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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学视域中的语言史（第1页）

五、史学视域中的语言史

重绘国语运动的思想地图，需要建立在对有关各方使用的话语进行深度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就本书主题而言，我们首先应该区分两重“语言”：被谈论的语言和谈论语言的语言，或者说“作为讨论对象的语言”和“作为讨论过程的语言”。这两个层面并非镜像关系，后者不一定是对前者的正确反映。彼时中国语言学尚在起步阶段，许多概念尚缺乏严格的整理和界定；参与国语运动的争论者又未必都是语言学家，对概念的运用并不讲究，有时兴之所至，不免信口开河，有时看似在说语言问题，实则项庄舞剑，意有别指。仅从字面看，常常令人困惑，必须将其带入历史的上下文，才能明白其言论的具体旨趣所在。这不仅给今人造成理解障碍，也常使时人彼此误解：他们有时虽共用同一词汇，却分指不同意义，宛如聋子之间的对话，又争得不可开交。

因此，书中所引时人论说，有不少在今贤看来可能充满讹谬，不过这并不重要。我无力亦不欲以今日语言学的研究结论，衡量彼时人们的专业水平。我关心的是历史的实相：过去的人想些什么，怎样思想，意欲何在，效应如何？我希望用当时人的视角、思路、用语去解说他们的取向、态度与立场。即便是“聋子的对话”，也会展现出一种立场的差异，提示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中的一些深层欲求。历史研究者无权用预先准备好的“正确”观点对史料加以剪裁。如果历史本身是毛茸茸的，那就保留它毛茸茸的状态。

倘若我们同意，国语运动不是一群专家组成的封闭讨论圈，它也面向社会和公众，那么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必须包括语言学外行或普通人。他们的认知可能错误百出，但自有意义。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把“国语”当成“北平话”（参看第七章、第十章）。尽管不断有专家出面澄清，但误会始终存在，而许多思想、社会与政治冲突，就立足在这误会之上。就此而言，这些误会为我们破解史实提供了线索。伽达默尔（Hans-Geadamer，1900—2002）曾说：“尽管已经有了伽利略和哥白尼，但对世界进行修辞学的解释仍然是我们首要的任务，我们仍然总是说‘太阳下山’（就如前哥白尼的天文学认为是不言而喻的那样），我们不会说地球在转动。”[99]“太阳下山”是个错误，可是它建构了我们的生活感受。同理，除了关注对语言的科学解释，我也希望注意对它的“修辞学”解说。一味为“科学”立场所迷惑，有时不免出现“代人民痛苦”式的一厢情愿（参看第十一章），而错失从另类视角理解课题的机会——话虽如此，本书对此也还只是偶尔一瞥，集中讨论只能是另一本书的主题。

在大多数情形下，我倾向于从“修辞术”角度理解有关辩论（当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思考角度）。不过，这里说的“修辞术”和伽达默尔所谓“修辞学”不同，伽达默尔指的是一种从人的直接感知出发理解世界的方式，此处则指一种“说服”的技术。[100]离开这种“修辞”，任何论辩都是不可能的；而论辩的战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修辞能力的高下。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搬弄言辞的技巧，而是想知道，他们为何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孟子曾云：“我知言。”何谓“知言”？“诐辞知其所蔽，**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知言”二字，应悬作历史研究的鹄的。不过，今人“知言”不是要和昔人辩论，而是要从其“蔽”处、“陷”处、“离”处、“所穷”处看到发言人的社会性、时代性、文化性。修辞的背后是历史。

在这方面，林·亨特（LynnHunt）对语言和政治、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阐发，可以用作一个指南：“革命语言不是简单地去反映革命变化与冲突的现实，而是将自身转化成了一种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工具。因此，政治语言不仅表达了由下层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有助于形成对利益的感知，从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总之，它“是劝服的工具，是重新构建社会世界与政治世界的方式”。[101]这番话原是针对法国大革命研究而发的，但无疑具有普适性。在根本上，国语运动各方之立论与他们对社会和政治利益（这里的利益，并非通常所谓“自私自利”，为公也是一种“利益”）的判断有关，对“国语”的不同诠释，实际描绘出他们各自理想中的不同“中国”。辩论者通过重新构造听众“对利益的感知”达致此一目标；而为了实现各自心中的利益，他们也必须诉诸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诸如爱国、平等、民智、民主，等等——这些和民族主义一同输入的新词汇，在相互支撑中不断刷新20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

