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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

上述各方的意见虽不同，但都肯定官音切音字是统一国语的重要推助手。劳乃宣虽认为官话字母不便于南方民众掌握，仍力主保留北谱。在与《中外日报》的论战中，他也一直处在“守势”。然而双方的互相辩驳也提示出一个问题的存在：如果“声音”本身就是有待“统一”的对象，则不论是“强南就北”还是“引南归北”，都不得不面临相当一部分人“声入”无法“心通”的困境。因此，在切音字运动者内部鏖战的同时，另一种见解也日渐受到重视，那就是把包括官话字母在内的切音字皆视为统一国语的障碍。

1909年，四川省城劝学所教习蒲助孜呈文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请求推广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四川提学使司奉赵命审察此议。现存档案中有份批文，似出自办事人员之手：

各省方音不一。现行王氏官话字母，以教北人则甚便，以教各省则不尽相宜。所以江宁、江苏等处于此官话字母必加添字母始能适用。川音虽与官话相近，究有不同，各府州县又各有别。今据此本以教川人，若必以正确官话教之，则教法繁重，川民必苦其难，而向学者少；且一时难得正确官话之教师。若仍就各地方音传授，则拼音非同文字，必有彼此不能相通之弊。是王氏拼音之法，于川省不能适用，亦不能有大益也。

不过，批文也同意：“就少数人言之，则苟明其法，虽不识字之人，亦能以其法自记其心中所用之事，以备遗忘；或形诸笔札，则乡里之间凡学此者，尚可共喻，似亦不无小补。”故允于其所教劝学所师范生内“加添此课，作为随意科，以便将来转相传习，为音学、语学进步之基础”。[99]

把此批文放在前述有关方音切音字的争论中，其立场是非常有趣的。批文作者一方面认为，以官话教授川民，人民“必苦其难，而向学者少”，这和劳乃宣对官话字母的见解一致；但另一方面，他同时强调，若以方音教之，人民“彼此不能相通”，有违“国语统一”之训，则又分明是《中外日报》批驳劳氏的口吻。批文作者的立场实际处于前述两者之外，故能在“左右逢源”的同时，又将二者一齐推倒。另外，批文以官话字母作为便于“少数人”利用的工具，也令人想起何凤华等人对官话字母的定性：中国“不患无上等教少数人之教育，所患者无教多数人之教育耳。何谓教少数人之教育？汉文、西文是也。何谓教多数人之教育，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是也”[100]。虽然两者所谓“少数人”并不一致，但对于切音字运动所追求的使“多数人”共喻的目标来说，这仍是一莫大讽刺。然则批文的作者只部分地认可切音字的“文字”功能，而不认为其具有统一语言的能力。

但是，提学使方旭（1851—1936）另有所见：“语言与文字相表里。语言统一，文字不归简易，则教育仍未易普及。”王照字母“取准京音，似足与定章统一语言之宗旨相辅而行。至称‘若仍就各地方音传授，必有彼此不通之弊’等语，殊不知定章特附设官话一门，正以民间多操土音，多所扞格。江宁等处于此项官话字母必加添字母，即能适用者，正于不易统一中，力求统一”，更何况“川音与官音相近”乎？方旭指示：“于省城试办一堂，以资模范，俾得辗转传习，定较江宁等处事半功倍。”二人均注意到江宁等处加添字母的做法，也都认为川音与官音相近，结论却南辕北辙。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旭看来，劳乃宣的做法乃是“于不易统一中，力求统一”，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支持。但这更可能是针对前批引劳氏做法以反对字母的意见而发，盖方氏并未表示川省应向江宁学习，增添川省方音字母，而是要直接推行官话字母，则他自己的意向可知。

