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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忏悔录的写作 情境与意图（第1页）

第四节《忏悔录》的写作：情境与意图

对于那场争论，休谟视之为生活里的意外，希望尽快忘却；对于卢梭，那是新的开始，从前所向往的黄金时代、自然教育和契约精神，现在他觉得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揭露伪君子。1766年卢梭逃往英国，在思想意义上，那是他带着顽疾和忧郁闯入公共空间的冒险。误解与猜疑大肆袭来，他觉得迫害的企图无处不在，虽是假想的，却挥之不去，他要在文字世界里反击。鉴于同代人没有公正的判断力，他就向后代人说明真相，为此专心写作《忏悔录》，在英国时两易其稿。对于题目，到底是“回忆录”还是“忏悔录”，卢梭犹豫不定。草稿上标着“忏悔录”，致友人信中却说是“回忆录”。《忏悔录》出版后，它的风格为人质疑。卢梭生前的论敌埃皮奈夫人怀疑它的真实性，1849年拉马丁（Lamartine）在法国立法议会演讲时斥责卢梭虚伪。罗曼·罗兰批评他言辞高傲，与托尔斯泰一样亲近自然，但两人的《忏悔录》差异大，托尔斯泰有纯粹的基督教精神，卢梭放肆，有法利赛人的狂妄。[16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耶鲁修辞学派的保罗·德曼（PauldeMan）从文本角度追溯写作情境，他觉得卢梭是在辩解，不是忏悔。“忏悔”是以追求真理和至善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是对语言认识论的运用，“辩解”是敷衍的修辞术。[170]

德曼分析了《忏悔录》的一个场景，卢梭、玛丽永（Marion）与丝带的故事：卢梭偷了维塞利（Vercellis）夫人家的丝带，诬陷是女仆玛丽永干的，她是个聪慧和善的小姑娘，人见人爱，却被赶走了。卢梭对此印象深刻，1776年又在《漫步遐想录》中提及，“这个谎言的罪过够大了，我对其后果始终一无所知，内疚使我将之想象得非常严重，罪过就更大”。对于卢梭的目的有很多解释，1787年1月，《文学通信》（daéraire）说他偷窃成性，“头脑中满是浪漫的想法，像个受不良教育的孩子，没有谋生的本领”[171]；加多（C。Gardou）归咎于病态的敏感，“因偷窃丝带受盘问时，他难以控制言行，所以有反常”[172]。但对于德曼，那不是道德问题或精神问题，而是宗教问题。除了表达悔恨之意，卢梭阐述谎言的修辞是炫耀性的，“卢梭注重的是那个用语言构建的公共场景，偷窃的事在其中更有意义”[173]。

要忏悔的人，写一部《忏悔录》就够了，卢梭多次提及此事，以雄辩的修辞构造了自我审判的空间，不能救赎灵魂。“以忏悔的名义辩解，毁坏了忏悔仪式的严肃性，使之成为自我毁灭的话语。”[174]既然忏悔与辩解是不同的风格，为什么卢梭要以忏悔的名义，而不采纳自传风格？《忏悔录》里的观念错位（信仰与自救、辩解与忏悔、现代与后代）是否意味着时代精神的变化？

一、“回忆录”或“忏悔录”

1764年12月末，伏尔泰匿名发表《公民的感想》，在巴黎的沙龙和咖啡馆里散布。1765年1月，卢梭获悉这篇文章，那时他在莫第埃村，面对侮辱决定写《忏悔录》，1月13日完成前言（手稿前12页，现藏于瑞士纳沙泰尔图书馆，即《纳沙泰尔序言》）。[175]但在颠沛流离中进展缓慢，1765年9月8日完成手稿44页，行文至“最后，由于我的笨手笨脚被赶出那家事务所，很不光彩，我除了会用锉刀，一无是处”[176]。1766年3月22日，在英国安顿后又着手写作，完成前三章和第四章的一部分，手稿共计182页。[177]是年5月同休谟争吵后，他决定重新写，1770年完成，该手稿现藏于巴黎国民议会图书馆，即“巴黎手稿”。

