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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禁婢的法律法令（第1页）

第一节禁婢的法律法令

一、民初的禁令与刑法条例

婢女制度由来已久，虽然各个朝代都有人主张优待婢女，但明令禁止蓄婢一事，则始于清末。1906年3月1日，两江总督周馥上折清政府，请求禁止买卖人口，“请旨禁革，以昭仁政”[1]。1909年1月16日，陕西道监察御史吴纬炳又上折清政府，请求禁止置买奴婢，“以昭仁政而重宪法”[2]。在此基础上，1909年12月21日，由宪政编查馆主稿、会同修订法律大臣制定的《禁革买卖人口旧习酌拟办法》，获得清政府的批准。[3]禁革买卖人口的主要内容是：“嗣后买卖人口，无论为妻为妾为子孙为奴婢，概行永远禁止，违者充军；今既禁买奴婢，此后即永无奴婢名目；嗣后契买贫民子女及从前旧有之奴婢，均以雇工人论；旧时婢女限时婚配。”[4]从内容可知，禁革买卖人口其实允许贫民“契卖”子女，只是在名称上做了一下变通，把“奴婢”改为“雇工人”。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没有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同时，南京临时政府删改了《大清新刑律》中与中华民国国体相抵触的部分，把修改后的《大清新刑律》改称为《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由于《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中没有关于人口买卖的规定，而清末的《禁革买卖人口条款》又没有被明文废止，况且，《禁革买卖人口条款》又与民国国体不相抵触，因此，在民国初年，清末制定的《禁革买卖人口条款》仍然有效。[5]

1921年7月，香港兴起了废除婢女运动，影响迅速扩大。时任广州军政府大理院院长的徐谦提出，“蓄养婢女，本为法律历禁，惟恶风相习，习非成是，往往视为固然，倘若任其长此终古，不加以取缔，在中华民国内，容许这种奴隶制度的存在，不仅违反约法”[6]，而且“实为人道之大患”，“新文化之污点”，“实足以贻国际之羞”。[7]在徐谦的建议之下，1922年，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的名义通令各省，“蓄婢之风，前清末造，业已成为历禁，凡买卖人口者，科以重刑，民国成立，人民一律平等，载在约法，所有专制时代之阶级制度，早经完全废除，乃查私家蓄婢，至今未已，甚至买卖典质，视同物品，贱视虐待，不如牛马，既乖人道尤犯刑章，兹特明令严行禁止，嗣后如再有买卖典质人为婢及蓄养者，一经发觉，立即依法治罪。着内务部大理院分别咨令各省行政司法长官，令饬所属一体奉行。并要求内务部通行各省妥筹贫女教养办法，以资救济”[8]。与《禁革人口买卖条款》中的相关规定相比，此项禁令不仅提出要禁止“典卖人为婢”，而且注意到了事后的救济问题。

在此背景下，1922年7月，京师警察厅总监以“收买使女，于人道上为最不平等之举动，不特有乖人道，且为法律所不许”为由，为“挽救颓风、维持人道，拟定严禁收买婢女”办法，并以布告的形式，“晓谕居民住户，不得违犯再有收买使女情事，倘有不遵，一经查觉，或有人告发，定必从严惩治，以重人道”。[9]1926年，京师警察厅再次以“收买婢女为最不平等之事，有乖人道，为法律所不许，印刷布告，晓谕人民，禁止买卖婢女，如有违犯，一经告发，将拘获重罚”[10]。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保障女权令》，指出：“现值北伐完竣，民解倒悬，亟应保护女权，以重人道，除关于禁止缠足一事，已经内政部规定条例呈准颁行外，又规定了几条禁令，其中禁蓄婢女例指出，使人作奴，久为历禁，曾经广州军政府，于民国十一年间颁布禁令有案，现时新颁刑法，并且列为专条，严定刑等，而富家大族，往往仍沿旧习买用婢女，摧残人道，殊堪痛恨，应由地方官吏，查明严禁，不得再蓄婢女，违者依法究办。”[11]

