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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页）

五、余论

英国语言学家简·爱切生（JeanAit）认为：“一旦我们把宗教的和哲学的偏见剥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证据可说语言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而且“从语言结构的角度来看，也没有证据可以说语言是在朝某一个方向移动——有些语言其实正在向相反方向移动”。[89]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进化论却是各个学科认知世界的基本图式。[90]对中国人来说，这一理论是付出了极大代价换得的教训，故服膺之诚笃，有时且超过西人。如前所述，19世纪西方语言学对语言发展的描述实际上非常复杂，甚至有人视之为“退化论”；而20世纪中国学者对语言的线性进化观念倒更加执着。除了胡以鲁在此问题上态度较为模糊之外，其他的学者，不论是沈步洲，还是瞿秋白，都相信语言是进步的；不少人还像刘复一样，嘲笑19世纪的语言学家乃是“尊古抑今”的“老顽固”。因此，本章讨论的主题，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历史观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在进化论视野下，中国文化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那么，中国学者怎样面对这一挑战？实际上，尽管近人对西方充满了欣羡之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心也大打折扣，但他们并不甘于西人指派的“落后”地位，而是利用各种可能，证明中国文明并非停滞不前，乃是不断进步的。诸多历史学家试图从“社会史”“文明史”“国民史”“世界史”视角发现中国历史的进化过程，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91]不过，整体来看，这些努力也只能证明中国人在进步或者不是太落后而已。相对说来，语言学的形势似乎乐观很多，故学者的目标也更进一层，他们要证明汉语是最先进的语言，甚至欲图借此修改19世纪定下的语言进化标准。[92]这意味着，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西方，进化论虽然都享有“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它本身并不一定就是最终依据，在其背后，潜藏着一个文明的自尊心。西人所持的复杂的语言“进化论”（与“退化论”），以及中国学者对进化论的坚持，都是同一心理作用的产物。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学者的独立成果。在批判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的同时，另一些西方语言学家却颇受中国学者倚重。其中，叶斯柏森因为提出“语言进化论”而最受重视，被人反复称引。另一个受到青睐的是高本汉。日本语言学家安藤正次也是一个思想资源。王古鲁就明说，他的《言语学通论》“纯以”安藤的《言语学概论》“为根据”。[93]1931年，安藤的《言语学大纲》一书的中译本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4]不过，从整体上看，其影响力远不能和西洋语言学家相比。此外，在论述分析语的进步性时，英语也是人人必提的佐证（意图当然不在英语本身）。[95]

除了论著外，译文也是中国学者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重要渠道。1929年，《学衡》刊登了张荫麟翻译的美国学者德效骞（HomerH。Dubs，1892—1969）的文章《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哲学系统之故》。此文意在反驳德国哲学家赫克曼（Heinrin，1864—1935）的“汉语无屈折变化，无法胜任高级智力文明”的观点。德效骞宣称，语尾的屈折变化与能否表达精密思想之间并无直接对应关系。他同时也援引了语言进化论，提出：“语言之发展，既为字尾变化之简单化，而非繁复化，则谓中国语实较欧洲之语言为进步，而非其反，似亦言之成理，因中国语无字尾变化也。”[96]同年，此文又在《辽宁教育月刊》上发表。[97]张荫麟对此文的看重，可见一斑。[98]

这就是说，中国学者的汉语进步论，仍建立在西来的基础之上。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20世纪西方语言学家对19世纪语言学的批评在东方的回响；在更广泛的思想史意义上，可归结为罗志田先生所说的“西与西斗”。[99]不过，这种回响绝非如同留声机一样的简单回放，而是这些声音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中的折射，有些部分被弱化了，有些部分又格外响亮。比如，中国学者虽都把叶斯柏森奉为导师，但叶斯柏森对汉语进化程度的论断是极为审慎的：“中国语或亦已由繁趋简，特苦其文字艰难，考古者动多障阻。”[100]他没有说汉语就是最进步的语言，而是说英语是“人类史上最前进的语言”[101]。但多数中国学者转述叶斯柏森的理论时，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显然，中国现代学术在整体“西学化”的同时，也在有选择性地利用西方学术，为中国文化开辟独立空间。换句话说，作为西方的学生，近代中国人并不是完全被动、毫无创造力的那种。

