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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舆论导向 新思想的活跃（第1页）

第一节社会舆论导向：新思想的活跃

革新大潮带动了思想的活跃。彼得一世统治期间的各种事件、各种新事物，特别是在各领域推行的改革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当时不断涌现的政论性文章、大量的由个人向政府提交的建议性方案、卓越的宗教活动家的教堂布道，以及起义农民和哥萨克的宣言、“暗投的”书信，甚至常常被带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的一些不谨慎的人的秘密议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了当时社会思想的活跃程度。

在这当中，支持革新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写的政治论文、方案和倡议是最富有理论深度的思想作品，他们对各种新事物进行了论证，捍卫了当时俄国的对外政策，并对彼得一世采取的各种措施作出了评价。我们可以在政府法令中的理由阐释部分、大主教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和彼·帕·沙菲罗夫的论文、费·斯·萨尔蒂科夫和阿·亚·库尔巴托夫的札记和方案，这些表达统治阶级进步阶层及部分商人利益的政论作品中看到一些代表官方思想的论述。商人、经济学家伊·吉·波索什科夫的著述则明确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改革的支持者，他并没有放弃对彼得一世某些措施作出批评。在顿河起义农民领袖——布拉文及其手下统领的宣言中，则表达了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而都主教斯捷凡·亚沃尔斯基的布道演说和关于反基督的沙皇的传说，则是反改革的反动潮流的代表。

一、宗教界的新思想

我们在宗教改革章节提到过的大主教、著名政论家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是宗教界支持改革的代表性人物。他本是乌克兰人，毕业于基辅神学院，之后他曾赴波兰深造，并因此成为教会合并派（即主张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的信徒，后来他又到罗马学习，从耶稣会派吸收了憎恨天主教的思想。回国以后，他重新转向东正教，担任了基辅神学院教师。转变他一生命运的是庆祝波尔塔瓦大捷的活动，在索菲娅大教堂，普罗科波维奇在成千上万人面前以庄严的布道仪式迎接了彼得一世。这次仪式上的布道词实际上是一篇颂辞，热烈歌颂了战胜瑞典人的胜利者，就其生动性和鼓舞人心的程度来说远胜当时公式化的一般布道词。彼得一世对此非常满意，命令将普罗科波维奇的布道词发表。建立正教院之后，普罗科波维奇担任了副院长。此后，普罗科波维奇写了许多政论文，并编写了彼得一世在位时期的历史，另外他还常以诗人和剧作家的身份发表作品。他的作品闻名西欧，并有译本。他的见解富有见地并且令人信服，他在各种纪念会和庆祝仪式上的布道反响尤其大，逐渐成为俄国社会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而这种影响力是当今的“媒体宣传”难以望其项背的。当时的俄国，掌握知识的人本来就少，而宗教信仰则是普通大众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而普罗科波维奇的大主教身份则是令他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导师而发言的，他的话语本身就具有崇高的权威性，更何况他见识广博，善于言辞。于是普罗科波维奇成为彼得一世改革的有力支持者，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的许多论述都成为沙皇专制制度的根据，这些重要的理论著述不仅成为专制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石，为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改革营造了有益的舆论氛围。

在《论政权和沙皇的荣誉》一文中，普罗科波维奇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世俗政权高于教权的思想，他还指出，宗教独立于国家的学说是“教皇的精神”即天主教的思想，这就为沙皇实行皇权至上的专制制度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依据。此后，普罗科波维奇在《宗教规程》中对这一思想做了更充分的发挥。在该规程里他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论据，即由正教院或由同其他委员会一起隶属于参政院和最高政权的宗教委员会来代替牧首制的理由。在《宗教规程》中，他认为，以“宗教会议进行管理”即委员会制原则，要优于牧首一人掌权，因为牧首制在政治制度中存在着危险性。对此他提到了罗马教皇攫取世俗政权的事实，在暗示尼康与沙皇阿列克谢之间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冲突后，提醒人们应该避免让这样的冲突再次发生。普罗科波维奇甚至要求正教院破除迷信，他指出，在许多圣徒传和关于圣像显灵与不朽干尸的故事中，有许多“骗人的东西”，不应“给人提供有毒的东西来代替有益于健康的精神食粮”。他在这里令人惊讶地表现出了纯理性主义的思想，有专门研究他的学者评论说，这说明普罗科波维奇渴望“思想世俗化”。总之，通过政府的努力与教会的配合，教会隶属世俗政权的学说被奉为正统，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得到了巩固，有效排除了专制政权的潜在对手。

