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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民崛兴之背景（第2页）

当时大富，多属拥兵之武臣，次则弄权之朝官。郭子仪为中兴名臣，誉望盖时，其生活豪侈，资财丰溢。岁俸二十四万贯，私利不在其中；第宅在亲仁里，占全里四分之一，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获赐良田、名园、甲馆、珍物，不可胜纪。[103]马燧赀货亦有甲天下之称，子畅承其旧业，屡为豪幸邀取，后至子孙冻馁，京师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104]王谔为岭南节度使，租其廛，榷所入，垺于常赋，以为时进，自收其余；尽有蕃舶之税，由是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艘，载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数年之间，京师权家莫不富谔之财。后继杜佑为淮南节度使，在镇四年，其钱流衍天下。[105]韩弘自汴入朝，献马三千，绢五十万，它锦彩三万，而卞之库厩，钱尚有万贯，绢亦有百万余，马七千，粮三百万斛。[106]此见武臣殷富之一般。元载相代宗，于京师开南北二第，东都亦有宅馆，室宇奢广，冠于当时；近郊作观榭，帐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数十区；后籍没其家，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称是。[107]宣宗时，韦宙除广帅，帝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当垂贪泉之戒。”宙曰：“臣江陵庄积谷七千堆，无所用泉。”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108]此又内外官吏多财之著例也。大抵中唐以后，庄园制度普遍流行，兼并之家，所在厚拥田地，役属齐民，往往人户密集，居然形成聚落。[109]可见土地集中之趋势，适方兴未艾也。德宗时，陆贽有《均节赋税恤百姓奏》，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之弊云：

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110]

据此，足见贫富悬殊之日形尖锐化。长庆时元稹为同州刺史奏其地情形，谓人户逃移，田地荒废；亦有豪富兼并，田连阡陌，十分土地，才税二三，穷独逋亡，赋税莫辨。[111]稹于均赋之事，至此径称曰均田，可见时势日非，理想之随以就低也。后周世宗欲均田租，显德六年七月丁亥以元稹均田图遍赐诸道；旋诏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田租。[112]其时南唐潘佑尝请恢复井田之法，偏方得此，可谓空谷足音，然固无功。[113]盖当豆剖瓜裂之世，刻削凌暴，已成风气，虽有一二人偶发之仁心，亦未见仁政之遂实现也。《东都事略》言：“自唐以来，方镇多以赋入自擅，而上供殆鲜，场院率令部曲主之，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输额之外辄归己，或私纳货贿，以事贡举，用冀恩奖。”[114]其甚者乃至劫夺人财，有逾盗贼。[115]好利无厌，至于如此，兼并之风，何由得戢？宋初惩贪颇严，然贵官营私殖财者，犹比比不乏其人。如王祚频领牧守，能殖货财，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116]魏仁浦所营邸舍，其子咸信，性吝喜利，悉擅有之；[117]范晞为兴元少尹，居京兆，殖货巨万；[118]石保吉累世将相，家雄于财，所在有邸店别墅，好治生射利；[119]赵普亦营邸店规利。[120]《宋史》称：“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镇颇恣部下贩鬻；宋初，功臣犹习旧事。太宗初即位，诏群臣乘传出入，不得赍货邀利，及令人诸处图回，与民争利。”[121]则官吏经商求富，宋初仍无大异于前时也。钱穆先生谓：“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者亦习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渐绌。其趋势盖自唐中叶以后而始变。”[122]余按此论尚似有待商榷者，中唐以下社会虽有平等化之趋势，然应指贵贱阶级之混泯言，而非可语于经济上之贫富；贫富悬殊之势乃自中唐而始盛，非自中唐而就衰也。此点如由户口与垦田数之消长上观之，亦能获得相同之结论。唐玄宗天宝年间垦田总数为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天宝十四载户数共为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计每户可合一顷六十余亩[123]，土地供应可谓宽舒。然于宋代，情形则异，即历朝户口激增，而垦田之数未见增加，且或转益减少。据《宋会要》[124]及《宋史·食货志》[125]北宋前期之户口数与垦田数之统计，略如下表：