汉语进步论和中国现代语言学家谋求汉语语言学学术独立的目标有关。一般认为，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是中国语法学建立的标志；但几乎自《马氏文通》出版开始，它就不断被人批评削足适履，把西方文法强套在中国语文之上。即使一些主张西化的人士，对此也颇多非议。陈独秀就说：中文“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Grammar，未免画蛇添足”[102]。从汉语自身的独特性出发去研究汉语，成为不少语言学家的自觉追求（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这当然并不一定就要证明汉语是最先进的语言，但二者在反对以西律中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张世禄也宣称：“我要凭语序来研究中国的文法，便是要适合中国语文的特殊性的。”[103]

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研究“中国语文的特殊性”，并不等于他们把汉语视为一种独立于“世界语言”之外的语言；恰恰相反，他们是把汉语放在“世界”之中定位的。进一步说，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一论题成为一个“问题”的历史前提，就是“世界”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如前所述，这是西方近代殖民活动的直接结果。换言之，西人在武器和商品之外，也通过“知识”上的分类、描述、论证、定位等工作，对世界的版图加以重新划分和组织。[104]中国学者的工作无疑是对这一过程的回应，但这回应不是机械的，同时也是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与改造，以描绘另一幅世界图景。

因此，尽管除了少数几位，本章提到的大部分语言学家都带有很强的专业色彩，所做的工作也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内部，但他们的关怀绝不限于此。事实上，激发了中国语言学家的讨论兴致的，与其说是“汉语在语言进化史上的地位”这一问题本身，毋宁说是它所指向的另一个更宏观的问题：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用胡以鲁的话说，这关系到汉语是否能作为一个“国际主体”而存在。

但应该注意的是，当中国学者强调汉语是最为先进的语言时，并不等于他们认为中国文明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实际上，有学者在论证汉语的先进性时，表述中一度流露出暧昧和迟疑的态度。华超说：“究竟就实用而论，什么言语是最适当？这问题很不容易回答。”从言语变迁的趋势看，诘诎语“往往”渐变为关节语或分析语，“则分析语似乎是最文明的民族才能发生。然而把这种意思告诉诘诎语族的人民，则他们一定要大反对”。紧接着，他就批评缪勒、施莱赫尔等“对于吾国的言语，没有下切实的研究，断语怎样能真切？”[105]沈步洲则根本像是照抄华超的文章一般：

究竟就实用言之，何者为最适，于斯实未易置答。考言语嬗变之历史，每见有诎诘语渐趋而入于单节语或关节语，如英语是也，单节语或关节语变为诎诘语者，则未之前闻。倘认嬗变为进步，似单节关节为较善。又人类之思想，初涉大凡，后及细微，是其趋向乃由综合以至分析。似乎偏重分析如单节语者，应较适于文明国家之用。为持此论以质诎诘语族，必群焉非之，即吾国人习用单节语，亦未敢遽执理论之后盾以自豪也。言语肇者如辉特尼（即本章前面所谓“惠特尼”——笔者注），公然目吾国语为单简；德国学者如司奈嚇、波普等亦云然。成见主其中，知识又肤浅，不能为矫正成见之资，所言自多误会。……持论所据既泛，其断语自不值一顾。且就理论言之，单节语是否幼稚，殊难遽定。[106]

细味这两篇文章可知，他们在这里对于分析语是否就是“最文明的民族”所用的语言，并没有下明确判断。从全文来看，这点犹豫几乎是一闪而过，在其他地方他们仍一口咬定分析语就是最进步的语言。但也正因如此，这点犹疑分外惹眼，透露出作者心态中的迂曲与彷徨。

造成这种心态的一个原因，大概和20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界盛行的“反求诸己”的自省风气有关。[107]面对近代中国的危机，一批读书人非常注重从中国自身寻找失败原因，对“天朝上国”心态复活的危险异常警惕。周作人对“分析语似乎是最文明的民族才能发生”一语所表示的不满（参看第五章），其实主要就是担心有人从中读出“中国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的结论，阻碍中国的“文明化”进程。对此，张世禄试图从学理上把语言的优劣性和文化的优劣性区分开来：

