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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府安置机构（第1页）

第二节政府安置机构

婢女安置是婢女救助的重要一环。据资料来看，除上海之外，其他许多地方都没有设置过专门的婢女安置机构。而且上海的婢女安置机构也是到1936年才设立的。1936年，中华慈幼协会为切实救济婢女，与上海市公安局合办成立了婢女教养院，专门收容无家可归及受虐待被救出的婢女。婢女教养院成立初期，就收容了20余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去的。[54]民国时期，在北京没有专门的婢女安置机构，婢女与其他被救济的妇女一样，主要被安置到官方的妇女救济机构——济良所、妇女习工厂和妇女救济院中。

一、京师济良所

北京创设济良所始于1906年，是外城巡警总厅督同绅士创办的[55]，属于官督绅办性质。与上海类似（上海济良所的创办是由一件虐待婢女事件引起的），北京济良所的设立是由一个虐待妓女事件引起的。1906年，因为玉莲清吟小班掌班张傻子虐待妓女，协巡营统领王勤齐与帮统杨钦三将张傻子游街示众，永远监禁。事后，帮统杨钦三鉴于各小班妓女“暗无天日，其情可悯”，就与协巡营统领王勤齐商量，在北京创办济良所，以使“受虐待之诸妓女能有活路”。[56]京师济良所创办之初，由于缺少经费，没有收容场所。北京绅士知道政府要创立济良所救助受虐待的妓女时，愿意将柏兴胡同路南原有水会公所捐借出来。另外，张傻子的玉莲班及张傻子的住房，也被充作济良所的公产。[57]这样，济良所收容被虐待妓女的住处问题就得以暂时解决。至于经费，当时《京话日报》馆主人彭翼仲提议，将玉莲班的6名妓女“定出身价，任人择配”，所得“身价”，作为经费，捐助济良所。[58]《京话日报》馆也积极劝募慈善家施助，曾写倡议称，“杨大人既有此热心，又得京话日报提倡，我那大慈大悲、急公好义的众同胞，何妨量力捐助，成此善举呢，在下先捐银元二元，虽说无济于事，集腋成裘，还望大家各发善心绕好”[59]。在报纸舆论的鼓吹之下，一些社会人士认识到，办济良所是“极文明的事，可喜可敬”[60]，也乐于慷慨解囊，热情相助。社会人士的热心捐助，为济良所准备了初步的开办经费。就这样，在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和地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京师济良所正式设立。[61]不久，济良所即将地址迁移到前门外大栅栏地区西南的五道庙（现五道街）。[62]

1907年，外城巡警总厅在《北京济良所办事大纲》的基础上，制定了《重订济良所章程》。《重订济良所章程》对济良所的组织管理、经费来源、收容条件、教养方式、所女择配等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定[63]，并对济良所的收容对象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诱拐抑勒来历不明之妓女；第二，被领家需索重价掯阻从良之妓女；第三，被领家凌虐之妓女；第四，不愿为娼之妇女；第五，无宗可归无亲可给之妇女。“有以上各项事故的妇女，愿入济良所者，可亲自到巡警厅区呈诉，向守望巡警喊告，向巡警总厅邮寄署名禀词或自投济良所，经各官厅审实后，由外城巡警总厅发交所中教养择配。”[64]

1913年，内外城巡警总厅改为京师警察厅，隶属于外城巡警总厅的济良所也由京师警察厅接管，即由“巡警部督同绅士创办”改为“经内务部批准、由警察厅建造经营”。[65]济良所收容所女的条件为：第一，被逼为娼的妇女；第二，被妓院老板虐待并失去人身自由的妓女；第三，愿意从良的妓女；第四，无处容身及无依无靠的妇女。[66]1915年，济良所从五道庙迁到东四牌楼十一条胡同；1916年，又从东四牌楼十一条胡同迁至西城石碑胡同。[67]

济良所的创办起因，是为了救助妓女。也就是说，济良所的主要收容对象是妓女。然而，不管是清末的《重订济良所章程》，还是民国时期济良所的规定制度，其收容条件中都有“无处容身及无依无靠的妇女”一项，也就是说，济良所除收容妓女外，也收容其他“无依无靠的妇女”。从第二章婢女籍贯统计可知，在北京，80%的婢女都是外省籍人，她们在北京无亲无故。所以，北京的婢女也属于“无所依归之妇女”，因而，在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里，被救助的婢女主要被安置在济良所中教养择配。例如，芹喜被主人虐待逃出，不愿意再回主人家，警察厅考虑到芹喜是江苏人，年已18岁，在北京无所投靠，就将她送交济良所安置。[68]张华英因被宋杜氏引诱，窃物私逃，经人送回后，主人蒯寿田认为，张华英既然私逃，便不再收用她，请求警察厅将张华英送到济良所去。[69]李寿之因为生计艰难，没有能力养育12岁的婢女王秀英，就把她送到济良所，让政府收养。[70]