国语运动的参与者自然都是要改革语文的，但出于文化、政治和社会立场的差异，兼以身处不同论述位置，不同的人面对许多具体问题也都各有己见，有些甚至自诩为“国语运动”的反对派。从最激进的废止汉字到更温和的注音识字，各种主张交错离合，嘈杂喧嚷。我们与其说国语运动是一个边界明确的思想和实践运动，毋宁说它是由彼此具有亲缘关系的各种主张构成的一个“意见家族”，其成员之间既相互呼应和支持，也存在彼此竞争乃至互相反对。争论者并不是每次都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同侪（对话人、竞争者、反对派）的存在，在很多时候，他们的言论似乎并未聚焦，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提出自己的观想而已，但细看又知不是自言自语，而是面对同一情境，生息于同一个概念的屋檐下。这些争论充满了张力和活力，也因此焕发出智识的魅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自己研究的是作为讨论“过程”的语言（而不是作为讨论“工具”的语言）。国语运动是一个不断改变形状的动态过程，各方在回应场内对手质询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场外局势（如政治环境等）的改变，并有意无意地随时调整自己的立论位置。[102]为了描述这一点，我想从生物学那里借用一个术语，把一个时代某一论域中的种种主张，看作一个“思想生态圈”，每一特定主张就是其中的一个“物种”。它们地位不同，各有利益，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尽量吸取各种资源（如社会影响力等）为我所用。其中哪一个可以强大起来，取得实质性胜利，既受制于社会和政治条件，也取决于生态圈的内部构成；而后者又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每一次思想论争，每一个新议题、新主张、新论点的提出，都可能导致其发生微妙甚至是结构性的变化，从而使得某些“物种”地位上升，竞争力增强，另一些“物种”地位下降，乃至消亡。本书第五章讨论的白话文之争对于汉语拼音化运动的影响，就是一个显例。

更复杂的是，如前所述，从主题来看，国语运动由若干个目标相近而又不尽相同的“子运动”构成，它们之间有时也不无紧张。白话文和汉语拼音化还可说是平行关系，汉字改良和汉语拼音化就是一对时和时吵的孪生子了：前者尚承认方块字自有其价值，后者则根本否认此一价值的存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它们就是相互矛盾的，有人通过将之视为不同阶段的任务，试图在不同的方案间做一调和。此前的研究虽然也把这些“子运动”纳入同一主题，但多采取平行处理方式，“思想生态圈”的概念则有助于我们在一个非线性的网络体系中绘制它们的变动轨迹。而这个视角也可以用在更宏观的范围内。比如，同是民族主义的分队或友军，国粹主义和汉语拼音化、方言识字和语言统一之间，皆因各自具体目标的差异，而有时侵入对方边界，擦枪走火（参看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七章）。

将问题放在一个非线性的动态场景中，也便于理解国语运动的一个有趣现象：某些议题好像交响乐的旋律一般，在不同乐章反复出现。前一阶段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隔了一段时间，又在辩论场上露面，其基本主题和具体观点都一如往日，仿佛它们乃是金庸笔下的天山童姥，可以自动更新，永不衰老。当然，局面也有变化，那常常发生在人的层面：上一轮的革命家，在下一轮往往沦为被征讨的对象。一方面，这和中国现代思想日益激进化有关：“先进人物”凭借提出激烈口号走上历史舞台，但主张越激烈也越难实现，乃不得不在站稳脚跟后调整策略，趋于平稳，然而在更年轻的一代看来，这便是退步，应该打倒。另一方面，它也和现代语文改革运动本身的政治色彩有关。起起伏伏是政治的本性，“学术”随之起舞，势难自定主张；争论是否有效，取决于政治需求，参与者别有怀抱，本不能以学理衡之，分分合合，更无足异。不过，这个解释也近乎事后聪明，因为当事人并不做阴谋之想，实际是真的相信问题犹在，而此前的革命者，此时已经堕落。但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它都提示我们，思想史上的问题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的（实际恐怕也并不总是以“解决”为标的），而会不断回潮，需要我们分别处理，不能当作老调重弹，归入另册了事。