关于题目，1759年，卢梭暂居于法国小镇蒙莫朗西，瑞士书商雷伊（Marc-MichelRey）建议他为已过的大半生写部“回忆录”（Mémoires），卢梭同意，但迟迟未动笔。1761年12月31日和1763年1月4日，雷伊两次与之商讨写作事宜，杜克洛也劝他写“回忆录”或“忏悔录”。[178]1761年的圣诞节，开明贵族马勒泽尔布来信询问近况，卢梭于次年1月4日、12日、26日和28日回复四封信，叙述他的思想近况、写作生涯与身体健康，这是“回忆录”的前奏。1763年年初，瑞士同乡穆尔图知道他要写“回忆录”，1765年培鲁也认为那是部“回忆录”。[179]休谟陪同卢梭去伦敦的路上提及“回忆录”，卢梭说正在写。[180]1766年7月25日，休谟致信梅尼埃（Meinières）夫人：“卢梭正在写‘回忆录’，有意贬低我和伏尔泰。”[181]德方（Deffand）夫人时常与沃波尔猜测这部“回忆录”的情节。[182]1765年7月，卢梭却对培鲁说他要写“忏悔录”，而纳沙泰尔手稿的题目是：“卢梭的忏悔录，包括一生所经历事情的细节和他处在这样的情景中的私密感受。”写作时，他会忘记那是“忏悔录”，1768年1月完成后，他对拉图尔夫人说那是“回忆录”。[183]1777年夏，杜索尔去拜访卢梭，两人谈及标题，卢梭说“回忆录”或“忏悔录”都可以，交谈过半，他倾向于“回忆录”。[184]

作者不清楚写作体裁，外界更不确定。1778年夏天，卢梭在埃莫农维尔时，宫廷医生普莱斯勒来访，当时有传言说作品手稿被窃，普莱斯勒觉得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卢梭，断定类似的传言没有根据，“他一直保存着‘回忆录’或‘忏悔录’的手稿”[185]。卢梭去世后，有人说“回忆录”很快出版，“他或许会交代一些不诚实的事，甚至是罪恶之事，诸如偷窃”；有人说特蕾兹背叛了丈夫，以两万块钱卖给了警察，特蕾兹被迫出面澄清，在由人代笔的信里她称之为“回忆录”。[186]报纸上关于“回忆录”的报道很多，“这个文笔流畅的作家写了部‘回忆录’”，《秘密回忆报》猜测出版时会用什么题目。[187]1782年，日内瓦印刷公司（SociététypographiquedeGenève）以“忏悔录”出版，因为日内瓦手稿上标着“卢梭的忏悔”（LessdeJ。J。Rousseau）。同年，格里姆在《文学通信》上撰文，“《忏悔录》里有偏见，对于认识自我却有用，让我们发现人的行为的隐秘原因”[188]。但巴黎书商在买卖中不认为那是一部“忏悔录”，而是“回忆录”，读者也觉得它不符合忏悔风格，只是一部坦白思想的书。[189]而英译本的题目改成《让-雅克·卢梭的私生活》（VieprivéedeJ。-J。Rousseau）。[190]一部伟大的作品，题目不确定，这是问题。

二、《忏悔录》手稿与卢梭休谟之争

《忏悔录》有四份手稿，第一份是纳沙泰尔手稿，1765年1月完成于莫第埃，赴英避难时未携带。特蕾兹去伦敦前，卢梭让她准备的行李中有《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致马勒泽尔布四封信的抄录本、致音乐家拉莫和奥夫兰维尔（Offreville）的信，但他最需要的是“关于他的生活”的稿子，特蕾兹担心海关检查，改为邮寄。[191]1766年3月，卢梭在英国继续写，该手稿包括《忏悔录》现代通行本的前言、前三章和第四章的一部分，学术界称为“《忏悔录》第一草稿”。第二份是巴黎手稿，卢梭去世前，封存于一个纸袋，上面写着：“让-雅克·卢梭抄写，盖有他的印章，1801年打开。”1794年9月，特蕾兹上交革命政府，现藏于国民议会图书馆（Bibliothèquedel’AssembléeNationale），又称特蕾兹手稿、国民议会手稿，或波旁宫（PalaisBourbon）手稿。[192]第三份是日内瓦手稿，1778年春天，卢梭交给瑞士同乡穆尔图保管，1782年穆尔图出版第一部分，1789年出版第二部分，又称穆尔图手稿，现存于日内瓦图书馆（BibliothèquedeGenève）。第四份手稿是穆尔图和培鲁于1779年根据日内瓦手稿抄写的备份，现藏于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193]

