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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兴中会与保皇会（第2页）

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返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于是由梁草拟一上南海先生书，文长数千言，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同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64]

署名者同门13人。书去后，各地康徒为之哗然，指此13人为逆徒，呼之为“十三太保”。除梁启超外，其余12人为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侣笙、梁子刚、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圭。不久梁启超至香港访陈少白，谈两党合并事，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徐勤阳为赞成，而阴实反对，因与麦孟华各驰函新加坡，向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得劝退书，已怒不可遏，接徐、麦二人函，立即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复令欧榘甲赴美国任旧金山《文兴报》主笔。13人团体无形消灭，孙、康合作之局亦随之瓦解。[65]

此事言之凿凿，但破绽不少。其一，梁启超离开日本去美洲，早在计划之中。1899年5月2日，梁启超接康有为来函，“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66]所以他在《汗漫录》中说：“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滞之诮，固知不免。”[67]至于其决定12月20日出发，直接原因是10月下旬康有为到日本时，被日本政府禁止上岸，此事引起康有为的强烈不满，梁启超等人觉得不可能依靠日本朝野达到志望，准备和东京等大同学校中的有志师生前往美洲进行活动，主要目的是发展组织和筹集款项，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存亡的一大关键。[68]其航行路线为经檀香山到美国大陆，预计在美国大陆停留半年。[69]而欧榘甲离开横滨在11月8日，原因是10月27日由他主笔的《清议报》报馆火灾被毁，前往香港和康有为商议后续。[70]以后转赴加拿大。

其二，康有为移驻新加坡，在1900年1月下旬，其时梁启超已经赴檀香山。而在此之前，梁启超并未前往香港。

其三，所谓“十三太保”中的罗普，梁启超指其从来不言革命，所以得到康有为的信任和赏识。[71]而徐勤虽然与孙中山关系紧张，对于革命之说似乎尚无成见，1900年6月康有为指其和梁启超一样“近来骄谬专横已极，无事不如此”[72]，1902年4月，他又和梁启超先后向康有为进言，主张“言革”[73]，两人交谊不错，否则梁启超也不会请他写合作章程。正因为存在种种疑点，《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签注者中才有人指冯自由“捏造无端事实，诋毁不遗余力，……故彼所书关于与任师有关之事，均不足据，似宜尽删之”。[74]近年来论者也指出此说颇靠不住。[75]

不过，一口否定冯自由的记载还略嫌草率。冯自由各书虽有不尽不实之处，的确保存不少真相，甚至一些乍看似不可思议处最后证明反而是信史。此事冯并非亲历，不免有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痕迹，而保皇会在有关戊戌变法、庚子勤王、与权臣关系等事上有意歪曲作伪，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毁尸灭迹难以彻底，仔细搜寻，发现确有不少蛛丝马迹。

梁启超到檀香山10日后，致函孙中山，称：

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76]

此函于相关人事记载确实，不似造假。与双方“订交”相关之事有红叶馆送别会以及孙中山作书介绍梁启超于其兄德彰及诸友，如果事先没有协议，这些言行过于突兀，难以解释。至于冯自由所说“十三太保”，很可能由“江岛十二郎”演变而来。1899年七八月间，梁启超和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伯雅、张智若、梁子刚、陈侣笙、麦仲华、谭柏生、黄为之同结义于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77]这12人按叙齿依次称“江岛几郎”，均为政治情绪较为激烈之人。此事显然和与革命党合作密切相关。罗伯雅素与广西山贼及南海西樵巨盗区新、傅赞开交往，曾鼓动前来万木草堂的田野桔次共赴广西，率同党四百人，“合湖南之大队以进中原”，“一试其屠龙之技”。[78]张智若直到1902年仍坚持赴广西联络民党头目，发动起义。[79]欧榘甲先后在《清议报》《文兴报》肆意言革，一度被康有为开除。

