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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燕生先生简要年谱（第2页）

五四运动发生，先生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被举为该会教育组主任，并任该会所主办《国民杂志》之编辑。尝创作新诗，署名新光。暑假返里省亲，家人族戚均劝其续娶。

民国九年庚申（1920）二十三岁

夏卒业于北京高师，下期留教高师附中[1]。十月与萧碧梧女士订婚。女士名增萃，字弼梧一字钿卿，归先生后始改字曰碧梧。先生是年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刊于《国民杂志》，并与张东荪有书讨论佛教问题。

民国十年辛酉（1921）二十四岁

夏返太原，旧历八月十八日结婚。萧碧梧女士毕业于太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时任教该校附小。先生于时膺吴淞中国公学部之聘，随即南行。尝为中学部校刊撰发刊辞，以体裁卓特，叶圣陶、俞平伯甚嗟赏之。先生于此一二年所撰杂文至夥，先后分别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民铎杂志》及《教育杂志》等。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二十五岁

先生历年为有关教育问题之论文甚多，集为《全民教育论发凡》一书，提倡大同主义教育，思想至为新颖，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时先生热心研究佛学，尤嗜华严宗之理论。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二十四岁

先生辞去吴淞教职，本年居家休养，未外出。

民国十一年甲子（1924）二十七岁

是年春，赴北京就师大附中教职。碧梧夫人于治家之暇，寄情吟咏，与先生唱和甚乐（后夫人亡后，先生集唱和之作为《第二梦痕集》）。秋，改就燕京大学之聘，教授历史。本年商务出版之《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其历史部分乃先生所起草，盖欲试行史地混合教法，以期打破关于朝代国界之狭隘观念，进而明了世界人类生活共同演进之状况也。有信与胡适究学，收入《胡适文存》。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二十八岁

仍任燕大教授。联络山西学界旅京同乡，组织“青年山西学会”，以私资刊行《山西周报》。碧梧夫人来京考入京女大预科肄业，旋辍学。本年前后，先生著《社会学要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及《中国史鸟瞰》（北京文化学社出版）二书，所为论文多在《山西周报》上发表，并参加北京《晨报》作对俄问题之讨论。十一月先生加入中国青年党。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二十九岁

三月十日，北京各爱国团体在北大召开反俄援侨大会，是日先生出席，与李璜、彭昭贤、闻一多等俱有讲演。先生任教燕大两年，以对现行教育制度怀疑日深，屡辞未获而其意益决。至是年夏，先生终得辞去，别创“爱国中学”，自任校长。先生兼办《学园》周刊，并参加鲁迅主编之《莽原》周刊（二者均为北京《世界日报》之副刊）。是年七月，中青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先生被选为中执委，兼宣传部长。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三十岁

先生为专力党务，辞去爱国中学校长职。七月，中青在沪召开二届全代会，会后发布对时局宣言，系先生手笔。自后中青历届全代会宣言，除第五届外，皆属先生起草。先生供职中青总部，主办《醒狮周报》，对于文化思想之领导工作，最为积极。在《醒狮》上发表政治论文及诗、剧若干篇，内署惠之、平子、萍之、凡民等名者均是。撰《世界国家主义运动史》《三民主义批判》（曾载《新国家》杂志）等。又有《柳子厚评传》，刊于上海《中央日报》，署名张直君。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三十一岁

是年夏，自沪返太原，将携眷南下，困病而止，遂居家半年。本年撰《中国文化小史》（中华版）、《中国思想小史》（中华版），及《中国政治制度小史》（上海爱文书局出版）等书。杂文多篇，刊于《长夜》中。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三十二岁

春离家外出，夏间有香港之行，冬归太原，适夫人已先期回榆次，先生在省勾留，亦事毕回籍。本年先生有《联省自治之研究》，在《醒狮》是连续刊载。并撰《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及《法兰西大革命史》（民国二十年七月中华出版）。其他论文，则发表于《长风》及《中华教育界》。按先生本年曾在上海大夏大学授课，编有《历史研究法讲义》。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三十三岁

春初先生偕夫人北经大同，循平绥路至北平。留平月余，再赴天津。五月偕夫人遵海道南下，抵沪未久，夫人病，先生亦得失眠症[2]。八月先生出席中青五全大会后，由沪返津，归途游青岛。旋赴平卜居。本年撰《文艺复兴小史》（廿三年九月中华出版）、《德国发达简史》（廿三年二月中华出版），及《生物史观与社会》（廿二年八月上海大陆书局出版）等书，而生物史观学说之探究，尤为先生此后用力之所在。按先生留沪期间，担任“知行学院”教授，讲授欧洲近代史及国文。是年赴平专力党务，始辞去该院教职。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三十四岁

是年春，先生曾因党务赴汉口，“九一八事变”发生，自豫返平，时党禁方严，先生主张以中青党员身份，公开从事救国宣传。某日前往中山公园讲演，讲题为《野战抗日》，竟遭宪警所干涉，听众哗然，以是先生得毕其词。本年撰《社会科学通论》（廿四年二月中华出版）一书，并有论文载《东方杂志》及中青刊行之《青年月报》。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三十五岁

“九一八事变”后中青宣布政党休战，一致对外。是年政府召集国难会议，中青被邀出席者九人，先生其一。因国民党未有取消党治之意，中青代表拒绝赴会。本年有讨论民主问题之论文数篇，发表于《独立评论》。作《翁将军歌》，纪念淞沪抗战之役，气格高古，旨意正大，识者许为叙记国难佳篇之首选。按先生出其余暇，所为诗歌，虽老手莫能及，如《山西少年歌》《台城曲》《论新诗》诸篇，皆有名于时。先生尝自名其诗集为《岭上白云斋诗钞》，取陶弘景诗“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之意也。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三十六岁

留平致力党务。作《故都赋》并序。五月廿二日刊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其时值日军进逼，北平危急，而我签订塘沽协定，乞盟城下之时。故吴宓评曰：“此赋有关于历史国运者至重，盖今之《哀江南》，而又能真切详尽，包举无遗者也。”

民国二十三年申戌（1934）三十七岁

先生携眷返太原，任山西大学教授。初夏，率学生南下，至京、沪、杭一带参观。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三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