赵尔巽则认为，那位办事人员的批文“未为无见”。他指出：“语言为文字代表。我国幅员辽阔，方音随地不同，非统一语言不足以传达文明，促进社会。”学部既规定在学堂设立官话科，“果能实行此法，以官话厘正方言，即以语言就合文字，将来推广学校，渐可统一言语”。切音字运动者常云，中国各地都存在“有其言无其文”的现象，故欲言文合一，必须推行切音字。但赵尔巽认为，这种现象“为数甚少”。故“中国统一官话以文字为主”，意即用“同文之言，以易不同音之语，其奏效不难，而又可无流弊。此以音变音之法也”。王氏字母“用拼音之法，自为文字，则只能行于语言相同之地”，如“以此音教南人，南人虽得其所教之音，而仍不能以拼原来之语，则是北人所拼者一音，南人与南人所拼者又一音。音既不符，字亦随之而异，此因音为文之法，终于不可通也”。就以欧洲为例，虽然罗马教皇曾“以其势力强行字母”，但“其后英、法、德、奥各国仍多音其音，即各字其字。是因音成文者，文转因其原来之音而变”。而“文字为立国之本，各国皆汲汲保存”，中国“幸而为文字统一之国。若因语言不同，而用拼音以另成一种文字，则既足为汉文之障碍，而所谓官话者又不足以通行，其流弊可知矣”。

这里“语言为文字代表”一语最堪留意，盖其与切音字运动者以文字为语言之符号的见解恰好相反。双方对切音字在国语统一运动中的地位的认知南辕北辙，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对于切音字运动者来说，文字本应是记录语言的记号，而汉字与语言则是两套系统，故一方面各地都存在“有声无字”的现象，文字无法涵盖全部语言，另一方面，由于方言众多，且缺乏准确的摹音工具，汉字本身的读音就常随地方转变，更进一步推动了语言的分化。1907年，有人发起改良文字会时就说：“窃思中国口音之素不统一，其理甚易明。因字以形成，非以音成故也。”同一个字，因出声部位不同，“而意遂变矣”。[101]

正如引文中“汉文难识”一句所表明，章太炎此说本也是针对时人对汉字繁难的指责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但单就汉字论汉字，在统一声音方面分明也是无能为力的。学部颁布官话读本的消息发布后，江谦就说：“课本既为语体，则与文殊。用音字拼合，则唇吻毕肖。若仍用形字，则各省读之仍为方音，虽有齐傅，不敌众咻。方法既乖，效力全失。”[104]程先甲等也认为，“但习国语而仍用汉字”是不对的，“盖国语者，声音也；简字者，国语之留声机器也。无简字则国语之音无所寄，有简字而后国语之音有所凭”。[105]这样，“声音文化”的两大潮流再次成为互相声援的因素。

然而，赵尔巽所忧惧的也就在这里。所谓“以语言就合文字”，他自己也说是“以音变音”，则前一“音”当是“读书音”。[106]他之所以要强调用“文字”统一语言，正是因为他在罗马教皇的失败中看到，不论主观动机如何，一旦“因音成文”，则“文随音变”的脚步也就无法阻挡了，这样，不但语言不能统一，连文字也要分裂，则中国势必如欧洲一样分崩离析。因此，中国“幸而为文字统一之国”一句是赵氏立说的关键所在。实际上，赵氏此前曾在盛京推行过官话字母，这里态度大变，恐与此考虑是直接相关的。《中外日报》编者的逻辑再一次被运用，而结论却大相径庭：《中外日报》反对的是方音切音字，而对官音切音字则取肯定态度；但在赵尔巽看来，既然破坏“书同文”是“因音为文”的路线造成的，则官话字母与方音切音字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都应是被“打倒”的对象。

