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四最后定稿时间（第2页）

[17]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7页。

[18]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2～24页。

[19]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9页。

[20]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9页。

[21]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2页。

[22]参见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23]朱维铮：《〈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说明》，刘梦溪主编，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812页。

[24]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求索真文明》，199～200页，注释12。

[25]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求索真文明》，182页。

[26]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149页。

[27]参见汤志钧：《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载《文史哲》1957年第1期；《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载《文物》1980年第7期。另，朱仲岳在《〈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述年代》（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中，援引天津图书馆所藏《大同书》手稿本中犬养毅所写跋文，认为该书确实起稿于1884年，其初始形态即年谱中所说的《人类公理》。对此，房德邻撰文表示质疑，认为《人类公理》并非《大同书》的初稿，而是康氏另一部著作《实理公法全书》的初稿；《大同书》的撰写是在1890年康有为受到廖平影响转向今文经学、接受公羊学和三世说的社会历史观之后的事情，也与受到同时期发表于《万国公报》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说影响有关，到戊戌年《大同书》已经成稿数篇。详见房德邻：《〈大同书〉起稿时间考》，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8]参见汤志钧：《〈礼运注〉成书年代考》，《戊戌变法史论丛》，146～15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29]参见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284～30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30]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24～253页。

[3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2234～2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首页附有康有为的题记：“呜呼！此吾邑张樵野尚书甲午札记也。……中多记□□事，关涉颇大，若朝章国故尤夥，足与常熟日记参考。”这段题记是康晚年所写，说明他是读过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常熟日记”（《翁文恭公日记》）的。详见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04页。

[33]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可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603～626页；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20～5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34]据康有为说，他曾赠洪良品一首诗，“并示屠老”，称与他们“过从甚密”。参见《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36页。

[35]汤志钧先生则认为，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冬月在桂林刊行的《救世刍言》中收有《钱币疏》和《请开清江浦铁路折》，皆为代屠仁守所作，其中后者有抄本，现藏上海博物馆，似为早年旧迹。参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6]以《大同书》的成书年代为例，方志钦先生虽认为该书成书于1901—1902年间，但是，对汤志钧先生“倒填年月”的说法仍有疑义。他以康氏年谱为据，认为光绪十年康“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即“手订大同之制”，这便是《大同书》的最初草稿，此草稿又迭经修改补充，1886年的《内外康子篇》、《公理书》，1887年的《人类公理》等，都是《大同书》的修改稿和续编。理由之一是：“《自编年谱》记1895年前的部分，系1895年所写，此时距《大同书》定稿尚差四至六年，其中有关《大同书》的记载，与《大同书》序言，并无矛盾，不可谓‘倒填年月’。”显然这是由于相信康氏自称年谱成书于乙未年而将其与《大同书》互证的必然结果，实则二者成书皆较晚，这可能是学术研究中受到康氏误导的一个典型例证。详见方志钦：《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与汤志钧同志商榷》，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

[37]杨殿珣：《中国年谱概说》，载《文献》1979年第2辑，172、167页。

[38]朱维铮：《康有为先生小传》，刘梦溪主编，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15页。

[39]参见狭间直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