冯自由称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智若、梁子刚等与孙中山往还日密，并非无中生有。1899年秋梁启超函告孙中山：“昨得刚兄（即梁子刚）由横滨寄上兄一书约践旧游，刚兄有事不能赴约，令弟自往。”[80]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函告徐勤：“卓近经痛责后，来书引过。然如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汝等近来不敬如此。”[81]1902年康有为因“近得孟、远决言革命”，复函称：“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今不三年，汝又从洞若矣。”[82]1903年5月梁启超致徐勤函称：“长者所以偏信港中之言者，固有曾参杀人，浸润易入，亦由弟等前此言革，触其盛怒故也。以后兄请勿言。孝高以不与江岛之盟，不猖狂言革，故长者独信之、爱之”，则江岛之盟与言革之事实有密切关系。[83]1900年4月4日梁启超致函黄为之，批评“吾江岛人物归去者便辄颓唐，更无布置，有数人皆前车矣。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之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今日之事，责在我辈，真当每日三省，时时提起，不使有一毫懒散，乃有可成。诗酒悠悠一语，勿使飞天头陀笑我到底也”。[84]可见此事确与同革命党合作有关，因而彼此之间也有竞争。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少白关于此事的记载提供了另一种可信度较高的说法，即其从日本回香港时，梁启超托其带信给康有为，劝康与革命派合作，信由梁启超和几个同学反复商量后起草，交给康有为，却没有下文。后来梁启超从外国到香港，用日本人的名字，住在酒店，请其前往讨论合作，结果圆满。复让陈少白和在香港的徐勤拟定合作章程，梁并专函交代徐勤。陈少白找徐勤商议，不了了之。[85]

陈少白于1899年11月9日和宫崎寅藏由香港抵达横滨，向孙中山报告兴汉会成立情形并呈印玺，其间出席了红叶馆送别会，见过梁启超，19日出发赴香港。[86]梁启超去檀香山，是用柏原文太郎的护照，至于到香港之事，虽然《汗漫录》没有记载，但到檀后仍有秘密来港的可能。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记，庚子春（应为己亥冬），丘逢甲在香港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陈腾风等合摄持刀并立小照。康有为于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赴新加坡，唐才常亦于1900年1月8日到港筹款[87]，则其间梁启超或曾秘密到港，协商大计。[88]

尽管如此，梁启超似不可能直接向康有为进言劝退。如果其真有此类“欺师灭祖”的言行，以康有为的性格及其对待弟子的气势，师徒早已公开决裂。1902年康有为以弟子纷纷言革，决然宣称：“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89]由此可见，当时梁启超等人确有倾向革命之意，也向孙中山表达过合作愿望，甚至可能达成某种协议，至于上书康有为，或如陈少白所说，只是要求合作，而不涉及劝退和改变宗旨。

梁启超向康有为提出宗旨权通问题，应是1900年4月12日致函后者谈及：

（光绪）万一不能待我之救，则彼时当何如？讨贼固也，然贼虽讨，而上已不讳，则主此国者谁乎？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

对此康有为坚持“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反对鼓吹自由，还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梁启超直言抗辩，指责康有为的言论与张之洞相类，坚持不放弃自由主张，称之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90]要求合作、江岛结盟以及主张改变方针，虽然不至于清理门户，梁启超确有失宠于康有为的迹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有为只让他到海外筹款，而不许担当勤王运动的组织大任，甚至对其主动请缨也置之不理。

关于梁启超与兴中会合作及其倾向革命的动机，历来备受争议。就在两派积极商谈合作之际，兴中会在横滨华侨中的阵地被保皇会迅速夺占。1899年1月横滨大同学校职员改选，革命党已在中华会馆失势，鉴于横滨华侨中对兴中会一派的排挤日甚一日，孙中山怀疑梁启超从中作祟。梁启超辩解道：“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他请犬养毅做调人，愿意当面向孙中山、陈少白等解释“踪迹不得不疏之故”。[91]此后梁启超组织华人商业会议所，欲以课会费的方式筹集款项，7月30日会所告成，完全排除革命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遂以“横滨阖埠不平人”的名义发布公启，以示抗议[92]，又是由犬养毅出面邀集两派领导人进行调停。

早在1904年，《大陆》就载文指责梁启超用心险恶：

戊戌政变，梁著胡服走日本。时孙文客东京，交结日之权贵，如大隈伯、犬养毅等常与往还，孙氏供给，皆为是赖。梁初抵东京，不得不通款于孙氏，遂由孙氏之介绍，得纳交大隈伯等。未几即疏孙氏，且向大隈伯等下孙氏之石焉。……又由徐（勤）得纳交横滨商人，商人固素崇拜孙氏者也，梁至是更排挤之，无在不攻击其短，于是孙氏日东之一席，一旦为梁所夺，梁因此得遍游美洲、澳洲，无一日之困乏。[93]