但赵尔巽也部分地冤枉了官话字母。实际上，王照曾专门指出：“用此字母专拼白话，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而南人每借口曰：京中亦多土话，京话不足当官话之用。殊不知京中市井俗鄙之语，亦吾京中士大夫所不道，无庸多虑也。”[107]则其所谓“京话”乃是“京中士大夫所道”，与“官话”同，实近书面语也（但这又和他为“妇孺”着想的立意产生了矛盾）。前揭“英教士利君”也注意到，“官话于文字相近，故中国能识字者，学官话为最易”，又说“士子即操土音，至京亦能改习”[108]，则其所言亦“士大夫所道”，非“市井”之言。不过，当时不少论述对此并未做刻意区分，吴汝纶云官话字母皆“京城声口”，即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嫌疑；赵尔巽所谓官话字母“只能行于语言相同之地”，显然也忽视了王照所说的“京话”其实也是读书人的话。

这样看来，王照欲以“官话”统一语言和赵尔巽以“文字”统一官话的观点也绝非势不两立，而是颇可相通的。不过，二者在态度上的差异仍应注意。盖王氏既拈出“京话”一名，在赵氏看来，仍只是“方言”之一种。《中外日报》上那篇《统一语言说》也明确提出，统一国语的可能途径之一是采用“通行最广之一种方言”之切音字，其举例即“王君小航之官话合声字母”。但既然官话也只是一种“方言”，哪怕其“通行”再广，对于其他方言区的民众来说，也不过是另一语言，又如何“声入心通”？

上述几种意见在正面主张上颇有差异（然亦未矛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具体思路又彼此纠结，有时同一理由被用来为两个南辕北辙的看法辩护，有时关怀相近者却成为针锋相对的两方，彼时思想界在语言文字问题上见解纷纭，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在这些争论中，也有一个大体共同的取向：相当多数的论者都将破坏“书同文”作为攻击对手的武器，而被攻击者则避之唯恐不及，体现了其杀伤力之强大。显然，这是和时人对“形字”在维持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的肯定分不开的。

其时与赵尔巽意见类似的人还不少。1906年，宋教仁（1882—1913）在日记中提出，“中国语言文字，在太古时或杂混不堪，自黄帝平定各酋长而建一帝国，则必行国语统一之法，故命仓颉作文字。自此以后，中国文字遂皆成为单纯简秩之语言”，各种词“皆可以仅用一字一音表明之而无遗义，不须如各国语文一名词、一动词须发二个以上之音而始明，此中国语言特别之处也”。[109]这虽是讲古史，然正是典型的以文字统一国语的思路，且在宋教仁看来，也正是这一过程造成了汉语以单音字为主的特征。稍后，一位留日学生也对钱玄同说，“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语言又将焉附？钱氏颇表赞同。[110]其所云主题虽非国语统一，但以文字导正语言的逻辑与赵尔巽等人是一致的。

1909年，一位湖北士人潭渔隐创作了一部《汉文拼音》。据其《自序》可知，该书志在沟通各地方音：“如鄂人与浙人相接，欲通浙省之客音，只先取五十母子，一一叩之，浙人据浙省方音读之，然后按‘生音表’信口读去，顺天籁之自鸣，绝无诘曲之状。”从描述来看，其所谓“生音表”，殆与谭嗣同的“管音表”相类。潭渔隐之所以创作此书，正是要和官话字母“欲以都城首善之方音统一语言”的做法立异。他提出，“言与音”实为“二事”：“语言统一易，语音统一难。语言不通，彼此识字犹可以笔对谈，而语音囿于方隅，彼此各异，纵令勉强学似，终未若自然之为愈也。”[111]而语音出乎“天籁”，强迫人们学习不同的方音，终难成功。不过，潭渔隐又认为语音可以相通相转，只要掌握了通转规律，“信口读去”，仍可“顺天籁之自鸣”，唯这必须建立在自己熟知的方音的基础之上。

