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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页）

五、余论

本章试图表明，现代方言概念和汉语方言学（也包括了方言区和方言谱系）是怎样通过国语运动建立起来（反过来，在国语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方言概念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推手），并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服务于国族建设的。

同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一样，语言学也是近代民族主义交响乐团的一个成员。无论中外，莫不如此。而中国语言学家在演奏这首曲子时，比西洋语言学家面临更多的困难：作为文化整体转型的一部分，中国语言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救亡图存一类政治意图的制约；但现代语言学在西方诞生，又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历程而成长，不可避免地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中国学者既须按照西来标准将汉语研究提升到“世界”水平，又须尽力防范过于僵硬的西化标准对汉语造成的伤害。如何既不失东方神韵，又保持乐调平衡，殊费心力。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如何透过“汉语进步论”来反驳西方视角的偏见（第六章），而围绕着“方言”概念的讨论，就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诉求与西化标准的紧张。

霍布斯鲍姆说：“所谓‘方言’，跟国语一样，也是迟至晚近才出现的概念。”[150]此言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中国。我们甚至可以套用一下霍布斯鲍姆那个不无夸张的著名句式：“方言”是一个“发明”。就中国而言，它是和从“天下”向“国家”的收缩同步的：“国语”替代“雅言”，“方言”也从“方域”之言沦为“地方”之言。二者同时进行，也彼此界定。但这还不够，在国语和方言背后，始终隐存着一个外部范畴，那就是外语。国语必须经由和外语相对照，才获得其最终边界；现代方言概念的确立，以及它和国语构成的等级关系，也必须经过把外语区分出来并排除在外这一步骤。实际上，也正是通过内外之别和内部的高下之分，这个三元语言认知结构才成为国族政治认知结构的对应物。

对语言学和政治之间的协商关系，优秀的语言学家们其实心知肚明。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说，方言和语言的边界到底何在，“这很难说”[151]，甚至同源性也无法准确地把它们区分开来。萨丕尔（Edir，1884—1939）说，语言的流动无法阻遏，同一“语言”裂变出不同“方言”，同一“方言”继续分化，产生“次方言”，原来的“方言”遂变为“互不相通的语言”。[152]在现代中国语言学界，这也是常识之一，任何一部概论性的作品都能阐发一二。[153]照此说来，要在方言和语言之间做出精确区分，不唯不可能，抑且不必要。然而，学理只决定一半状况，另一半状况要到政治中寻找：对后者来说，将方言和语言区隔开来，不唯合理，亦属必要。当听到赵元任宣布“汉语是一种语言，不是几种语言”时，岂不令我们想到傅斯年、顾颉刚在抗战时期的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154]二者所处的小情境不同，大关怀则并无两样。且正如黎锦熙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定位所透露的，方言概念的“国家化”，也正包含在方言概念本身的相对性之中。

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之间既有歧异性，也有同一性，自不待言，但哪怕在其中任何一方稍有侧重，都可能提示出截然相异的立场。具体到对汉语方言性质的评估，民国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不同态度。

主流语言学家受到西方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影响，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小学的一些理念，更注重汉语的同一性，目的是建构汉语的“一体化”形象，以服务于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其具体做法又可分作几个步骤：首先即“方言”概念的内缩，将其控制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其次是通过历史比较法，寻绎各地汉语的同源性，将其合法地纳入汉语“方言”的范畴；最后是通过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在不同语言层次间和同一层次的分支间，建立起一个既有纵向联系又有横向联系的语言谱系图。相对说来，左翼文化人更注重基本立场的宣传，于具体研究着墨不多。他们深受苏联语言学家，特别是马尔的影响，更关注汉语方言的歧异性，强调语言是以“矛盾统一”的辩证方式发展的。