图8。2济良所中得救的婢女

图片来源：[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陈愉秉等译，277页，北京，中国书店，2010。

民国时期，经过京师警察厅的宣传，济良所逐渐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其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加。不时有丈夫呈请将“不守家规”“不安于室”的妾发交济良所择配的情况[71]，还有因被丈夫虐待自愿请入济良所者[72]，甚至还有将“不守清规”的尼姑送入济良所另行择配者[73]，也有家主主动将不服管束的婢女发交济良所管束[74]，并不断有婢女主动投向济良所。例如，张小红经常被“太太及少奶奶凌虐”，她看见她们隔壁设立的济良所中，有人用马车接领所女，就想要投入济良所。她说，“我询知济良所移在石碑胡同，我遂于阳历十二月八日晚，乘间由我们宅内只身走出，雇坐人力车到石碑胡同投入济良所”[75]。吴筱苏被主人吴鲁涛责打，怀疑是男仆白桂调唆的，并且男仆白桂还经常“调戏”她，因此她“情愿入济良所由官择配”。[76]17岁的刘春桃不愿被主人收房为妾，就携带自己衣物，自投济良所。[77]对婢女而言，济良所就是她们的容身之处。

济良所是因救济妓女而设，妓女属于风尘女子，婢女不同于妓女，婢女属于良家女子。1917年1月31日，京师警察厅总监批示，以后，“良女即发女工厂，从良之人即交济良所”[78]。自批示之后，婢女多被发往教养院转送女工厂安置。例如，婢女素秋因受李张氏虐待，警察厅让教养院将素秋送交女工厂安置。[79]婢女来喜称，主人时常辱骂她，“不给饱吃，冬天不给衣服穿，因此受气不过，蓄意潜逃”，警察厅劝导她回去，来喜“坚不肯回”，由于来喜年已18岁，又“久蓄逃志”，警察厅不便强迫让来喜回主人家，就将她送到教养院，由教养院转交女工厂，让她学习女工。[80]

1917年12月，贫民教养院改组为妇女习工厂，婢女又被安置到妇女习工厂。也就是说，从济良所到妇女习工厂的过程中，贫民教养院女工厂只是婢女安置的过渡处所。

另外，在民国初期，政府的妇女救济安置机构不太完备，婢女除被送往济良所安置外，有时也会被送往民间的救济机构安置。例如，婢女若兰被诱拐一案中，“被害之幼女”许若兰，14岁，江苏人，在北京无亲属，家主杜姓又不愿领回去，京师地方审判庭认为，许若兰既然是良家女子，不便把她送入济良所中，查“甘石桥贫儿院，教育方法均属完备，将被害之幼女若兰送交警察厅转送贫儿院收育”[81]。17岁的秋菊和15岁的秋香二人，被父母卖给龚姓为婢女，在崇文门外东豆腐巷居住，她们被人诱拐，案件侦破后，秋菊、秋香二人在北京无亲属，又不愿再回龚宅，警察厅以“幼女秋菊秋香均系被害人，自应加以保护，将二人送往幼女院安置抚养”[82]。被送往幼女院的婢女只占很少一部分。

二、妇女习工厂

1908年，内城巡警总厅设立贫民教养院，凡“老弱残疾男女贫民，不分省界，一律收养，收养额定二百人”[83]。中华民国成立后，贫民教养院归京师警察厅管理，其收容范围依然是“老弱残疾男女贫民”[84]兼收。由于贫民教养院收容人员复杂，办法也不完善，“男女老幼收养在院，无工可作，日以坐食，不仅不符合教养之意”，“其中幼童贫寒子弟，正是教以适当工艺，待学成一艺，日后可得以谋生”之时，教养院中“手工艺一途未遑讲求，尤为缺憾”。[85]且教养院，“收容贫苦妇女房舍不过十余间，加以频年灾歉，贫苦日渐增多”[86]，难以收容贫苦妇女。而且，其他“所有收养厂院局所，官绅创办虽有十余处之多，主要以收容男性为主，男女兼收者只有贫民教养院一处，专收妇女者只有绅办崇善女养济院一处”[87]。况且，限于经费，这些收容机构的收容人数都有限。“贫苦妇女收养几以教养院为尾闾”[88]，并且时常人满为患，使很多亟须救助的贫困妇女求助无门。最重要的是，贫民教养院对于女性“工艺一门，未能兴举”，“收容妇女率皆有教无养”[89]，不利于她们长久谋生。有鉴于此，京师警察厅决定，在原来贫民教养院的基础上，改造、扩建房屋，取消教养院名义，购置机器，改为专门收容妇女的处所，授以相当工艺，定名为妇女习工厂，妇女习工厂附设有妇女感化所。[90]