到檀香山后，梁启超利用孙中山的关系，挖兴中会的墙角，又催促港澳同门加紧筹备，与兴中会争夺广东，以免“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韧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94]他还让叶湘南派人暗察孙中山的调度计划，办事用人，也处处顾及是否有利于和兴中会竞争。例如他以檀香山“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发现兴中会“在港颇众”，而保皇会办事无人，“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95]，因而坚持不派或少派檀岛会员赴港。

不过，种种对梁启超的猜疑指责，均建立在其从宗旨到组织全面归附革命党的假定之上，如此，则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表态，的确别有用心。其实他本人讲得十分清楚坦然：“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96]与兴中会合作，接受排满革命旗号，无非是有利于独立民权而已。就行动方略而言，梁启超支持唐才常等人的长江、珠江联合大举计划，与孙中山等人接洽合作，正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此举是合作而非归附，所以要考虑保皇会在联合中的地位与利益，这也是他挖兴中会墙角的主要原因。从联合大举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言行，虽有方略变通，甚至在师尊同门的牵制和派系利益的作用下，还有暗中竞争的一面，宗旨却是一以贯之。与兴中会争夺华侨和广东的同时，他对保皇会的方针行动也不以为然，呼吁本派同人摒弃私心，不分畛域，切实支持唐才常的大举计划。[97]

1900年1月24日，清廷颁布立嗣上谕，举国震动。1月26日，经元善等绅民1231人联名电请代奏，谏阻光绪退位，海外各地华侨纷纷通电反对立嗣，形成一次全球性的华人政治动员。梁启超一面表示要勉力仿效，“竭力募化，以助内地诸豪”[98]，一面考虑如何利用时势，调整方略。1900年4月28日，即在向康有为提出万一光绪不讳，可否民主建政的半个月后，梁启超致函孙中山，认为“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怵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他主张通国办事之人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建议孙中山“宜稍变通”，“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鉴于各派分散起事，“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梁启超劝孙中山将近日所布置之事推迟半年，待其设法借款千万，“我辈握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99]

孙中山收到来函，没有停止其华南行动的准备，兴中会的起义密谋仍然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又不如后人所推断，两党联合即告失败，孙中山从此打消了与保皇会合作的念头。种种迹象表明，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联合大举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方略，不再以皈依革命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尽管他深知康有为态度顽固，彼此宗旨分歧，还是决定远赴南洋，“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100]，劝其勿“以区区小事而分立”，趁此良机，“实行大同团结，共同行动，以纠集大批同志”。[101]他还派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人先期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接洽。

不料，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后，康有为拒不相见，致使宫崎等人被疑为前来暗杀康的“刺客”而被捕入狱。此事康有为在致其女及柏原文太郎函中委过于林文庆[102]，无论真相如何，康有为的担忧确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戊戌政变后，保皇派和清廷互相实行暗杀，冲突愈演愈烈。从1899年1月起，不断有清廷派遣刺客到日本行刺康有为的消息。[103]1899年年底和1900年年初，清廷又两度发布上谕，悬赏购线，公然鼓动对康、梁实行滥杀。[104]而孙中山的确牵连其中。1899年7月，刘学询以考察商务名义到日本接洽“交康”之事，其间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后来李鸿章命刘学询负责除康，而刘则试图利用孙中山达到目的。[105]孙中山虽然未必真的采取了应合的行动，却也没有表示拒绝，企图利用这一联系从李鸿章、刘学询手中获取兴中会最为缺乏的财政援助。1900年6月路经香港，孙中山还派人前往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有关事宜，而宫崎寅藏等正是谈判代表。[106]本来就杯弓蛇影的康有为不断接到各方面传来的讯息，进一步加强防范也在情理之中。

经此一事，孙中山似乎对康有为已经绝望，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107]两派在香港的人士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兴中会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动华南起义及策划两广独立等方面。恰在这时，中国的形势发生剧变，原来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各派人士纷纷改变态度，经费奇缺的兴中会无法举事。而汉口自立军却发动在即，唐才常向康有为要求：“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108]梁启超接到新加坡、上海、香港、日本等地函电多件，皆催其即日归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知道“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立即改变行程，于1900年7月18日搭“日本丸”东返。临行致函孙眉，告以“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109]7月28日，梁启超抵达日本，8月18日由神户出发前往上海，其间除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麿、伊藤博文等人外[110]，还曾在东京与孙中山会面，“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111]