《君主意志的真理》和《宗教规程》是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撰写的最著名的两篇政论性文章，它们其实是应政府的委托，为解释政府最重要的法令和措施而写的。这两篇文章专门论证了在俄国改变皇位继承制、废除牧首制两大举措的合理性问题。

《君主意志的真理》的写作源于1722年彼得一世下达的诏令。该诏令规定，在位国君有权按自己的意志指定继承人，而不是非把皇位传给长子不可，这个诏令直接将皇太子阿列克谢的罪行作为了必须实行新继承法的论据。在《君主意志的真理》一文中，普罗科波维奇清楚地表达了专制制度的基本原则，普罗科波维奇认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最高地位，它的“最高的权利……任何人的权利都应当从属于它”。他将国家分为三类，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普罗科波维奇拥护世袭君主制。尽管如此，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他也承认“人民的意志”，认为人民同国王的协议也是国家形成的根源。但他认为，“人民的呼声”仍是受“上帝意志”支配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权力的两个根源：普罗科波维奇将资产阶级的契约论同中世纪教会的国家观念结合到了一起。人民不能“废除”君主，因为他们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人民是根据上帝的意志放弃权利，把权利交给君主的。因此，他认为英国革命爆发后，根据英国国会的决定便将查理一世处决是“极端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普罗科波维奇以含糊的方式同17世纪资产阶级法学家的理论进行辩论，这种理论承认公民有权反对背叛人民利益的国君。同时，他引用“自然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把国家的权力同父母的权力，把国家同家庭进行了比较；因此，按他的意见，国君可以剥夺儿子的王位，就像父亲剥夺不听话的儿子的遗产一样，而这是符合“自然法”的。

普罗科波维奇还指出，所谓“全民利益”就是关心司法，关心保卫国家免遭敌人侵犯，关心教育，等等，这都是最高权力机关的义务。他承认国家有权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无所不包的监督；认为应当把“非宗教仪式和宗教仪式的确定，风俗习惯的改变，服装、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宴庆和婚丧仪式的安排等等……”都纳入权力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普罗科波维奇特别指出了权力机关应当令自己有权进行革新运动或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他为改变皇位继承制进行辩护时写道：“只有时间能证明：恶与旧有害，而善和新美好。”

由此可见，普罗科波维奇的政治思想就是巧妙地将宗教价值观与自然法、国家起源的契约论、“共同幸福”的理念这些西方进步思想融合在一起，为沙皇专制国家的确立提供论据。

普罗科波维奇的一些著述，对彼得一世所展开的军事行动及相应改革也作出了有益的宣传和论证。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日有感》这篇文章中，普罗科波维奇把彼得一世同13世纪的著名英雄进行了比较，并将18世纪初彼得一世的对外政策看作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领导的，在波罗的海沿岸反对德国和瑞典侵略者的斗争的延续。在《赞俄国海军》中，他非常生动而有力地证明了俄国拥有强大海军的必要性。在文中，他把国家过去的地位比作位于湖边或河边但却没有船只的村庄：“我们站在岸上，看着客人不断地在我们这里来来往往，可是我们自己却做不到。”普罗科波维奇在庆祝签订尼什塔特和约时的发言中阐述了当时对外政策的意义。他把俄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比作树木不可遏制的生长或孩子的发育，他列举了俄国的胜利，并且也谈到了政府不得不与一系列反改革的力量——从叛乱的射击军到“谋反”的皇太子阿列克谢，进行坚决的斗争。总之，普罗科波维奇在自己的布道过程中，在著名“文章和讲话”中都为彼得一世的对外政策和海军建设等进行了辩护。另外，普罗科波维奇还在为新机构所颁布的规程中，以及一系列命令的论证阐释中，阐明了这些改革的意义。普罗科波维奇政治布道中最后一次精彩的演说，是他在彼得一世葬礼上的悼词，其中他讲到了彼得大帝将“无法估量的力量和荣誉”留给了我们。