但两者的分歧与其说来自学理冲突，毋宁说和他们所服务的政治目标、所处的不同政治地位有关。至少，左翼文化人对此有明确的自觉。至于那些参与国语运动的语言学家，当然不接受左翼学者对他们的定位——“官僚”（参看第七章），不过他们大多与国民政府维持着良好关系，至少也是采取合作态度，反政府的左翼人士把他们视为对手，并非无因。在这里，一个人的论点显然不是由论证过程决定的，恰好相反，是先有立场，才产生配套的论证方式。然而，也正是因为左翼人士的语言学主张主要由他们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决定，革命胜利形势日益明朗之时，也就是左翼文化人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迅速回归主流学界之日。毕竟，在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上，“左”“右”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在我们对“方言”下定义以及划分某种语言的边界时，政治因素早已潜伏其中，以一种直接和强势的方式预先施加了影响。但问题并未就此止步。事实上，在随后而来的那些看起来更加专业，也更加日常的学术活动中，政治依然在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起着作用，不留心观察，便很可能与之擦肩而过。本章无意对现代方言调查和研究的具体展开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不过，作为对本章主题的补充和深化，我愿对此做一简略分析。

首先，与语言边界的划分相应，国家行政区划也常常成为方言调查的参照系。在现代方言研究的起步阶段，因为缺乏专业调查人员，常常采用两种办法：一种是委托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如1918年沈兼士拟具的方言调查办法；另一种是征集各地的方言发言人，如1919年年底国语统一会、1924年林语堂在北大开设“中国比较发音学”，都采用了征求“方言代表”的办法。[155]直到1931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为绘制“全国语言区域分布状况图”，虽明知“此种语言地图未可以行政区域约略为之”，但为求尽快明了全国语言划分的基本状况，仍编制一份调查表，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各教育局照表详填”。在此表格中，前五项都是有关行政区划的信息。[156]语言学家当然清楚，这样做并不规范，难以提供详尽材料，甚至可能会误导结论，但为了方便迅捷，还是采取了这种办法。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大到全国层面，这种行政区划导向的影响就更加清晰：任何一幅方言地图都无法不考虑政治版图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它更像是在自然和行政区划图之上，添加了方言信息而已。[157]

其次，教育行政机关对方言调查的介入，也提示出方言研究和国家行政管理之间的关联。根据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看法，民族国家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在领土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行使管理权，是其本性之一。而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它必须建构一个高效的通信与信息储存体系。[158]从这个角度看，国语运动在为民众提供平等进入“社会中心”的机会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国家对公民的信息管控，方言调查正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意义是双重的：不仅地方语言资讯是行政管理需要的一种资源，而且对它的控制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

我们可以用罗常培的一段回忆来说明这个问题。抗战期间，史语所一度迁至云南昆明。但因云南汉语属于官话系统，“和国语近似”，最初并未引起学者“系统研究的兴趣”。后在罗氏建议下，终于进行了一次云南方言调查。罗常培自述其考虑是：“调查方言不应专注意音韵近古和词汇特殊等观点，主要的还得充实方言地图，确定‘同音圈线’。全国有一个地方没经过精确的科学调查，那么，方言地图上那一角终究是个缺陷。”[159]对学者个人来说，富有挑战性的题目才能激发研究兴致，但从整个学科来讲，全面掌握该领域内的信息，才是最基本的任务。方言地图是方言学成果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被视为“语言调查（linguisticsurvey）的根本事业”[160]，自然引起罗氏的关注。不过，这里的必要性也不能全从学术角度解释，实际也是国家管理体系的要求（罗常培本人当然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全国方言地图上的“一角”空白，既提示出学术的“缺陷”，也象征了国家权力的“缺陷”。

实际上，就本书主题而言，方言地图的意象可谓密集提示了民族国家对方言研究的控制。除了前边提到的这两点外，值得注意的还有第三点：地图提供了一个共时性的展示框架，在其中，方言的历时性关联消失了。这个特点也再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空间维度转向了时间维度：无论是方言学的命意，还是其背后的民族主义诉求，都引导语言学家们以“当代”为中心组织他们的学术工作，包括历时性研究。本书想补充的是，在现代方言概念及方言学建立的过程中，过往的经验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历史虽然退到了方言地图的边框之外，默不作声，仿佛自己根本不存在，但它实际正是方言地图的真正设计者之一（另外一个设计者是政治力量）。如果没有历史提供的坚实基础，民族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凭空虚构出一种现代汉语的“方言”来。因此，本章也要征用安东尼·史密斯的看法，以作为对前边使用的安德森理论的补充：民族可能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想象”，但它是在“前现代”经历所设定的前提下的“想象”。[161]不过，这里引用史密斯，只是对安德森的补充，而不是对他的完全否定。后者关于民族主义时间观的描述仍是有说服力的（虽然也需要一定的修正）：历史要真正变成一种民族国家的建设力量，绝不能以往昔为价值导向，而要把自己转化成一个服务于当代的“文化传统”。

