜师》（1752年）等二十余篇作品。因与主流思想有别，卢梭为同侪所轻，尤其是1750年发表《论科学与艺术》后，身心问题引起交往障碍，他在文学共和国总要应对出乎意料的麻烦。

卢梭努力结识声名显赫的人，1745年向伏尔泰自荐：“十四年来，我努力不懈，以引起您的关注。”[180]伏尔泰欣赏古典风格，对于新思想不认同，时而批判青年人不谙古典文体，写作不论章法，他的诗歌《可怜虫》里有一个游**者，借之讽刺时代风气：

——你最初的生活如何？

——那是地狱，可怕的罗网。

我无财产，无职业，无才华。

读完几个蹩脚作家的书，

我也要寻找保护我的人，

迷恋于写诗的癖好，

无法摆脱，我成了文人。[181]

由于古典主义风格与启蒙风格的差异，他们的交往不顺利。1755年，卢梭给伏尔泰寄去《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伏尔泰视之为反人类的书，言辞刻薄：“从没有人费这么多思虑让我们退化为野兽，读者读您的作品时，他希望自己四条腿走路，六十年来，我已丧失这个习惯，不能那样了，我为此感到不幸。”[182]卢梭体会到讽刺之意，回信时没留情面：“重新用四肢走路，那是让人惊异的奇迹，只有上帝能如此，这一举动里有危险，只有魔鬼才愿意这样，您还是别用四条腿走路，尽管世上没人比您做得差。”[183]

第二次接触不欢而散，卢梭仍未放弃。1755年11月，葡萄牙里斯本发生8。5～8。8级的大地震，教堂、住房等设施倒塌大半，伤亡八万余人，北非的梅德内斯（Mequietouan）等地也有人伤亡。[184]伏尔泰受地震的冲击，致信贝特兰（ElieBertrand），讽刺英国诗人蒲柏的天真，“如果他在里斯本，还敢说一切都是好的吗？”第二年，他又在诗歌《论里斯本灾难》里彻底否定德国人莱布尼茨、英国人沙夫茨伯里和柏林布鲁克的乐观：

误入歧途的哲学家喊着：一切都是好的。

你们过来看看这可怕的废墟，

断壁残垣，还有不幸者的遗骸。

（死去的）妇女孩子积压着，

破碎的大理石下是残存的肢体，

大地吞噬成百上千不幸的生灵。

那些流着血、肢体不完整、颤抖的人，

为他们的房屋所掩埋，无人施救，

在备受折磨的恐惧中凄惨度日。

……

看到成堆的遇难者，您会说：

上帝在复仇，他们的死不是在抵偿他们的罪？

这些躺在母亲压碎的、流着血的怀里的孩子，

他们有什么罪，有什么错？

……

（又有高傲的诡辩家对我们说：）

或是因为人生而有罪，

上帝要惩罚他的后代，

或是这个世界的绝对主人，

不发怒，不怜悯，平静冷漠，

他的第一批法令颁布后是滔滔洪水。[185]

卢梭当时在退隐庐（Hermitage），收到了伏尔泰寄来的诗歌。卢梭曾受蒲柏人文主义影响：“蒲柏的诗缓解了我的痛苦，让我坚毅。”《论里斯本灾难》却让他失落，但他仍为神意辩护：“灾难是自然和宇宙中的必要现象，全能仁慈的上帝有意让我们脱离灾难，在所有经济活动里，他为人选择那些利多弊少的……他做得不是最好，却已尽力。”卢梭展示了惯有的雄辩力：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他是完美的，如果他是完美的，他就是明智、强大、公正的；如果他是明智公正的，一切都是好的；如果他是强大公正的，我的灵魂就是不朽的；如果我的灵魂是不朽的，那么活三十年也无所谓，这或许对于理解宇宙是必要的。如果同意我的假设前提，就不会动摇之后的推理；如果否定我的前提，就不能讨论这些推理的后果。[186]

卢梭的信有八千余法文词，伏尔泰的回复简短，以身体欠佳拒绝深论：“当前，请原谅我抛开所有的哲学争论，这只是些消遣，您的信写得很美，但我的侄女病重，我也病了……听说您已回到日内瓦，希望您来做客，眼下的情况不允许我多说了。”[187]此事未罢休，1759年，伏尔泰出版讽刺小说《老实人》，未改变里斯本地震后的悲观论，其中有躲避地震的情节：老实人吓得魂不附体，目瞪口呆，脑袋昏沉，身上是血迹，打着哆嗦，自言自语，“最好的世界尚且如此，别的世界还了得？”[188]

卢梭希望与伏尔泰结交，伏尔泰并无此意，对之冷嘲热讽。伏尔泰年轻时同样寻求过保护人，包括旺多姆（L。-J。deVend?me）公爵、军界要员拉法尔（P。-C。deLaFare）、宫廷顾问肖里（G。A。deChaulieu），中年后想入选法兰西学院，为此致信时任院士、路易十五的老师阿拉里（P。-J。Alary），希望获得推荐。[189]功成名就，成为费尔奈的“大主教”后，伏尔泰也没忘记提携年轻人，为境遇艰难者提供帮助，但卢梭除外。两人交往多龃龉，是启蒙时代文人相争的典型。1762年10月5日，《秘密回忆报》上有一幅漫画，伏尔泰与卢梭挥拳厮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