由此，普罗科波维奇正式给俄国教会开创了这样一种依附世俗政权并与其“互利合作”的范例，即教会将宣传并阐释沙皇政府的意志视为自身的使命和义务，为世俗政权的确立和稳固发展服务，同时沙皇也尊重教会在精神信仰世界中的权威性。此后东正教教会完全成为沙皇政府稳固自身权力的工具。另外，东乌克兰刚为俄国占领不久，普罗科波维奇作为乌克兰人，他受聘到圣彼得堡为沙皇服务，帮助彼得一世在许多宣言里号召乌克兰兄弟和俄罗斯民族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瑞典人，并与乌克兰的叛徒做斗争，这一切都对乌克兰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力地巩固了两个民族间的关系。

跟随普罗科波维奇并肩作战，同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发表进步政论作品的代表人物还有约瑟夫·图尔博伊斯基、拉法伊尔·兹博罗夫斯基、加弗里尔·布任斯基。他们把新事物描绘为应有的，奔向“共同幸福”所必需的东西。约瑟夫·图尔博伊斯基，是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的哲学教授。他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具有政治意义的雕塑纪念碑》，以解释1709年为纪念波尔塔瓦大捷而建的莫斯科凯旋门上的图画作品。其中他塑造了一个开明、仁爱的君主形象，阐明了这个君主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不追求个人利益，只追求社会共同利益的高尚情操。他还指出沙皇应当确立自己公民的权利。图尔博伊斯基是和平的积极捍卫者，但他同时承认，在国家生活中也常有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图尔博伊斯基曾提到：和平可以创造“幸福和人民的欢乐，使土地结出硕果”，但是要求立即实现和平是不理智的，人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和稳固的”和平。图尔博伊斯基号召自己的同胞与其他民族交往，号召他们去了解其他民族的“艺术”，但是，他并没有盲目崇拜外国人的心理。他说，只是待在外国什么也不能得到，“一个人作为一头驴到巴黎去，他在那里就不会变成一匹马……”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他作为一头良种马驹到那里去，就不会变成一头懒驴，更准确地说，会变成一匹骏马，如果这匹马不懒的话，在国内和国外都能轻松地运载许多东西”。图尔博伊斯基补充说，无论在国内和国外，每一个人都应当把一切归功于自己的智慧和意志，要知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行为习惯的创造者”。

二、政界精英的新思想

外交衙门的副长官彼·帕·沙菲罗夫所撰写的说明北方战争起因的《思考》，是反映当时俄国上层贵族圈子里新出现的官僚贵族的政治思想，是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同时也是俄国史上国际关系学领域重要的著作之一。彼得一世亲自为该书写了结束语。

沙菲罗夫是外交衙门的一位译员的儿子，栽培他的是17世纪末俄国最有名的外交家叶美良·乌克拉英采夫。1697年沙菲罗夫同“大使团”一起奉派出国。回到俄国后，他参与了许多重要外交文件的签订工作，1709年任外交衙门副长官。1711年，远征普鲁特失败之后，沙菲罗夫同土耳其签订了和约，在签订和约之后他仍然作为人质留在君士坦丁堡，直到1714年才回国。1716—1717年，他再次出国，赴巴黎参加谈判。此后沙菲罗夫卷入了政治斗争，最终因公务上的舞弊行为被判处死刑，直到上了断头台，准备行刑的前一刻才被彼得一世的诏令赦免。