上表所示之数字，吾人堪予注意者，为历朝户数呈递增渐进之趋势，而垦田数字则忽增忽减，极不规律。如景德中垦田186万余顷，每户仅合25亩，皇祐中垦田228万余顷，每户平均亦仅约合21亩，所垦田数较之前后皆为特少，使人不无怀疑。故《宋史·食货志》于前文为之释云：

天下垦田，景德中丁谓著《会计录》云：总得一百八十六万余顷，以是岁七百二十二万余户计之，是四户耕田一顷，由是而知天下隐田多矣。

又于后文亦加评论云：

皇祐、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而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其间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倍增，以治平数视天禧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是时，累朝相承，重于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而废田见于籍者犹四十八万顷。

合此两事观之，则知垦田数字之减少，乃由于隐漏不应租赋之田增多。是类田亩盖为帝室、诸部、公主、势官、豪富及寺观等所持有[126]，其应纳租赋则往往转嫁于其他农户，故政府账籍上之垦田数愈少，而真正农户之负担则愈重。且建中行两税法后，其后又以收入不能平衡，于两税之外，重征差役；至于五代，差役之外，又重征丁口之赋，苛杂稠叠，愈后愈重。故南宋初林勋言：“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于七倍。”[127]民苦赋役，力既不胜，于是遂多弃田逃税，易名佃作，减口析户，求就下等，伪弊丛生，而田户之数两难得其实矣。李心传云：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三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于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故漏口少尔。昔陆宣公称租庸调之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决不可令输二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于其间也。自井田什一之后，其惟租庸调之法乎？[128]

户口垦田两者大量隐漏，此固足以证明兼并严重之事实。史称仁宗时，“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129]其弊既大著，故一时主复井田之论纷然大起，而苏洵之言，尤为切至。其言曰：

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而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130]

盖至仁宗中叶，中国近世社会之新态已近完成，而新儒学运动亦同时于兹臻于成熟。其时志士新儒，纷起民间，志切淑世，关心民瘼，所持理想至高，所欲改造之范围至广。其于经济方面，多唱重农均富之论，殆即对兼并激烈之恶潮而发。吾人今日考察此一运动之影响，虽党格于环境事实，未能针对问题，求待彻底之解决，然自是举世提高警觉，事前防维，事后补救，实不无消极阻遏之作用；是以兼并之稍止而不过分严重，以致得免资本土地集中与阶级革命之发生于中国近世社会史上者，求其潜消祸乱之钤键，则仁宗庆历时代之文化更新运动实不无最要之关系矣。

2。商业之活跃

由于田制破坏，兼并大起，向之为农者，多失其业，则商贸自为消纳之一途。《新唐书·食货志》谓建中定两税后之四十年，至穆宗时有物轻钱重之患，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而末业日增。盖中唐以下之时势，本有不利于商业经营者，如藩镇之割据，战乱之频仍，赋敛之奇重，商路之阻梗等是；然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之潮流，积势澎湃，固未始因此挫折而停滞，是以宋代时局转于承平，则商业活跃，即呈蒸蒸之象。其足以说明之事实分述如下。

其一为工业生产之发达。

举其著者，如采冶、纺织、造船、陶瓷、造纸、印刷等，莫不有其长足之进步。

言采冶：唐宪宗元和时，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宣宗大中时，岁率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131]至仁宗皇祐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斤。[132]于其产量一加比较，即知其发达之情形。又有仰石炭为生者，真宗时陈尧佐尝奏除其税。[133]大抵坑冶所在，慕利之民麇集，此种事业亦吸收游民之一途。[134]

言纺织：宋世技术大进，新织物迭有出现，《博物要览》载宋锦名目多至四十二种。其纤丽者，有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品，亦听民间织卖。[135]他若斑缬，亳州轻纱，刻丝烟雾纱、霞样纱、无缝锦、醒骨纱等新品之别[136]，俱各竞巧思，以极于精丽。纺织之业初本盛于北地，唐末五代以来，越湘之域，机杼肇兴[137]，而其业遂日益普及矣。

言造船：宋代漕运频繁，诸州多造运船，太宗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造船地位于虔、吉、明、婺、温、台、楚、潭、鼎、嘉诸州及凤翔、斜谷等十一地。[138]至海船装造，明州为盛，徽宗宣和时徐兢随路允迪奉使高丽，其记出使之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139]唐宋以下外商乘华船者甚众，吴自牧谓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140]深广沿海又有“藤舟”，常航大海。[141]且由唐迄宋，造船技术多进步，如转海船式，转桅及轮舟[142]，皆特见匠心，不拘故常。

