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四结论（第1页）

四、结论

直到今天，汉语拼音化也没有成为现实，且已渐行渐远，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它确曾风光一时，不光受到专业语言学家的青睐，更吸引了一大批左翼青年追随，甚至为国家领导人所向往[112]；其影响又不仅是思想上的，而是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实实在在成为一场“运动”。它的目标极为远大，不只是要改造语文，而且被上升到救国的高度上。鲁迅那句常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13]，就是其动机的鲜明写照。这一运动值得花费大量笔墨来描述，不过，这不是本章的任务。我这里只是要考察它在论证策略方面的一个变化过程，虽然要深入了解这一点，仍不能离开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的整体脉络。

本章的论述试图表明，在以“言文一致”为导向的语文革新运动内部，至少存在两个相关而具体目标又不尽相同的分支，一个是以文体改革为主的白话文运动，另一个是以文字改革为主的汉语拼音化运动，它们既相互支援，又相互争斗。白话文运动较为温和，又具有历史上的铺垫，更易为社会所接受。此外，由于它同时关涉到语言和文字两个层面，故而也在整个语文革新运动中占据了枢纽地位。它的迅速传播，把汉语带入了思想论争的旋涡，而这些讨论又进一步促进了汉语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

五四时期，围绕着钱玄同“废汉文”的主张，《新青年》刊发了一系列争论文章，其焦点是要不要在“废汉字”的同时兼“废汉语”，结果是废汉字而存汉语的意见占了上风。第二场讨论以孙中山提出“汉字进化，汉语退化”的观点为契机，集中在汉语是否比汉字落后这一问题上。在这次讨论中，新文化运动者虽然对汉语发展水平存在不同评价，但多数主张应把汉字和汉语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也都认可汉语的发展比汉字更为“进步”。这样，他们既在学理上稳固了汉语的地位，又使得汉字成为中国语文中各种弊端的替罪羊。在此前提下，汉语拼音化论者顺势推动了对第三个议题的讨论：汉语中存在的不足与汉字是什么关系？这一议题使得汉语拼音化运动突破了清末以来就汉字论汉字的思路，转而从语言的角度思考问题，最终形成“废汉字以救汉语”的论证策略。

汉语拼音化论者对此论点的证明，又采用了两种论证模式。最常用的手段是从正面攻击汉字对汉语的束缚。不过，他们也注意到，汉字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产生一套详备手段，足以应付实际生活的需求。这促使他们又提出了一个辩证的论证模式：汉字功能的成熟，恰好阻碍了汉语的发展。聂绀弩说，汉字字形和四声分别满足了视觉和听觉上分辨意义的需要，而使汉语不能进步，就是一例。前一章也曾提到，沈兼士说汉字因为找到“借字表音”的方法，养成“苟安”习惯，以至于不肯“去想法造那以简御繁的正式音符文字”，也是类似的思维方式。瞿秋白当然更不肯放过这个现成的理由：“因为汉字的字形已经能够表示相当的意义”，写字的人遂“自然而然的偷懒，不肯照着口头上应当讲的声音去写”。白话文不能取得最终成功，主要就源于此点。[114]

当然，这个新论点的风靡，并未导致从汉字论汉字的传统思路失效，后者仍在延续，其理论重要性也没有减弱；从汉语论汉字的论证方式，毋宁是补充性的，而不是替代性的。也就是说，对于汉语拼音化运动而言，这是一种论证策略上的调整，而不是彻底的改变。不过，这一调整却有助于它争取那些支持白话文而未必认可汉语拼音化的人士的同情。

以上论述或给人太过整齐的印象，似乎很难摆脱“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15]的嫌疑。其实，本章只是要说明，汉语拼音化运动“废汉字以救汉语”这一论证策略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建立在思想界围绕着汉语发展水平展开的两场争论的成果之上。白话文运动初期，胡适等确实有过白话文和汉语拼音化两步走的计划[116]，但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或是顾及舆论的接受程度，或是考虑到汉语中单音词过多造成的麻烦，却很少从汉字阻碍了汉语发展这一角度立论。这一论点的兴盛，和前两场争论有直接关联。当然，本章对几次讨论的结果所做的“意义”阐发，主要是从汉语拼音化运动的视角做出的，换一个视角，这些“意义”或许就完全不同，这恐怕也是使其看起来太过整齐的一个原因，不过，需要声明的是，我实在无意于把这一阐释视为唯一的考察路径。