《思考》一书是沙菲罗夫在俄国已经控制了波罗的海整个东岸地区、利夫兰、爱斯特兰和芬兰后，为了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而展开外交活动时写成的。这本书是在同瑞典开始奥兰谈判之前出版的，为了在西欧发行还译成了德文。该书首次对彼得一世统治的整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评价，特别是详细论证了俄国的对外政策。在以“献词”为题的引言里，沙菲罗夫强调了建立正规陆军和建设海军的意义，并认为可以把它看作“奇迹”。沙菲罗夫将波罗的海问题视作保卫国家安全的问题，即保卫俄国免遭瑞典和德国侵犯的问题，并将此视为俄国人民迫切希望收回被侵略者夺去的领土的正义要求。沙菲罗夫指出，瑞典人夺去了历来属于俄国的大片领土是爆发北方战争的原因，并且在该书的附录里附上了被瑞典人撕毁的瑞典同俄国签订的古代和平条约。瑞典被比作一个强迫被掠夺者交出所有财产的强盗，因而俄国有权手持武器进行自卫，“选择有利的时机，以暴制暴”。《思考》一书还特别强调了俄国的和平愿望，并以俄国多次提出的“条件温和”的和平建议来证明，指出拖延战争的唯一罪魁是瑞典国王，瑞典国王的目的是要把俄国沙皇“从皇位上推下来。”彼得一世亲自为《思考》所写的结束语则为这场战争爆发的“正义性”再次做了注脚：“不应当渴求仓促的和平，不能什么样的和平都要，应当公正而有效地结束战争；在俄国取得巨大的胜利之后，要使敌人明白，我们不能同意不利条件下的和平。”

这部作品探讨了一系列国际法问题，以及关于战争起因、进行战争的方法、对待和平居民和俘虏的态度等问题。同时，沙菲罗夫做到了以遵守国际关系中合法性和公正性原则为写作的出发点。沙菲罗夫的《思考》算是当时国际法的一个蓝本。正如现代研究家所指出的，这部作品“在俄国国际法史上占显著地位当之无愧。只有完全掌握了他那个时代国际法理论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在“计划书”，即提交给政府的附有改革方案的各种呈文中也表现出了当时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思想。费·斯·萨尔蒂科夫的呈文就是这些“计划书”中的代表作。萨尔蒂科夫出身于与沙皇家族有血统关系的大贵族世家。1711年萨尔蒂科夫肩负为俄国舰队购买军舰的秘密使命奉派出国。他到过丹麦、荷兰、德国和法国，最后定居在英国。侨居国外的第一年，萨尔蒂科夫就写了一份名为《建议》的内容广泛的报告，其中提出了改革的计划。1713年，他把这个报告寄回俄国，一年以后，又寄来了第二份报告《有益于国家的意见》。

萨尔蒂科夫在报告里，清楚地表现出了他作为贵族代表人物的阶级立场，强调了贵族的等级特权应当被明确。他认为，占有土地应是贵族的特权。萨尔蒂科夫主张把统治阶级同其他居民严格分隔开来，为了这一目的应当禁止贵族从事商业和贸易活动。贵族阶级应当获得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封号，这些封号应与领地的大小相称。他主张应由专门的机关管理徽号和官级的授予事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参政院贵族铨叙局的雏形。正是萨尔蒂科夫建议彼得一世把长子继承权搬到俄国，也就是制定只有长子才能继承不动产的法律。

萨尔蒂科夫建议在参政院设置顾问和摄政大臣的职务。顾问的职责是进行“视察并同参政院进行讨论和协商，向参政院提出国家应该进行的有关国家利益的各种工作”。摄政大臣应当对国家财政实行监督，并监督法律执行情况。萨尔蒂科夫所设计的这些职务就其职责来说就像后来的总检察官，那时他自己在参政院任职，是该院的领导者和执行法律的监督者。