按此处所谓可以笔谈的“语言”，主要应是书面语。潭渔隐认为，汉字本来优越，不但元朝与清朝“未灭汉文”，即安南等处亦均用汉字，“其文之同，并不在强方音之苟同，殆有莫之致而致者。且汉文之趋乎雅而避乎俗，大率常用之字不过数千，以文言道俗情，毫无不达。故鄙俚之语皆不屑道，由文而明，理有固然，亦势有必然也，岂好为其难，故意歧语言文字而二之哉？”汉字长处本来在“睹文即能见意，足见古人作字，原示人以浅近”，只要教授得法，学起来并不困难。他也同意中国存在着一个语言文字由合而分的过程，但他强调那都是因为“后世庠序久废而人不知学”，非汉字艰深也。[112]汉字“同文”之力可以跨越国界，比较而言，“强方音之苟同”已非要务。这实际意味着言文一致可以通过以言就文的方式达成，与宋教仁所谓仓颉作字以“行国语统一之法”及钱玄同友人提出用文字“匡正”语言的思路是一样的。

在上述诸说中，文字都被视为比语言更为重要且能导正语言的因素。他们所说的“文字”包含了书面语（词汇、语法等表达方式）、读书音等不同层面在内。唯后者也是以狭义的文字为中心的，和切音字运动提出的以“声音”为本的观点不啻背道而驰。实际上，一旦以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为目标，汉字那“睹文即能见意”的优越性就立刻呈现出来。潭渔隐提出：“同文者，同其形，同其义。其音决不能同。苟必是此而非彼，势不至背天籁以求同而不止。”[113]但既然声音之不同属于“天籁”，便同时意味着“声入”有时无法“心通”，而潭氏注意到的“以笔对谈”现象又表明“目入心通”的力量似乎更强。显然，文字重要性的凸显和时人对文字分裂的担忧有关。因此，尽管江谦等人强调，要统一国语就离不开切音字，但文字作为一种正面因素在民族主义论述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抛开它讨论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简单说来，文字在国语统一运动中的地位的提升，经过了一个对官话切音字的肯定，到切音字被剥夺“文字”资格（参看第二章），再到以文字统一语言成为官方政策的过程，其中一个关键点即是否允许增添方音切音字的讨论。尽管劳乃宣反复强调“两次办法”的必要，但显然未被广泛接受。1910年资政院接到的要求推广切音字的五份文件，都把国语统一作为核心论据之一。这些说帖时常引用劳乃宣的话，可是它们要求推广的均为“官话简字”。其中，程先甲等明言：“简字之用，系以京音为主。教授国语，舍此别无捷法。各国莫不重国语学，故团体易坚；中国向无国语学，故性情扞格。此则急宜昌明以救危亡者也。”他们特别提到，江宁自设简字学堂开始，先后毕业数百人，“其颖异者，口操京音，与京城人无异”。[114]江宁是劳乃宣方案的主要推行地区，但程氏等人在此却以“京音”为号召，尤可看出官音方案已在切音字运动中占据了“话语霸权”地位（但同时也表明“两次办法”在实践中确有其效）。

如前所述，资政院接到这些说帖后，由严复起草了一份审查报告。报告除了规定将切音字定名为“音标”之外（参看第二章），还明确规定其“用法”为“范正汉文读音”和“拼合国语”两项。前者意在“令全国儿童读音渐趋一致”，以收“统一之效”。后者的具体目标有二：一是开启民智，以服务于“中流以下之人民”；二是融合各地民众的感情。这里的要点是：“以语言济文字之穷，又得音标为统一之助。”[115]在此视野下，文字才是中心，语言和音标只能是其辅助。

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可以看作“以文字统一国语”政策的正式启动。会长吴稚晖曾专门介绍过该会得名的缘由：“普通得称为语，约含两种性质”，一指“说于口中，限于方隅之达意声响”，一指“写于纸上，别于文学之浅易文字”；与此相应，所谓“音”亦有两种，一是“口音”，一是“读音”。口音、读音原本“互相关联。以广义言之，宜同时求其统一”。但在“进行程序上，遽从广义命名，含混其词，称为国语统一会，则读音口音，歧见纷起，无益于实在”，故“毋宁先从一部分之读音”做起，“将各有文字可凭之读音，讨论既定，而后即借读音之势力，用以整齐随地变动、止有声响可凭之口音，则有执简御繁之效益矣”。而这就意味着“以文字为讨论之目的物”。[116]换言之，“言同音”须以“书同文”为前提和途径，切音字运动关于语言和文字关系的理论在实际上被颠倒了过来（当然，这已是充分考虑到“语言”之后的“文字”了）。吴稚晖这段话正可视为对赵尔巽“以语言就合文字”一语的最佳注脚。