言陶瓷：瓷器至五代傅色始精，流行益广，遂代铜器为用，为瓷铜器用之一大消长。当时流行最著名者，越上祕色器[143]、柴窑[144]、定州红瓷器[145]、汝窑[146]、哥窑[147]、官窑[148]、景德镇[149]。

言印刷：雕版印书始于唐末，流行于五代而大盛于宋。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使人往益州雕《大藏经》十三万余版[150]，可见其时雕印功业之盛。真宗景德二年，国子监书库所存之印板，达于十万，经史义疏悉备。[151]除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亦出鬻而收其直。[152]各地学官亦往往印书，供学子之用，或且印书术利以赡学。至庆历时，布衣毕昇发明活字版，尤为文化史上之一盛事。[153]其时印书中心以益州、杭州、建阳诸地为盛，皆在南方。

他如金属、武器、漆器、文具、建筑……各种工业，无论从质从量而论，至宋皆有大发展。且北宋中叶以后，其于工业经营形式方面，手工业坊厂之组织日渐增多；于交易方面又有批发与定货两种方式之出现。定货之特殊形式，已有重视商标之习尚。[154]同时多个大作坊及手工业场兴盛之结果，竞争日趋激烈，有降低货物品质以求速售多售而谋利润之增进者，如宣州名产之诸葛笔即其一例。[155]竞争结果，小作坊被迫破产者多，作坊数目激减，于是小经纪及盘街者纷纷辈出[156]，杂居城市，此则商业发达应有之现象也。

其二为货币经济之盛行。

自汉末迄唐之五百年间，为自然经济之优势时期。[157]惟中唐以后货币经济代兴，情态迥异。

中唐以上国家岁入，其绝大部分乃以谷粟布帛等实物为主，虽有钱币，所占比例极小。杜佑《通典》卷六云：“天宝中，天下计账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其地税约为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课丁八百二十余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绵则一百八十五万余屯，租粟则七百四十万余石；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其租：约百九十余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万端；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匹、屯、贯、石。”[158]《通典》卷七又云：“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惟一耳。”此之所谓“税户”即户税，又名税钱，为天宝年间专以钱币缴纳之税。盖其时所征钱数乃仅相当于租庸调等实物总岁入的3。9%而已。

安史乱后，大难粗平，岁入总数急剧减少，而货币收入较之实物反有增加，则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互为消长之情形表现殊为显者。据全汉昇之研究[159]，宋之岁入与唐相较，所收实物部分，谷物大体相近，布帛匹数锐减，而钱币数额激增。[160]例如英宗、神宗时代，岁入钱币达六千余万贯，与天宝八载所收之二百万余贯相较，则增加三十倍；如就钱币数在岁入总额中之比例言，天宝八载只占3。9%，但下逮北宋，比例逐渐加重，至治平二年则占51。6%[161]，竟逾总额之半。按宋代钱币岁入之数大，亦由其时铸币之增多。庆历年间岁铸钱约三百万贯，熙宁、元丰间又倍增至六百余万贯，较之天宝年间岁铸三十二万七千余贯者[162]，宋乃增加至十八倍。然犹时闹钱荒，不足于用，则以海上贸易大盛，漏溢于国外若至多也。[163]又唐代岁入中不见金银之统计数字，其毫无地位可知，唐末渐行使用，入宋成为货币，遂大流适于世，真宗天禧五年之岁入中，有金一万四千四百余两，银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余两。[164]

而钞币之行使，亦为一堪予注目之事。唐宪宗时，始有所谓“飞钱”，是为汇票性质之出现。宋真宗时，益州患铁钱太重，又有所谓“交子”之发行，[165]则为纸币普用之事实。此皆因应商业上之供需而发行者也。

其三为商税收入之激增。

《唐会要》谓唐初关市不税，税商则自中唐后始，德宗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请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166]惟所收数额无考，其初不至甚多。《文献通考》谓“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槖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擅其征利，其后诸国割据，掊聚财货以自赡，故征算尤繁。”[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