总之，无论是由外语、国语和方言构成的三元认知结构，还是现代方言概念的确立，及其对汉语语言边界的勾勒，乃至方言调查和研究本身，都不是对语言天然秩序的简单再现，而是对语言所依存的政治社会秩序投影的描摹。这些关系经过民族国家的思想框架而产生，并反映了后者要同时实现对外区隔和对内统一的诉求。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现代方言学的学术性，更不想把它完全化约为一种政治操弄和设计的结果，但我希望本章的描述可以表明，离开现代国家转型这个基本脉络，我们对语言的认知很可能呈现出一幅迥然相异的图景。[162]

[1]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328页。

[2]汪康年：《上政府说帖》，见《汪康年文集》下册，59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3]周铭三：《国语的意义和他的势力》，载《新教育》第3卷第5期，1921年，609～610页。

[4]可轩：《国耻篇》，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10号，1904年12月1日，225页。佚名：《口号旗号的文字（三）》，载《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21页。

[5]俊如：《国语跟国耻》，载《国语报》第2期，1926年6月11日，第4版。此报系上海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筹备处所办。

[6]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上卷，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1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8]参见陆志韦为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所写序言，及高名凯同书。[高名凯：《汉语语法论》，3～4页（序页）、81页（正文页码）。]

[9]赵元任：《语言问题》，98～1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罗常培：《汉语方音研究小史》，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141～153页。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462～508页。潘悟云、邵敬敏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147～157、339～348页。何大安：《从中国学术传统论汉语方言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4分，1992年，541～549页。

[11]钱绎：《方言笺疏》，1～3页（篇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12]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145页，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

[13]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见《士与中国文化》，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4]高名凯已经指出“方言”一词最初指“方域殊语”，之后才逐渐变成对同一语言的地方变体的称呼。他还认为西方语言中的方言对译词也存在类似的转变过程，而这和语言研究中“历史比较法”的运用有关。不过，他并未细究其中的原因，更未把它与宇宙论、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变化联系起来。事实上，按照他的描述，汉语“方言”的语义变化似乎早在近代之前就已开始，与西方语言学的传入无关。高氏受到一些苏联语言学家的影响，更倾向于对语言的广义分化即“社会方言”（包括“社团方言”和“阶级方言”等）而不是“地方方言”的考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论证“社会方言”的观点同样适合于汉语，他把方言的初义拿来作为证据。（高名凯：《语言论》，131～1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提示出，他对方言词义变化背后的社会与思想背景似乎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15]张世禄编：《语言学概论》，20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这个意义上的“语言”，今天也有学者称为“语种”。

[16]其背后有一重宇宙论背景。徐梵澄（1909—2000）据《大戴礼记》指出，“天圆地方”所指并非物理之天地，而是“天地之道”：天之道无所不包，“‘地’表示物理自然，其多种多样的真理或物理法则为方”，代表“限制”。（徐梵澄：《孔学古微》，李文彬译，128～12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方言”之“方”便包含此一层含义。

[17]王古鲁：《言语学通论》，37～39、202页。

[18]张世禄编：《语言学概论》，194页。

[19]现代“地方”概念的出现，或者说“地方”的“地方化”本身就是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一部分。此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关晓红教授已从清末官制改革的角度对此问题做了探讨，参见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491～50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0]就此而言，古今“方言”概念的区别，有点像“官话”和“国语”的差别：功能虽然相近，思想史背景却全然不同。详论见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