在普通的眼光看来，文化较优的民族所用的语言，自然比文化较劣的民族所用的，内容来得丰富，词句来得完备。但是语言优劣的问题，应该取决于这种工具自身的适用与否，应该以这种工具性质上的差异为标准，不能根据使用它的民族文化来评判它的高下。因为语言虽然是社会习惯的一种，而和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社会的制度不能同样的看待；语言是不能随着民族的意志可以自由加以改革的，语言习惯的养成，往往出于民族的不自觉。……语言演变的原动力是介于自然和人为之间，民族文化的高下和语言本身的优劣是两件事。说我们所用的国语，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我们的民族固然不必因此而自馁；说我们所用的国语，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自豪。[108]

这和周作人的担心是一样的。不过，如前所述，他自己也无法完全避开文化认同和日益紧张的政治格局的压迫。

另外，中国近代知识人对文化平等的渴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与胡以鲁强调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精神”相应，华超、沈步洲等也都采用了“换位思考”的办法：如果把分析语作为最文明的语言，使用屈折语的人们会同意吗？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犹豫起来。显然，汉语被贬低为原始语言所带给中国人的屈辱感，也促使长期受到“絜矩之道”训练的中国学者以更平等的心态处理问题。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沈步洲对洪堡等人因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而把汉语“强纳”进“风马牛不相及”的印欧语系，同时又把与汉语甚为密切的缅甸语排除在外的做法并不领情，以为其“根本之见已误”，此不过“迁就”而已，于事无补，“自欺欺人，莫此为甚”。[109]这再次表明，沈步洲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汉语在西方语言学家心目中的地位，而且是揭示语言分类背后的文化“成见”。张世禄对世界语和汉语关系的分析，则提出了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论点：由西人发明的世界语同时暗合汉语的特性，表明它“并没有泯灭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优点”，这同时也“可以促进世人的反省：要实现世界的和平，决不能泯灭了中国的优点”。[110]这里的意思很清楚：中国应以一个平等身份参与到世界和平事业中，而这个事业不应“泯灭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优点”。这样，中国学者的汉语先进论，绝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版本，而是他们对一个不平等世界的抗议。

自然，中国在实际上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的心态时而失衡，也难以像西人一样真正地把世界尽收眼底（中国学者关注的主要还只是汉语），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此问题上，他们的关怀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族主义”四个字——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概念，那也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不仅适合于胡以鲁、沈步洲，也适合于瞿秋白。它使我们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复杂的认知。[111]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章太炎。章在清末批评吴稚晖说，用“万国新语”代替汉语，实质是想“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族”，而“欲中国为远西藩地”。如前所述，这对于吴稚晖一点也不公平，但是，太炎关注的要点在于：“大地富媪博厚”，绝“非白人所独有”。以语言论，汉语、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皆在学术上有独特贡献，不亚于欧洲的语言。就世界各大语言看，“纽之繁莫如印度，韵之繁莫如支那。此二国者，执天均以比其音，虽有少缺，而较他方为完备矣”。[112]章太炎这里判断语言发达与否的依据，主要是音韵，而非语法；不过，把梵语、汉语并提，仍和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的思路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后者来说，梵语不但是欧洲语言的近亲，而且是印欧语系的祖先，汉语则根本属于另一语系，实不能混为一谈。

那一时期，章氏连续写了六七篇与印度有关的文章，将它们合而观之，或可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意思。他为什么会密切关注印度？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这两大古国在近代遭遇相似，同病相怜；但更重要的是，他提到的是中国和印度，想到的却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113]中印两国是作为与“帝国主义群盗”支配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秩序的提倡者出现的；而这个新世界形成的前提，则是两大被奴役的文明古国各自赢得民族的“独立”，“返为自主国”。[114]正是这个政治理想，为我们解读章太炎的语言论提供了一条主线。[115]