今天看来，萨尔蒂科夫思想的亮点在于，他在维护贵族特权的同时，也注意照顾新兴商人阶级的利益。在萨尔蒂科夫的报告里，经济问题占有很大篇幅，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受到了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他建议在乌克兰和阿斯特拉罕筹办制呢工场，以利用当地的羊毛，并建议建立炼铁场、造纸场、玻璃制造场及其他工场。但萨尔蒂科夫反对官办工业，他认为工场应当由商人开办，他们可以通过“合资”的办法筹集所需要的资金。同时，为了发展贸易，应当在各省建立集市，设立商业公司，派遣商人子弟出国，去了解经营的奥秘。为了扩大商品出口和压缩商品进口，他建议扩大亚麻、大麻和烟草的播种面积，发展养蚕业。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令“大量资金保留在俄国”。萨尔蒂科夫指的是通过这样的办法实现国际贸易的顺差并把贵金属吸引到国内，这正是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了同东方发展贸易，萨尔蒂科夫建议派遣考察队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沿北冰洋海岸进行考察，探寻“到中国和日本的通道”。这个探寻东方的外交计划是同经济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萨尔蒂科夫指出，中国和东印度有大量金银，应当同它们建立贸易关系，并且组织人员到中亚细亚和远东考察。

萨尔蒂科夫认为文化领域的改革非常重要。他建议应“命令各省”建立2所学校（每所学校约招收2000名学生），学校要负责讲授古代和现代语言、数学和“自由”（人文）科学。他还建议在每个省建立一间图书馆，主张应派遣农奴主和贵族的子弟到国外学习。

此外，萨尔蒂科夫建议应当创办私生子收容院和疯人院，在全国城乡改用砖石建筑物代替木料建筑物，大街铺上石头路面。他赞成引进外国服装并刮掉胡子，建议在涅瓦河上开办小船客运业务，等等。萨尔蒂科夫的改革思想，在许多方面与当时的立法非常相近，但是它并没有涉及社会和政治制度。萨尔蒂科夫主张西化，但明显有着严格的尺度：他只从英国各种制度中竭力挑选出那些“仅运用于专制制度，而不是适用于共和国或国会”的东西。在提出有关发展俄国经济和教育的建议的同时，萨尔蒂科夫还建议学习英国的生活方式。在俄国贵族中，萨尔蒂科夫是最早崇拜英国的人之一。萨尔蒂科夫了解俄国改革的意义及其必要性，但是他是坚决主张依靠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保住自身特权的大贵族阶层的代表。因而他的《建议》和《意见书》，就如同彼得一世改革的性质一样具有复杂性。

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阿·亚·库尔巴托夫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因为他并不属于“根红苗正”的贵族阶层，他是舍列梅捷夫的农奴出身，由于提出了印花纸计划并很快得以实现，被任命为市政厅的总监察官。因此，作为彼得一世改革的受益者，他的建议颇受关注。库尔巴托夫担任过军械局书记，后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任副省长。另外，他曾奉命监督过俄国历史上的著名学校——莫斯科数学和航海学校的办学工作。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列昂季·马格尼茨基才编写了那本后来在俄国家喻户晓的数学教科书《算术》。库尔巴托夫还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创办了一所神职人员和士兵的子弟学校。在牧首阿德里安逝世（1701年）后，正是库尔巴托夫建议彼得一世“暂缓”推选新的牧首，以达到最终废除牧首制的目的。

