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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2页）

[11]这是琼·布罗伊尔（JoneBreuilly）等人的主张。对此观点的简要介绍，参见西蒙·冈恩（SimonGunn）：《历史学与文化理论》，韩炯译，150～1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183页，标点略有改动。

[13]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6页。

[14]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订定推行国语教育方案请讨论案》，日期不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301。

[15]持相异观点者，如严复在1906年提出，“治民种之学者”所据以区分种族的各类标准，“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西人以印度人与欧洲人为同种，即“以其言语，推至古音，大概相合”之故。但严复以为：“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可是，即便真的如此，也不能拿来作为国家成立的条件，盖“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也。（严复：《政治讲义》，见《严复集》第5册，12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即使同一人的主张也有前后不同的。张君劢（1887—1969）曾云：欧洲诸国文字、衣冠、正朔、礼俗皆同，之所以成为不同民族，皆因血统和历史不同。（张君劢：《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载《再生》第1卷第4期，1932年，8页。）但两年之后，他发表《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直言民族成立的要素有三——言语、风俗、历史，并特别强调，“言语与民族情感有绝大关系”，是造成“休戚相关”感的重要因素。（张君劢：《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见《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20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唯须注意的是，他这两次所说的“语言”（“文字”）各有偏重，前者重在欧洲诸国语言文字“同”的一面，后者则强调其“异”的一面。

[16]伤心人（麦孟华）：《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见《清议报》第67册，1900年12月22日，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17]佚名：《中国之改造》，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4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18]精卫（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见《民报》第1号，1905年10月20日，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本。

[19]本句与下段未注明出处者，参见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见《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四十一”，2～4页。

[20]西蒙·冈恩：《历史学与文化理论》，151页。

[21]有人提出：“世界上有语言不同文字各异而可成为一国，名之曰同胞的，从古至今实在没听见说过。”[王蕴山（王璞）：《注音字母与汉字》，见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104页（类页）。]

[22]张之江：《实行国语统一借以团结民族精神巩固国家基础案》，见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第1册，186页，1928。

[23]袁道丰：《比国的语言战争与其国家的运命》，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11号，1930年6月10日，31～32页。

[24]蛰庵：《欧洲各国国语势力消长考》，载《青年进步》第9册，1918年1月，18页。

[25]杨邦超：《时评》，载《通问报》第241期，1907年，1页。

[26]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189～19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7]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见《逝者如斯集》，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28]陶澍：《陈办灾各弊疏》，转引自刘铮云：《乡地保甲与州县科派——清代的基层社会治理》，见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41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

[29]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九章，亦参见王东杰：《口头表达与现代政治：清季民初社会变革中的“言语文化”》，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121～133页。

[30]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45页。

[31]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严复集》第3册，558、561～562页。

[32]严复：《〈英文汉诂〉巵言》，见《严复集》第1册，155页。

[33]孔繁霱（1894—1959）曾对杨树达说：“中欧各小国及中美、南美诸国，其种族皆白种，文字皆横行也。其国家之纷乱不可理与中国无殊。其称强者不过英、美、法、德、意数国耳。国家强弱之源，别有所在，不在文字也。”（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此论与章太炎的论述一致（参看第二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废汉字论者和一些反对废汉字的人一样，实际是极“重”文字的。

[34]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导言，1、5页。

[35]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245页。不过，吉登斯强调要区分“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他尤其表示要把民族国家当成“同民族主义所具有的任何特性本质上都没有必然联系的概念”（参见第140～146页），虽然颇具启发性，但本书并未采用。

[36]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42页。

[37]彼得·盖伊（PeterGay）：《启蒙运动》下册，梁永安译，604页，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

[38]蒙启谟等：《读音统一会会员蒙启谟等提议》，载《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5期，1913年5月15日，33～34页。

[39]刘复：《国语运动略史提要》，载《晨报副刊》，1925年6月1日，第1页。

[40]SyWenwei：《选举国大代表，百分之八十人民的文字呢？》，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9月24日，第6版。

[41]无题图画，载《官话注音字母报》第16期，1916年12月15日，卷前。

[42]这一说法流行已久。康熙庚寅年（1710）徽州出版的一本儿童识字教本中就有“童子不识字，叱为瞎子”的话，并号称是书除“专治小儿眼科”外，“亦可略开村野盲瞽”。[佚名：《开眼经》，徽州文光堂梓行，清康熙庚寅年（1710）本，转引自温海波：《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164～165页。]

[43]陶行知：《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办法》，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621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4]陶行知：《对于上海市普及初步教育之意见》，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7期，1935年6月1日，264页。

[45]《永泰县之强迫教育》（照片），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22期，1936年1月16日，封二。

[46]《上海市识字教育运动》，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7期，1935年6月1日，271页。

[47]这不意味着下层社会的民众不需要识字——他们不但有此需求，而且有相应的实践，只不过他们所识的字与知识人认为他们所应该识的字未必吻合而已。关于明清以降中国基层社会的识字状况，可参看温海波的《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该文注意到，在传统社会中，不同的识字读本收录字汇不同，造成不同的识字能力效果，比如，普通民众接触更多的杂字和作为通用童蒙教材的“三、百、千”等，差异就非常大，仅仅学习“三、百、千”，未必能够对日常生活的需要应付裕如，详论见该文第157～158页。

[48]陈原：《拉丁化书报介绍》，见《陈原语言学论著》第3卷，5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9]周有光口述：《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268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50]天池：《再论化除满汉畛域之办法》，载《时报》，1907年8月1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