妇女习工厂归属于京师警察厅。京师警察厅负责妇女习工厂的所有经费和其他一切事宜[91]，并派有28名巡官、长警，具体维持妇女习工厂的秩序[92]。

与济良所不同，妇女习工厂收养的女性以“良家贫苦妇女”为主。[93]所收容的妇女具体分为下列三项：第一，应行择配之妇女，妇女习工厂应行择配的妇女与济良所应行择配的妇女有所不同，妇女习工厂收养的是年龄在16岁以上，无家可归、无亲属可托的贫困女性；第二，应行安置之妇女，对于那些不能自力更生、无可依靠，超过50岁的老年妇女或年龄未满16岁的幼女，妇女习工厂都予以收养；第三，应行感化之妇女。[94]

妇女习工厂与教养局不同，教养局收养感化的是一些刑期不超过一年的轻微犯罪人员[95]，妇女习工厂收容管束感化的，是那些由京师警察厅“讯明无刑事关系”，“性情不良、家属无法约束”的妇女。[96]

凡是进入妇女习工厂的妇女，没有劳动能力的除外，年龄大的都要学习工艺，妇女习工厂聘请有专门的技师教她们缝纫、手工、毛巾、扣花、挑花、刺绣、烹饪等技术；年龄小的，会被“授以小学知识”。[97]这样，一方面可以使贫困妇女学习技艺，用以谋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劳动，教育感化性情不良的妇女。

妇女习工厂设立之后，主动要求入厂、被家属送入厂中的妇女不在少数。那些受虐待不便被家主领回的、“潜逃”被获但不愿归家或家主不愿领回的婢女，大都被安置到妇女习工厂内，学习手艺。例如，14岁的婢女春香因受责打出走，不愿再回主家，由于春香面部有伤痕多处，“受虐属实”，警察厅不便让她主人把她领回，就将春香送妇女习工厂安置，学习手工。[98]婢女王来顺、韩梅泉、李梅贞三人被家主打骂，警察厅以幼女王来顺等因“家贫流落为婢，业经无可告诉，复因受虐私逃，其情尤堪恻悯，合行将该女等发交妇女习工厂安置习艺，韩梅泉嗣半年后、李梅贞嗣一年后、王来顺俟二年后再妥为择配，尚有所依，以免流落”[99]。婢女来福被人略诱，携物逃走，主人认为，他“一向待婢女极其宽厚，从无虐待，来福今既逃走，已存不良之心，恐以后稍不留意，故辙重蹈”，不愿将她领回，警察厅就让妇女习工厂安置来福习工。[100]

对婢女而言，妇女习工厂既是容身之地，又是受“惩罚”的处所。家主往往把那些“不遵约束”的婢女送往妇女习工厂“严行管束”。例如，12岁的婢女王妹因不服家规，主人便将她送往妇女习工厂“管束习艺，嗣其改悔”，再将她领回。[101]闫泽溥有婢女红燕，13岁，闫泽溥称红燕“性情恶劣异常，不服劝教，随口骂詈，既扰乱安静之家庭，顺手偷摸，也恐染习于他仆，种种难堪，非目视者不能形容其状，施扑责又怜其幼，怒之则恨其悍，欲将她交还原主，无奈原主已经离京，无从交代，想将她转赠他人，又恐遗累他人，如今家中实有不能一日再留之势，思之再四，无善策，伏思钧庭所设妇女习艺工厂范围广大，必可安插”，为此，呈请警察厅，“准将红燕发入妇女习工厂习艺”，“该婢既得安身，泽溥亦免拖累”。[102]蒙古王德色赖托布府内婢女王青云，由于性情懒惰，不服教诲，惹怒了德色赖托布王，德色赖托布王派人将王青云送至妇女习工厂内管束。在习工厂内，王青云“深为悟悔前非，就托府邸内伴侣等向王爷代为跪求保释，王爷念其平日服务劳绩，派府内管事人到妇女习工厂内，将该婢女保释领回”[103]。

1927年3月，妇女习工厂收养有学习工艺的妇女53人，被要求“管束”的妇女5人，贫民妇女79人，“随带幼孩”11人。[104]妇女习工厂自成立起，就成了婢女安置的主要机关，对婢女救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妇女救济院