1928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使人为奴隶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之未遂犯罚之”[12]。由于该法成立仓促，条文繁复，国民政府于1931年年底又开始对其进行修订，并于1935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296条规定，“使人为奴隶或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13]。也就是说，自1928年起，使人为奴隶不仅不合人道，而且触犯刑法。刑法对婢女买卖的行为有约束力，但约束力并不大。因为，自1909年起，“契买婢女”已经被改为“雇工人”了。主婢双方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在警察厅，面对警察的讯问，许多家主都指出他们的婢女是“雇”来的，不是“买”来的，他们有权领回支使。

二、20世纪20年代末地方党部“上呈”的禁令

除政府的禁令、刑法规定外，一些地方党部也拟定有禁婢办法，并报告给中央党部，推行全国。

1928年，湖南省安乡县党部把《严禁蓄婢养妾及虐待童养媳》的办法转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通令全国，重申禁令，以维人道，而张民权”[14]。湖南省安乡县党部指出，中国国民党对“政治上革命的工作，积极方面，是训练民众行使四权，以达到全民政治；消极方面，是应极力抨击封建制度的余影。查蓄婢养妾及虐待童养媳，殊属灭绝人道，破坏民权。良好幼女，常因坠入婢、妾之流，终身幸福竟为之剥夺殆尽”[15]，如果不设法禁止，“本党革命利益，妇女同胞，殊深向隅之撼也”[16]。为此，湖南省安乡县党部拟定了4条禁止婢、妾、童养媳的办法：

一、蓄婢者，限于一定期间将婢交由其原家庭无条件领回；其已无家庭者，准于相当年龄任其自由择配，该家主不得索取相似身价之礼金。

二、养妾者，法院应持准其妾自由提出离婚。

三、请政府明令严禁虐待童养媳，违者惩处。

四、不愿为婢为妾及童养媳而无家可归者，政府须设立形似济良所之公厅，以资收容。[17]

上述4条办法，与婢女相关的是第1条和第4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严禁蓄婢养妾及虐待童养媳》转交到国民政府内政部，国民政府内政部核查后，指出《严禁蓄婢养妾及虐待童养媳》中的第2条“关系法律”，第4条“碍难照办”。[18]一直到1931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才将《严禁蓄婢养妾及虐待童养媳》下发全国各省市政府，“转饬所属，一体严行查禁”[19]。

1930年，南京特别市第七区执委会指出：“蓄婢恶习，虽早经悬为历禁，只是近年各省灾荒迭告，以致贩卖人口之事，形同虎狼。含冤而死者不知凡几。”[20]为了保障女权，南京特别市第七区执委会也拟定了11条办法，转交到国民政府内政部，要求全国“查禁蓄婢，广设贫女教养院”[21]。南京特别市第七区执委会的具体办法如下：

一、凡蓄婢者，一律率同婢女到警察机关登记。将婢女原来姓名年庚出处体格亲属，及买价详为记载，并发给登记证，以资证明。

二、凡蓄婢隐匿不赴登记者，一经发觉，从重科罚。

三、凡蓄婢者，未领登记证，准房主或邻里报告，否则同科。

四、凡户籍调查，须详为查记婢女之来历，及一切生活状况。

五、婢女登记后，达到相当年龄，应准其自由择配，不得出卖；如遭虐待或出卖，应准随时报告登记机关，登记机关应随时派员查察。

六、婢女出配时，应向登记机关报告，并准撤销登记证。

七、婢女在未出配前，应使其有受教育及职业之机会。

八、婢女登记之后，应恢复原来姓名，不得与主人同姓。

九、婢女未到法定年龄，不得使任笨重劳工作。

十、各地政府应设贫女教养院机关，并宜鼓励慈善团体，广为设立，以便收养而杜贩卖。

十一、未蓄婢女者，自通令之日起，一律不准蓄养，倘经发觉，按贩卖人口待，从重科罪。[22]

收到南京特别市第七区执委会拟定的办法后，国民政府内政部首先肯定了它的用意是好的，拟定的办法中，“广设贫女教养院”较为可行。1930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将这个办法下发到各省市民政厅，通知所属的市县政府举行婢女登记，设立贫女教养院，“以革恶俗而重人道”[23]。国民政府内政部同时也指出，这个办法也存在问题。依据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333条规定，使人为奴隶，要被处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蓄养婢女，即系使人为奴隶，按照刑法规定，本有应得之罪，若使其登记给证，则与刑法不符”[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