这一讨论也揭示了“言文一致”的两条路线。在理论上，言文一致既可以是以文就言，也可以是以言就文。切音字运动强调声音为本，文字为末（参看第一章），自然走向以文就言的道路。但这或可能造成国家分裂，已使蔡元培感到危险，故而才提出先统一“言”的主张，并在未来理想的文字中为“会意”留下位子。赵尔巽则根本认为：“我国文字，不主音而主义。主音者字母虽简，拼音可以不穷；主义者字母既繁，不能以声统驭。”[117]宋教仁的主张与此相类，均倾向于以言就文。吴稚晖也在与章太炎辩论万国新语的文章里强调，中国人在采用万国新语之前，应有一过渡阶段，即语言文字之统一是也。“至夫统一之术，非有奇法殊能，特矫于天然之适宜。”汉字本来统一，“而言语则必有一种适宜之音字，附属于旧有之文字以为用，于是声音亦不得不齐一”。[118]

吴稚晖使用的“天然”一词，和沈学、王炳耀等使用的“天籁”“天性”等表述相类，而态度则恰好反背。沈、王等认为，声音既发自天然，故文字须趋近语言，才能声入心通（参看第一章）。吴氏则认为，声音既“天然”不齐，则必以文字齐之而后可。有意思的是，章太炎也说：“余闻风律不同，视五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使其自已。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119]章、吴二人似乎再次殊途同归。不过，太炎的意思是，语言不同，乃是天性，故中国永不能采用万国新语；吴氏则强调，正因声音天然不齐，所以必须以外力矫之，才能归于一致。比较起来，潭渔隐虽亦主张“天籁”不同，与章、吴相近，但仅就“声音”而言，又不认为有特意“矫正”的必要。显然，各方立论中虽然不无重合之处，但具体论述纠缠错落，层次和关系都异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只能放在论者各自的特定意图与观念系统中才能获得确切理解。

整个民国时期，用文字统一语言的主张成为官方语言政策的基本内容，不断得到重申[120]；而且这一主张并不仅限于狭义的文字和语言领域，也被当作衡量文体改革的标尺。比如，1918年，钱基博（1887—1957）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暑期班中强调：言文一致，“必不可改变文字以就语言，致文字日即于纷歧；只有改变言语以就文字，使言语渐归于统一耳”[121]。此处的“言语”和“文字”其实都是在文体的层面上使用的，而钱氏的话锋所指，不用说，就是其时正方兴未艾的白话文运动。在这里，文字改革和文体改革又一次展示出一种平行关系。而这同时也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哪一层面的意义上，故事都远未结束。

[1]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见《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15752页。

[2]王炳耀：《拼音字谱》，13页。

[3]佚名：《某氏通字平议》，载《中外日报》，1908年9月29日，第1张第2版。

[4]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见《新字瓯文七音铎》，12～13页，括号内的说明为笔者所加。

[6]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4版），41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1897年12月7日），150页。此是孙氏记录的大意，非叶氏原话。

[8]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见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6～14、383～428页。王东杰：《口头表达与现代政治：清季民初社会变革中的“言语文化”》，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121～133页。

[9]佚名：《敬告宣讲所主讲的诸公》，载《大公报》，1905年8月16日，第1页。

[10]黎元洪：《大总统演说词》，载《晨报副刊》，1922年12月22日，第1版。

[11]黎锦熙：《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教学注音字母的主张·其一》，见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47页（类页），上海，中国书局，1921。

[12]佚名：《白话演说学堂教课法》，载《南洋日日官报》，1906年1月1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