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各地方救济院规则》，以及北平特别市救助机关的改革方案，对贫民教养院、妇女习工厂、济良所、疯人收养所，以及市政公所管辖的平民习艺工厂等救助机关进行改革，在济良所和妇女习艺工厂的基础上，成立了北平特别市妇女救济院和北平特别市妇女习艺工厂，归北平特别市社会局管辖。妇女救济院内设有临时收容部、残老部、工作部、儿童部、济良部，妇女习艺工厂分刺绣组、挑花组、毛巾组、缝纫组、制鞋组、理发组、保妇组等。[105]1933年3月，北平市社会局以“妇女习艺工厂为收容贫寒女子习艺”而设，与妇女救济院息息相关，为了节省开支，就将妇女习艺工厂所有的事务归并到妇女救济院，只单纯保留“妇女救济院”作为妇女的救济机关。[106]1934年，北平市社会局又将所辖的各救济机关改组，称为北平市社会局救济院，下辖第一习艺部（男）、第二习艺部（女）、收容部、儿童部，将原妇女救济院内的年轻妇女收容到第二习艺部。[107]1936年，救济院又对所辖救助机关及受助人员的分配进行了局部调整，将收容部改为劳工部，把第二习艺部中无技能的妇女并入儿童部，改称妇女儿童部。[108]这样，妇女救济院和妇女习艺工厂作为独立机关的名称被取消，成为隶属于社会局救济院的一个部门。

北平市社会局妇女救济院的救助范围比较广泛，凡“生活无依者、奴婢及童养媳受虐待者、志愿脱离贱业者、贫民妇女自愿习艺自助者、受家庭约束经尊亲属送请教养者、身受拐骗无家族承领者、因案由司法或警察官厅送请感化者”[109]，都可以办理手续入救济院。凡是进入妇女救济院的妇女，先被收容在临时收容部，然后再根据年龄、经历等具体情况分配至各部。残老妇女收容在残老部，儿童收容在儿童部，妓女收容在济良所，其他中青年、尚能工作的妇女则被收容在工作部。工作部中，“资质较优”者，可被选入识字训练班，学习国语、算术等科目。[110]

1928年之前，政府的救济收容机构隶属于京师警察厅。对于需要救助安置的婢女，京师警察厅直接命令收容机构予以安置。1928年之后，随着收容机构的变迁，婢女的安置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公安局要想安置婢女，必须先将婢女函送到社会局，再由社会局将婢女交给妇女救济院或妇女习艺工厂，进行相应安置。例如，14岁的婢女聂小寿因被主母虐待逃出，至死不愿随主人回去，公安局将她送往社会局，安置到妇女习艺工厂。[111]婢女秋香经人介绍与卢文福相识并恋爱，秋香欲嫁给卢文福，未能如愿，就在卢文福门前“自勒脖项，意图自尽”，被公安局局长救下，函送到社会局转交妇女救济院安置。[112]婢女蔡翠玲被主人程亦崇奸污，蔡翠玲乘间逃出，公安局“未便任其流落”，将她送往社会局，由社会局安置到妇女救济院。[113]12岁的婢女魏春香，也因为被“主母虐待责打，不堪忍受”，逃出后被安置到妇女救济院。[114]

与1928年之前的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一样，非警察所送之人，救济院不予以安置。例如，田桂香自幼父母双亡，9岁时，祖母把她卖给鲍姓当婢女，鲍姓又将她送给了贾姓。桂香自到贾姓家，“终日受虐被殴，遍体伤痕”，因“被虐不过，潜逃外出”，到救济院请求收留，救济院“因非地面警察所送，不肯收留”。[115]

1932年，妇女救济院收容有120人，其中，80%为贫穷妇女，14%为娼妓，3%为婢女，其余“被遗弃、失迷、家庭送院请代管束者”，各占1%。[116]1935年，社会局救济院第二习艺所收容的283人中，“残老者”有80余人，妓女有20余人，婢女有20余人，“其余均系良家妇女”。“娼妓与婢女来所之原因，多系受虐待而致，均由公安局查觉后，转送来所。”[117]

妇女救济院对院女实行严格的管理，妇女一旦进入救济院，就很难出院，尤其是婢女与妓女。救济院称“此等妇女已经误入歧途，不能一误再误”，即使“直接亲属来领，均一律加以拒绝”，因为其“亲属如果可靠，又何致使其坠落而来本部收容”。救济院本着对她们终身负责、“决不任其再行飘零”[118]的态度，制定了严格的《请领规则》，对亲属领回，或领院女为养女、妻室等做了详尽的规定。[119]这虽然避免了弄虚作假、冒领的情况，但也增加了院女正常出院的难度。由于出院手续复杂，即使是院女的直系亲属，也需费尽周折，由外人领为养女则更为不易。对于院女来讲，出院的机会就是由救济院代为择配嫁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政府的妇女救济安置机构不主动接收婢女，即便是婢女自动投奔，也须经过警察的函送，它们才肯接收。尽管如此，这些妇女救济安置机构致力于对底层社会妇女的救助与安置，虽然安置规模有限，救济成效欠佳，但它从根本上解决了被救济者的生存问题。尤其对于多数在北京没有亲属、无所归依的婢女而言，这些机构给她们提供了一个暂时栖身之地，给那些不愿为婢的女子提供了“逃离苦海”的机会，为她们转换社会身份创造了条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婢女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