回顾这一过程，一个不能不引人兴味的问题是：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汉字和对汉语的态度何以如此悬殊？前者被视为必须抛弃的障碍，后者却成为千方百计要保护的对象。其实，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盛行的文化进化论的立场上看，汉字和汉语的地位是一样的。汉字被视为象形文字，根据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象形→表意→表音）理论，可以说仍保持在文字进化的初级阶段；汉语则被视为“孤立语”，在语言发展的三阶段（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理论中，同样被认为处在语言进化的初始阶段。但是，到了20世纪，随着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发展三阶段论”已经被国际语言学界所放弃，“文字发展三阶段论”却长期流行。[117]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语言学家那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表现：一方面竭力呼吁汉语拼音化的必要，另一方面也在极力证明汉语的先进（参看第六章）。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观点的宣传家往往就是同一批人。

造成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因，和20世纪中国学者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采取的声音本位的语言学立场是分不开的。在此立场下，文字不过就是语言的符号，它的地位是附属于语言的（参看第一章、第四章）。按照这一推论，构成“中国人”认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汉语而非汉字。换言之，放弃汉字乃是轻装前进，抛开汉语则将根本全无，等于彻底放弃了“中国人”的认同——如同前引傅斯年的话所提示的：这是比“中国”灭亡还要可怕的一件事。显然，在时人的言论中，汉语和汉字的地位虽然恰好相反，但从论述构成的逻辑上讲，两者却是彼此依赖，相反相成：放弃汉字，正是解放乃至保全汉语的必由之路。

这段追溯提示我们，必须把文字、文体和语言放在一个彼此关联的系统中，才能对那些看似只是某一领域中的言论变化有一深入的解析。本书“导言”部分已经提出一个“思想生态圈”的概念，本章的描述可以为此概念提供一个恰当的案例。如果按照朱经农的看法，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语文革新运动这一思想生态圈中，至少活跃着四大“物种”（按：朱氏的总结实不完备，此处只是大概而言），它们地位平等，竞争力也大体相仿。但经过思想界的几次争论，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个生态圈的形势已发生了显著改变。四大“物种”的第一种和第四种都被淘汰出局，只剩下第二种和第三种；其中，白话文又占了绝对优势。这种形势既为汉语拼音化运动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作为其基础的汉语被保留下来），又使其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如果白话文已经可以完成语文革新的使命，汉语拼音化还有必要吗？“废汉字以救汉语”的论点，就是拼音化论者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所做出的策略调整。这调整当然未必是有意的，也并未给汉语拼音化带来成功；但这个运动在三四十年代的兴旺，也要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一策略的运用。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例提示我们，只有把某一特定观念放入其所在的动态化的思想生态圈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演变。就此而言，其意义显然已超出了一个运动本身的成败。

[1]同样的主张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已经出现。柄谷行人指出，日本的“文言一致运动”看起来是要追求书面语的口语化，其“本质”则是“文字改革和汉语的否定”。（柄谷行人：《内面之发现》，见《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36页）中国的语文革新运动直接受到日本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柄谷的议论。不过，文体改革和文字改革都是“言文一致”口号的嫡生子，很难把其“本质”归结为其中之一。当然，汉字的意义对中日两国是不同的，这一论断是否适合于日本，我难以判断。

[2]博山：《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1911年5月23日，9～10页。

[3]鲁迅：《无声的中国》，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5卷，34～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朱经（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163页。

[5]朱氏原函所举第四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钟文鳌。此人是美国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基督徒，曾在留美学生里宣传废汉字、改用拼音字母。（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逼上梁山》，见《胡适文集》第1册，140页。）但他那时身在国外，除了几个留学生，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自然谈不上影响力。

[6]本段和下段，参见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2～355页。

[7]吴稚晖：《编造中国新语凡例》，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5～36页。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5页。

[8]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2卷，1908年4月22日、4月29日、9月27日，565、572、619页。

[9]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425～426页。

[10]钱玄同：《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附言，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43页。

[11]姚寄人：《中国文字与Esperanto》，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40页。

[12]胡天月：《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钱玄同附言，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44页。

[13]本段和下段，参见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53～155、159～160、168页。

[14]李思纯：《汉字与今后的中国文字》，见《李思纯文集·论文小说日记卷》，945～946页，成都，巴蜀书社，2009。

[15]陈独秀：《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附言，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6页。

[16]任鸿隽：《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4月15日，170页。原文“除非”二字下衍一“人”字，此处径为删去。

[17]胡适：《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附言，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6～357页。

[18]朱经（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胡适附言，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163～164、166页。

[19]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394页。

[20]张月镰：《汉文改革之讨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34～536页。

[21]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