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112]，决定暂停广东行动，亲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甚至对一度感到绝望的康有为也改变看法，认为：“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并一再强调自己的行动与梁启超的一致性，“已离神户前往上海的梁启超，大概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而成行的”。[113]实际上此行目的是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

梁启超抵沪次日，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噩耗已至，他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认为“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114]不过，梁启超“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的见识以及“阔达大度，开诚布公”的方针“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115]据东亚同文会在澳门的会员松冈好一报告，惠州起义前后，兴中会会员不断前往澳门保皇会总局所在的《知新报》报馆，要求合作，以争取其财政援助，遭到拒绝，为此兴中会会员抱怨康党的无情。[116]兴中会的最大弱点是财政不足，而保皇会拥有大笔海外捐款，这应是孙中山锲而不舍地寻求合作的重要原因。由于康有为顽固反对，其努力终究未能奏效。

不仅如此，惠州起义及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失败，康有为非但不表示同情，反而落井下石，以攻诋兴中会为保皇会开脱举事不力的责任。他致函邱菽园称：

史坚如及区兆甲（惠事），皆孙党也，而冒仆弟子，致诸报展转登之，望贵报辨明，否则同门之见疾于人，而致祸益剧烈。史率攻吾党四十余人，可恶甚，致今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罗□□今竟被拿，必死矣，此子勇猛无前，惜哉痛哉！于是翼大为其乡人所攻，致共寄顿之械多致发露，轮不能行，械不能运，皆惠事及焚抚署一事所牵致，然此祸日益剧烈，与江无异。故惠与抚署一事，皆彼党欲图塞责，且以牵累吾党，遂致吾党大为其累。今粤中党祸，大索麦舍，亲家已没，余皆束缚，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自汉事一败，百凡坠裂，尚有惠事相牵诬，致败乃公事。呜呼！汪、孙之罪，真中国蟊贼也。某既决为之弃粤，纯老已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想公必以为然也（粤中人心极震——以惠及抚署事，恐连累益甚。望速登报言：某人保皇，专注意北方，以粤为僻远而不欲。且自以生长之邦，尤虑乡人之蒙祸，决不惊粤，且从彼之士夫，多在各省，与孙之除粤人无所为不同。今孙自援粤而造谣影射，不知保皇与扑满相反，望吾乡人切勿误信谣言，安居乐业。要之，某人决不惊动故乡云）。[117]

1901年4月至6月孙中山再赴檀岛，发觉当地兴中会尽为保皇会夺占，认为梁启超的从权办理实为一大骗局，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但梁启超前此所为并非存心行诈。1902年，当孙、梁交构，“意气尚不能平”之际，章炳麟论及二人反目成仇的因由，有一番中肯的分析，他说：

任公曩日本以□□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制东西，惟人所命。公知□□，而彼辈惟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120]

仔细品味，章氏仍然相信梁启超确是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只是侨商不能领悟其中奥妙，从此变异。壬寅、癸卯间，梁继续鼓吹“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甚至不顾康有为严责，要与之“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21]，实践其抵檀之初对孙中山的承诺。可惜他终究未能摆脱保皇的框缚，旅美后更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孙中山坐实其“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122]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

孙中山所指望的合作基础，不是康有为的保皇宗旨和封闭组织路线，而是梁启超主张的联合大举及变政计划，其实施的主力是唐才常的长江自立军。长江计划原不限于汉口，按照唐才常的设想，以汉口、上海为中心，形成中、下游两大基地，汉口主要由林圭负责，与孙中山的关系较多，下游由唐才常、狄平负责，与康有为及保皇会的关系更深。[123]汉口以两湖会党为基础，上海则以江淮徐怀礼、江宁湘军各部为依托，唐才常还一度有以徐怀礼的虎军为正军之意。后因徐怀礼临阵变节，只得依赖汉口。林圭与唐才常政见相歧，而共同主张联合大举，又有赖于唐才常的经济支持，因而坚持合作共事。林圭和孙中山从宗旨到组织有许多共鸣与联系，而孙中山与自立军的关系和他与保皇派的关系有别，兴中会同意长江流域的联合阵营使用权宜口号，至于兴中会独立发动的惠州起义，则仍然公开打出排满旗号。这无疑反映出孙中山宗旨的一贯与方略的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