“返为自主国”这五个字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语言学界围绕汉语的进步性问题的争论。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语言学研究似乎越来越“专业化”。但由本章可知，即使在汉语是否孤立语、有无语尾变化等一些看起来非常“语言学”的论题之后，也有一条大路通往更广阔和更复杂的论域：强调汉语并非孤立语，不仅是要证实汉语的进步性，也是要拒绝西人为汉语指派的地位，按照汉语自己的面貌描写汉语，以谋求“真正中国文法”的“成立”。[116]这其实就是要在语言学领域内使中国“返为自主国”。可见，对于汉语在国际学术格局中的自主性的关注，赋予了这些“专业”语言学家们的文化讨论以浓厚的政治意义。另外，那些反对把汉语树为进步标兵的左翼人士，则是把语言文字问题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直接对应起来。他们对语言的思考，更注意阶级的差异性。他们自始就把文化问题放在一个明确的政治视野下。

但这种差异性也不宜夸大，双方都在不同场合谈到与对方相近的思路：汉语进步论者一样努力于文化的普及和平等，左翼人士也把阶级斗争视为整个世界民族解放事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最终，不管是在学理还是在象征层面上，他们的语言学研究都和那个“独立”“自主”“和平”“一切以等夷相视”的世界政治理想声气相通。就此而言，这些见解和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来自同一个政治进程，即近代西方的全球殖民过程；但和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不同的是，它们也是对这个进程的自觉反抗。

这种反抗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又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中心”的兴起，或中国传统观念在现代的回响（毕竟，这里讨论的课题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此外，我再说一次：它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倒装。[117]这提示我们采用一个更为综合和复杂的视角：在近代中国，古今中外都可以成为思想资源。中国人不但利用它们营造自己的形象，也致力于推进一个崭新的世界理想。[118]

[1]皮埃尔·布迪厄（即布尔迪厄）、华康德（Wat）：《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186～18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我们这里可以从西方语言学史上提取一个例证。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开始，词语在句子中的序列问题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强烈兴趣，它被认为和人们对“自然次序”的认知有关。海然热指出，这“既是一场语言学论战，也是一场哲学论战”，而且实际上“跟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详见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155～173页，引文在第156、157页。）这场讨论和本章所述某些问题亦有一定的关系。

[3]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252～258页）关注到19世纪的语言学怎样“成为国际关系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265页），与本章取径相似，不过，她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后殖民主义”色彩，内容上也主要着眼于西方语言学界对汉语的认知；本章主要是一个史学研究，更关注中国本土语言学家对西人理论的回应。实际上，刘禾的观点，有不少都和20世纪上半期中国语言学家对西方语言学的批评暗合。这一事实本身就启发我们对早期中国语言学家论述中潜含的政治立场加以观照。

[4]R。H。罗宾斯（R。H。Robins）：《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冯建明、胡明亮译，18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笔者查阅了多种中外文献，都没有谈到“综合语”和“分析语”的划分是什么时候、由哪位语言学家提出来的。但看起来，这一划分和百科全书派划分的“分析性语言”和“词序可变语言”似乎有直接继承关系。

[6]岑麒祥：《中国语在语言学上之地位》，载《统一评论》创刊号，1937年，14页。

[7]有关论述，参见岑麒祥编著：《语言学史概要》，129、200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语言学家对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有不同的称呼，如孤立语又名“词根语”“无形态语”，黏着语或称“关节语”“胶着语”“接合语”，屈折语（亦有人写为“曲折语”）或称“诘诎语”“诎诘语”“变形语”等。下文征引史料时，不再一一说明。

[8]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校订本），钱晋华译，91～92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

[9]岑麒祥编著：《语言学史概要》，199、208页。威廉·汤姆逊（VilhelmThomsen）：《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99～101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拉·绍尔：《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末的语言学说史梗概》，见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143页。R。H。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198页。

[10]转引自岑麒祥编著：《语言学史概要》，126页。

[11]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60～61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12]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16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方维规：《语言与思辨——西方思想家和汉学家对汉语结构的早期思考》，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128～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