1721年前后，库尔巴托夫把一份内容丰富的报告提交给了政府，其中包括建立新机关——“内阁委员会”的计划。根据库尔巴托夫的想法，这个机关应当把各个委员会的工作统一起来，它是监督行政当局的最高立法机关、管理和司法机关。内阁委员会由沙皇领导，在沙皇缺席的情况下则独立解决要求发布诏令的各种问题，一般来说，它领导“国内除外交以外的一切事务”。库尔巴托夫的这个计划在当时虽然没有得到实现，但1722年进行的参政院改革实际上与库尔巴托夫的内阁委员会计划非常相近。在对这个最高机关职能的说明中，库尔巴托夫按当时的立法精神对国家政权的各项任务做了详细说明。他在报告的开头指出，国家的任务就是全民最大的利益，库尔巴托夫将内阁委员会这个新机关称作“最高办公厅”，认为它应当同法院和行政机关里的“舞弊现象”做斗争，应当揭露破坏行为并领导整个监督体系。随后他指出，这个机关的职责还包括编纂全部法典，选举成立相应的全俄专制政体的管理机关这些任务。另外，它还要负责监督各类工厂的建设，研究北方海路通行的可能性，即通过鄂毕河或北冰洋到达日本的可能性，“像找到堪察加半岛那样”寻找新的陆地。

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库尔巴托夫有关不建教堂而开办医院的建议，这一出现在世俗政权上升时代的建议并不让人意外，能够令我们感受到彼得一世时代的那种破旧立新、开放务实的改革精神。他还建议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开办“各种自由科学的学院”，而库尔巴托夫认为，把带有农奴的世袭领地赏赐给学院作为经费来源是必要的。这样看来，这位高官过去的农奴身份并没有令他作出那种可能触及农奴制的改变。

三、商界精英的新思想

彼得一世时期的著名商人、企业家、经济学家伊·吉·波索什科夫也采取了呈文的形式来表述自己出自不同的阶级立场的政治思想观点。他的《贫富论》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论作品和经济学著作之一，最初就是作为秘密报告呈递给沙皇的。这部作品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由于波索什科夫具有卓越的文学才能，思想表达清晰有力，对俄国的生活又有充足的体验和了解，这令他的这部作品成为众多“计划书”中的佼佼者。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波索什科夫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重商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波索什科夫生于1652年前后，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在军械局工作的手工业者——银匠。波索什科夫自己也曾是非常出色的手艺人，他曾是造币匠，这是与他的祖传手艺密切相关的职业。他研制了预定献给沙皇的制币机床的模型，还因为发明了能改进火器射击的“射击弹弓”而觐见了彼得一世。波索什科夫开办了酿酒场、硫黄矿，还勘探了石油，并打算开办一家纸牌工场，这些工业创举成效不大，于是波索什科夫转而担任生产和销售伏特加酒的官方职务。到了晚年，他在诺夫哥罗德县有两个拥有72个农奴的村子和一座酿酒场，他最后还计划开办一座纺织工场。这样，波索什科夫在不同的时期先后当过手艺人、“商人”、工业家、小地主兼小农奴主。

据说在1701年之前，波索什科夫就呈交了一份包含铸币改革计划的报告《关于铸币问题的信》，这是他第一次提交建议书发表他的政论观点。之后他还写过一些其他方面的作品。而波索什科夫最著名的作品《贫富论》则写于1724年，这时作者大约已经72岁了。这部作品几乎涉及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表达者，他的建议首先是为商人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且深受当时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波索什科夫认为，商人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作用巨大，他指出：“商业是伟大的！国家都是因商业而致富的。”同时，波索什科夫对权贵则存有戒心，多次谈到“名门望族”的舞弊行为，建议从下级官员中任命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他认为，经商的权利应该只属于商人，贵族和农民没有登记加入商界，应当禁止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波索什科夫非常关注国内商人与外国人做贸易时如何获得最有利条件的问题。为此，他建议创立统一的商业公司，希望这个公司在政府监督下把俄国整个商界联合起来进行对外贸易。波索什科夫坚决主张压缩外国货的进口，特别是奢侈品的进口，而且他指出了扩大俄国商品出口的必要性。他常常谈到在国内要储备货币，为此建议开办铁场、亚麻场、呢绒场和织布场。在国家贸易政策方面，波索什科夫认为，应当在本国手工工场加工原料，以代替原料输出：“因为……在产地就地加工要比进口麻布便宜一半到三分之二，这样俄国人就会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