第二份手稿和第三份手稿相差无几，后者笔迹工整，第四份是誊抄本，对于卢梭问题没有分析价值。第一份手稿更值得分析，其中有一个变化的内心世界。该手稿有182页，前77页，每页25～30行；第78页之后字迹越来越密，34～40行，其中两页41行；手稿第166页之后多是31～34行。[194]卢梭在英国时放弃这份手稿，重新写成了巴黎手稿，纳沙泰尔手稿大体是巴黎手稿第一章至第四章中间的部分，个别词汇和段落编排上有所不同（斜体为不同处）。

纳沙泰尔手稿第13页：

Urès-médierentrebeaufansayantréduitpresqueàrienlaportiondemonpère，iln’avoitpourvivrequeser，daaitàlavéritéforthabileetquiétaitalorseoutàGenève。

在很多孩子中间分一点微薄的财产，我父亲得到的很少，他只能从事钟表匠的行业谋生，在这一行里，说实话，他非常熟练，那时候，这一工作受人尊敬，尤其是在日内瓦。

巴黎手稿第1页：

UmédierentrequinzeenfansayantréduitPresqueàrienlaportiondemonpère，iln’avoitpoursubsisterqueser，daaitàlavéritéforthabile。

在十五个孩子中间分一点微薄的财产，我父亲得到的很少，他只能从事钟表匠的行业谋生，在这一行里，说实话，他非常熟练。

两份手稿最大的不同在开篇，纳沙泰尔手稿前12页是巴黎手稿所没有的，学术界称之为《忏悔录》“纳沙泰尔序言”，巴黎手稿第一页前三段是纳沙泰尔手稿所欠缺的，但两处不同的最后一句话相似。“纳沙泰尔序言”第12页，“每个读者效仿我，像我一样反观内心，希望他们从心底里这样说，如果他敢的话：现在的我比过去的那个人要好”（S’ill’ose：Jesuismeilleurquehomme-là）。巴黎手稿改为：“每个人在您的宝座前真诚展示他的心灵，希望其中一个人会这样说，如果他敢的话：以前的我比现在的那个人更好”（S’ill’ose：Jefusmeilleurquee-là）。据此判定，卢梭重写时改动了纳沙泰尔手稿的开篇部分，其余是誊抄。写作期间，他受公共舆论影响，巴黎手稿前三段是与休谟争吵后改动的，对于理解卢梭的写作情境有用。

“纳沙泰尔序言”节选（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标注。手稿见图2-4）：[195]

人们对我的行为的判断依据几乎总是错的，越是有智慧的人，错误越严重。他们的视野越是广，所做的判断离事物本身的差距越大。我决心使我的读者（lecteurs）对于人的知识上有所进展。（手稿第1-2页）

一个人要描述自己的一生，只有他自己能胜任，只有他能认识自己的内心活动，那是真实的生活。但写作时，他会掩饰真实，以生命的名义为自己辩解，表面上他希望被人审视，事实上并非如此。（手稿第3页）

如果我能实践我的诺言，那将是独一无二的事。我是普通人，没有值得读者注意的功业。我不会过多地按顺序叙述我经历的事，而是关注事情发生时我的心情如何。（手稿第4页）

事情是公开的，每个人都能了解，重要的是发现其中的原因。对此，没人比我看得更清楚，若揭示它们，就要描写我一生的历史。（手稿第6页）

我做的好事，或是坏事，都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手稿第8页）

既然我的名字要在人群中流传，我不希望背负虚假的名声，不希望获得与我不相干的美德或劣迹，更不希望有人用一些不属于我的特点描绘我。想到能活在后人的心目中，我会有一丝快乐，但得靠真实的事，不是我名字的几个字母。（手稿第8页）

