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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再说事实（第2页）

[32]《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31页。

[33]《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30页。按，翁、潘、徐、孙、许诸公应指翁（同龢）、潘（祖荫）、徐（桐）、孙（家鼐）、许（应骙）诸人。

[34]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34页。

[35]《御史王鹏运奏为时局多艰请暂缓驻跸颐和园事》，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录副奏折，档号0355610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史工程网，124。207。8。21qinghistory，访问日期，2011年12月12日。该折又见况周颐《礼部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惟文字稍异。见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0，《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22～1323页。

[36]况周颐：《礼部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0，《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23页。

[37]况周颐：《礼部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0，《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23页。

[38]张正武等编：《王鹏运研究资料》，7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39]到了民国时期曾有人批评《清史稿》没有为宦官专门立传，遗老金梁辩解说，论者以为应立宦官传，“而所举仅李安等二三人，均已附见纪传，何必专立？余向因寇良材以死谏死，不愿没其人，乃附著于言官传论中，亦足见史事之难矣”。见金梁：《〈清史稿〉回忆录》，见曹芥初等：《虎死余腥录》（外二种），11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4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46页。

[41]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1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2]梁启超：《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清议报》第1册，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按，明治31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初一日]出版的日文杂志《日本》第2版，刊载了一篇题为《支那危险の缘由》的文章，承蒙狭间直树先生赐寄该文复印件。该文内容多揭露慈禧揽权、排斥光绪皇帝种种情形。据狭间先生考订，该文是梁启超的投稿，其中提到“当时有宫监名莲才者，谏立太子，西太后处之以斩刑”，这应该是政变后梁氏最早将寇连材事迹与抨击慈禧联系起来的文章。

[43]梁启超：《林旭刘光第传》附《烈宦寇连材传》，《清议报》第1册，459～460页。

[44]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24～253页。

[4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58～259页。

[46]《康南海复依田百川君书》，《知新报》第84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十一日，见《知新报》影印本，第2册，1192～1193页。康有为自编年谱中也重申了这些说法。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2页。

[47]梁启超：《林旭刘光第传》附《烈宦寇连材传》，《清议报》第1册，461页。

[48]寿春遗稿：《江南词》，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6辑，275页。1952年张元济在《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中写道：“帝王末世太酸辛，洗面常流涕泪痕。苦口丁宁宣国是，忧勤百日枉维新。”其原注云：“当时内侍尚有忠于德宗者。如寇良材之徒，尝对人言，德宗在宫内，每于无人对坐之时频有叹息，掩面而泣。又言西后性情暴躁，对德宗一言不合，即责令长跪不起。故德宗入觐问安时，觳觫无状。”看来，一向以严谨著称的菊生先生晚年也难免受到野史掌故的影响，对寇氏作为慈禧虐待光绪见证人的身份深信不疑。见《张元济诗文》，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9]参见刘学照：《清季湖南诗人笔下的戊戌维新》，收入田伏隆、朱汉民编：《谭嗣同与戊戌维新》，60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

[50]《清代野记》三卷本首次于民国四年（1915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题“梁溪坐观老人编述”，以往多认为“梁溪坐观老人”乃桐城人张祖冀（字逖先）之别号，然有学者经过考订认为实乃清末民初隐居无锡的江西新昌籍进士熊亦奇（字馀波）的别称。参见李晋林：《〈清代野记〉作者考辨——兼述清末强学会熊亦奇其人》，载《文献》1999年第4期。

[51]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35～36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52]许指严：《寇太监》，《十叶野闻》，67～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53]参见栾梅健：《掌故小说大家许指严》，载《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卷，49～6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54]《内监直言被杀》，《清朝野史大观》（1），94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

[55]《寇连材之忠谏》，《清朝野史大观》（1），94～95页。

[56]《寇太监述闻》，《清朝野史大观》（1），93～94页。

[57]《节录寇连材日记中之所云》，《清朝野史大观》（1），95～96页。

[58]钱仲联：《张璚映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1311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按：张鸿，号璚映。

[59]时萌：《曾朴生平系年》，《曾朴研究》，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0]曾朴：《孽海花》（增订本），前言（张毕来撰），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1]曾朴：《孽海花》（增订本），259～260、354页。

[62]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63]燕谷老人（张鸿）：《续孽海花》，前言（吴德铎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64]燕谷老人（张鸿）：《续孽海花》，265页。

[65]参见王元美：《杨村彬传》，杨村彬著、湘乡编：《导演艺术民族化求索集》，503～505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66]参见王元美：《杨村彬传》，杨村彬著、湘乡编：《导演艺术民族化求索集》，503～505页。1980年上海重排演出，同样受到各界重视，史学家也被邀请参与讨论。20世纪80年代，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的电影《倾国倾城》就是以此剧本为基础改编而成的。

[67]王元美：《杨村彬传》，杨村彬著、湘乡编：《导演艺术民族化求索集》，502页。

[68]参见春木、精武：《寇连材其人其事》，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

[69]参见唐益年：《寇连材上书新证》，《清代宫史求实》，411～425页。

[70]参见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33～34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此书成书时间不详，应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作者信修明20世纪50年代仍在世，该书曾云“到共和改制之后，至今四十余年，世间杀杀砍砍，但不曾见一名太监流了血。”（该书第61页）共和改制后四十余年，应在50年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