李方桂在晚年被问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工作和国语运动的关系时表示：“历史语言研究所没有研究国语，因为是语言学。”记录人在“语言学”三字下加了着重符，注明：“加重语气”。[103]李方桂显然是想强调，作为纯粹“科学”的语言学和带有明确实用目的的国语运动是两码事。可是实际情况未必尽然。现代语言学的引入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桩大事，但无论其动力、运作还是影响，有不少都与政治议题桴鼓相应，而在其间穿针引线的，正是国语运动；反过来，国语运动的目标也有一部分必须通过语言学研究才能实现。因此，“语言政治”势必会延伸到“语言学政治”之中。

即使抛开中国现代语言学和国语运动的同源关系，我们也必须注意布尔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域”问题。在人文与社会诸学科中，语言学享有相对较高的“自主程度”，并不完全由外在政治和社会导向所决定。不过，“完全摆脱任何社会必然性的‘纯粹科学’”是不存在的。在“自主程度”较高的场域中，“外部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的限制往往被“折射”得“面目全非”，可是，它也不能完全免遭外力影响。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即使是最‘纯粹’的场域”，也具有“模棱两可特征”：“声望与权力，科学功能与服务功能”，永远并行。[104]民国时期，社会对语言学“服务功能”的需求远超对其“科学功能”的需求，语言学家遂不得不直面那些“非学术”的压力。对汉语进化地位的讨论和对汉语方言范围的界定（参看第六章、第八章）等课题，就只能在此情形中得到理解。

而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语文运动更是直接参与到对语言学话语权力（包括布尔迪厄所说的学术“声望”）的争夺之中，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的竞争（参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章），实质就在于此。因此，面对他们的思想交锋，我们就不能不跳出圈外，思考一下：在这场论战中，“谁获准参加，谁被拒之门外？谁听、谁讲？谁决定哪些论据优、哪些论据劣？”[105]

出于我特殊的问题意识，在本书中，学术文本和宣传文本的区别多少被淡化了。当然，它们的性质的确有异——目的不同，读者不同，语言风格和修辞手段都不一样，但在有些情形下，它们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方式，因而也必须部分地采取相同的分析策略。被今天的语言学家当作学科“不成熟”阶段的残留物而忽略不计的因素，对我来说可能更加重要。套用一个人类学家的话，我有时是“在语言学的垃圾箱中”找材料。[106]

但这只是出于我个人学术兴趣的需要，绝不意味着语言学的专业视角在此问题上是无足轻重的。答案恰好相反。要体会一些专业用语背后微妙的“政治”含义，理解诸家论说的具体所指，在在离不开语言学的专业知识。尤其因为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段中，许多专业术语并未完全定型，很多语言现象尚缺乏细致的研讨，同一概念所指的事物甚至完全不同，所以必须根据上下文进行判断，而这已超出笔者的学力。在此过程中我也常向一些语言学家请益，以求稍补不足。他们有时出于对外行的宽厚，不免高抬贵手，而我对所有瑕疵，都应后果自负。

这里就涉及科际整合的问题。之前我也曾逐人牛后，大唱“跨学科”的高调。后来有次听到定宜庄先生对这三个字的质疑，我才回过神来：每一个成熟学科都有其悠久传统，必经严格训练，才有入门资格，不是一个外行可以随意“跨”过去的。真正的科际整合实际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合作的结果。合作的前提是分工，每个人先要立足于学科本位，才能为“跨学科”提供实质贡献。但这不是敝帚自珍，拒人千里；也非自轻自贱，唯人是从。站稳自己的脚跟，是为了提供独特的“观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座庐山，多重视角，各自表述，其景观意义岂不更加立体，更为丰裕？因此，在其他角度下观察到的国语运动，势与本书不同：我的讨论更加集中在“语言政治”议题上，但语言还有科学的、伦理的、审美的，以及最基本的交流维度。我没有描述其他面相，不等于它们不重要。我希望看到视野更为多元的描述，而不会假装我笔下的叙述乃是国语运动的唯一面貌。