（在作品中）我是真实的，无所保留地诉说一切，无论善恶，总之是一切。（手稿第9页）

有必要发明一种新语言，以适应我的写作计划，要想理清如此复杂多样、相互矛盾，卑劣与高贵夹杂的情感，需要什么样的文体，什么样的风格？（手稿第9页）

这是一部研究人的心灵的参考资料，只有这一部。（手稿第11页）

希望每个读者模仿我的风格，像我一样描写自己，若有胆量，他敢在心里说：现在的我比过去的那个人更好。（手稿第12页）

巴黎手稿第一页前三段（着重号为笔者所标注，楷体字为卢梭写作时所标注。图2-5）：

我要做的是没有先例的事，也不会有模仿者。我想把一个人真实地，原原本本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我这样的人只一个。我了解我的内心，了解其他人的内心。我生下来就与我所见到的人不一样，我甚至敢说我与世上的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不比他们好，至少与众不同。大自然若是打碎了她曾塑造我的模子，这样做到底是好是坏，读了我（的书）才能评定。

无论末日审判的号角何时响起，我都敢拿着这本书，在最高的审判者面前大声说：“看，我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想的，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我用同样的直率诉说自己的善良与邪恶。我没有隐瞒（做过的）坏事，没有夸大（做过的）好事。如果我有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是为了弥补记忆力衰退留下的空缺。我会把自以为真的说成真的，不会把自以为假的说成真的。我以前是怎样，现在就怎样写，我有卑鄙与邪恶的时候，有善良、慷慨和高尚的时候，我要坦露我的内心，就像你看到的那样。永恒的上帝，请将我那难以计数的同类聚集在我的周围，让他们听一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不幸叹息。再让他们在您的宝座前**自己的心，是不是有人会说，如果他敢的话：以前的我比现在的那个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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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纳沙泰尔手稿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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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巴黎手稿第1页

根据“纳沙泰尔序言”，卢梭未打算向上帝忏悔，而是向读者说明情况。他以为自己本性善良，却受人指责，舆论中的形象与自己不一样。反驳误解的方式有两种，或是证明批判者的错误，或是证明受批判者的无辜，阴谋就会不攻自破。卢梭选择了后一种，他的坦白本质上是反驳，“我始终如此，正直、热诚、勇敢，应该得到不一样的报答，而不是像我最近的遭遇”[196]。关于写作风格，卢梭觉得传统的“忏悔录”不能承载他的想法，于是要推陈出新，至少形式上自由自在，只当是写“回忆录”或“自传”。这篇序言写于1765年年初，那时卢梭还想留在文学共和国，尽力为受损的名誉辩护，但与1750年年初相比，他的目的有所改变，不再与那些批评他的人争论，而是寄希望于旁观者，让他们担当裁判。

“纳沙泰尔序言”语气缓和，卢梭与其中的人与物保持距离，而巴黎手稿言辞急切，作为写作者的卢梭与文字中的卢梭交错不清，过多地干涉读者的判断，强调“我”的存在。1782年，哈珀（LaHarpe）观察到这一点，“作者就是这部书的主题”[197]。巴黎手稿有意模仿奥古斯丁的风格，上帝作为评判者的形象在第三段出现，但他不再是最高意志，而是一个受卢梭支配、兼有读者评判功能的精神。去世前不久，卢梭承认没有达到奥古斯丁的境界，“因为他自己不虔敬”[198]。巴黎手稿的前三段有虔敬之心，但之后，“读者”的地位取代了上帝。该手稿谈及与华伦夫人在尚贝里的生活，卢梭负责日常事务，闲暇时学习音乐，广泛阅读，“读者可以看见，我的空闲时间极少，却做了很多事”[199]。他要向读者**自己，“始终站在读者面前，使之洞见生活的一切角落”[200]。所以，这部手稿处在“忏悔录”与“自传“之间，虽冷落上帝，对之仍有敬畏之心，开篇是末日审判的场景，但上帝要听卢梭的使唤。“死后出版”是现代意义的历史观，一个包含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谱系，卢梭丢弃了中世纪的时空观（地狱、炼狱和天堂），不想在同代人中寻找裁判，而是寄希望于后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