事实上，即使在我本来的计划中，也有一些议题还没有触及。比如，我注意到国语运动的领导人、追随者，但基本没有展示那些“被运动者”的想法和行动；书里出现的大都是男性，我也曾设想从性别视角审视一下有关问题，包括女性在国语运动的理论争论和具体实践中的角色[107]，以及男性学者的性别意识如何在不自觉中参与了他们对国语的构想（其中的一个例子是第七章里提到的，吴稚晖对“雄壮”的浊音的偏好），不过最后还是因为精力不济而暂时放弃了。此外，世界语和国语运动的关系、汉语语法的自主化和“语法政治”（thepolitiar）、建设“理想”国语的设想与实践、“翻译”在国语运动中的作用、国共两党的语文斗争、国语运动和少数民族等问题，虽然多少有些涉及，但留白远多过着墨。另外，要正确把握国语运动的“现代性”，就必须对“前现代”的情形进行深度了解，我的努力显然也是不足的。[108]更明显的是，我的研究对于某些基础性的因素缺乏深入辨析，如经费的投入（事实上这的确限制了国语运动的开展和成效）等。不过，持续十年之久的研究，对我而言早已成为一场疲惫不堪的跋涉，现在有个歇脚机会，我又何乐不为？

[1]RoyPorter，“IntroduPeterBurkeandRoyPortereds。，Language，Selfay：ASocialHistoryandLanguage，Cambridge，PolityPress，1991，p。1。关于语言社会史研究的通论性概述，一个较为简明的文献是PeterBurke，“IntroduPeterBurkeandRoyPortereds。，TheSocialHistuage，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87，pp。1-17。值得一提的是，彼得·伯克不但是语言社会史的积极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他的研究中《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李霄翔、李鲁、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与本书论题关系最为密切。

[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语言的牢笼》（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合刊本），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不过詹姆逊的说法具有结构主义的思想背景，我的意思要更为宽泛一些。

[3]韩礼德：《语言与社会》，苗兴伟、董素蓉、赵卫译，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布尔迪厄主要强调的是被统治阶级在话语上的无力：“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用途”所具有的“强制合法和审查作用”，使得“被统治者的发言人”也不得不将它们“默认为政治观点的合法表达方式”。对被统治者来说，这种语言实际上“剥夺了它被认为要表达的说话人的经验”，甚至使得发言者远离自己的阶级所面对的“问题”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体验”。详论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册，刘晖译，731～7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韩礼德：《语言与社会》，15、6页。

[6]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这里涉及语言学家关于语言和认同关系问题的争论，可参考大卫·伊文斯的概述（DavidEvaiesofLanguage”，inDavidEvansed。，Languageay：DistheWorld，London，BloomsburyAcademic，2015，pp。15-34）。伊文斯本人则将语言视为一把双刃剑。在他看来，通过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竖起一道界墙，语言就将人们的认同“局限”在了一定的范围内；但它也会“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人们得以“跨越界线”，从而也使得认同获得了“解放”。（参见他在前述书中“导言”里的论述，第4页。）

[8]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见《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4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9]ToandardEnglishaiguage，Basingstoke，PalgraveMa，2003，p。56。

[10]试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Anderson，1936—2015）的一段描述：“几百年间建起来的多语种大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解体了——那广袤的区域一度受治于伦敦、伊斯坦布尔、莫斯科、马德里、里斯本、海牙、维也纳、巴黎，甚至亚的斯亚贝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远距民族主义》，见《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7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请注意“大帝国”前边的“多语种”这个修饰语。

[11]KyraGii，Emotions，LanguageayinsofEurope，London，PalgraveMa，2014，p。103。此书将捷克的语言民族主义追溯到17世纪初，详论见第103～107页。

[12]一组多方位的研究参见TonyJudtandDenisLaeeds。，Laion，ayPolitiaMultilioke，PalgraveMa，2004。

[13]Rh，“LanguageayinanAgeofGlobalization”，见林精华、KenHenshall、XiaoHong主编：《民族认同和语言表述》，1～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MáiréadNicCraith，“LanguagesandPower：AodatioanMáiréadNicCraithed。，Language，PowerayPoliti，PalgraveMa，2007，pp。1-17。

[14]屈勒味林：《英国史》上册，钱端升译，264～2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此外，该书还有多处注意到英国历史上的语言状况。

[1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66～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引文分别在第66、75页。我同时参考了其英文本，参见BeAnderson，Imagineduionsiionalism，LofordPressLimited，1986，pp。66-79，esp。pp。66，75。

[16]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14～15、38、5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7]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15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8]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195～1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