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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婢女的生活状态（第2页）

行是人生的四大需要之一。婢女需要劳作、听人使唤，如果是小脚，对她们来说，既不方便行走，也不方便劳作，如东斜街住户某姓，由于婢女是缠足，行走不方便，“这位老爷偏用掸把子打她的脚”[158]。脚也是人们描述婢女体貌特征的标志之一。例如，东城王府井大街吴姓家婢女春香窃物逃走，报纸在描述该婢女的年龄衣着之后，又补充道，“还是两只天足”[159]。一双大脚对婢女极为重要。在所掌握的600个婢女的档案资料中，明确表明“脚”的情况的有48人。48人中，有42人是“天足”，1人是“放足”，5人是“缠足”。婢女多不缠足，这与民国时期的禁缠足运动有关。还有，女孩子多是10岁左右时被卖出给人当婢女的（见表2。6），如果她们被卖出之前，母亲不给她们缠足，蓄婢家庭一般也不会再为其缠足。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下层社会不太重视女孩的缠足问题有关。

婢女们一般很少外出。即便外出，北京较为廉价的人力车也可以成为她们的代步工具。19世纪末，人力车被引入中国。到20世纪初，人力车开始在北京城市公共交通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20世纪20年代，与上海等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人力车又要普及得多。人力车低廉的价格使其成为普通市民所乐意乘坐的交通工具，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已有电车和公共汽车，人力车依然是价廉物美，满目皆是，供过于求，大便行人，所以，市民多乐于乘坐。[160]正是由于人力车的价格便宜又随处可见，婢女出行时，也将其作为首要的交通工具。例如，李姓家婢女赵全喜，时常被女主人詈骂毒打，某晚“又被毒骂，势将殴打”，她因害怕，就携带洋元、戒指等物私自逃出，因无处去，乘坐人力车在“城内游逛”。[161]彩屏是王姓家婢女，跟主人到亲戚家串门时，亲戚家的女仆向她说过，打算给她“找一婆家，免受苦累”，之后，彩屏便雇人力车去女仆家询问情况。[162]刘荷花因时常被主人责打，经男仆说合，打算与同乡张姓“回籍成亲”，就偷了主人8元钱，雇坐人力车到火车站，之后，又雇人力车到“万牲园闲逛”。[163]刘宝卿时常与“丐妇”刘尹氏说闲话，并向“丐妇”刘尹氏诉说自己的受虐情况，想逃到她家去，刘尹氏答应后，就“背着货筐步行”带路，刘宝卿则雇坐人力车跟着她。[164]

二、教育与医疗

1。教育

婢女多“为穷匮之子弟，其家庭恒无力使之就学”[165]。在她们被卖充婢女之前，父母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没有能力或不愿意送她们去学堂念书。在所掌握的资料中，只有王秀云一人在当婢女之前曾在国民小学校念过三四年书。[166]

婢女进入蓄婢家庭后，有的蓄婢家庭会给年龄幼小的婢女提供念书识字的机会。例如，许姓家婢女来福，曾与许姓家的小孩“一同读书写字”。[167]司法部职员余集夫妇有一个7岁女儿，余集就把女儿和13岁的婢女瑞端一块送到“左府胡同学校”去念书。[168]田春梅10岁时，被父母卖给田姓，田姓可怜她失学，就把她送到“中南海妇女识字班”读书，以备她将来能够正式进入学校。[169]杨玉枝是梁云生从四川家乡带来的婢女，梁云生曾让杨玉枝在“石驸马大街平民学校晚班肄业，不花学费，每日晚六点上课，八点下课”[170]。

即便婢女没有被主人送到学校或识字班去读书，她们在陪同主人家的小孩读书时，也有接触到读书识字的机会。例如，李濬家14岁的婢女，除了侍奉李濬的母亲外，每天都陪伴李濬的女儿读书。[171]关秉忠幼子到了念书的年龄，关姓经常教婢女关云芝（即唐云芝）读书写字，以便关云芝能够教他的幼子念书。[172]施姓夫妇有婢女名叫玉兰，聪明机灵，施姓夫妇认为，若长时间让玉兰在家内服侍，“实于心不忍”，权衡之下，他们将玉兰送到了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技艺，“手下仆人不足呼用，亦在所不惜”。[173]

一位学校老师曾谈到，有一个富家小姐来北京上学，带来了两个婢女。这两个婢女也与这个富家小姐一起到学校上课，她们实际上也是学校的成员，但她们来学校的原因却令人费解，后来才发现，这两个婢女是为了照顾富家小姐，在晚上充当小姐的暖脚炉，“一只脚一个”。[174]抛开这位富家小姐带婢女的用意不说，对这两个婢女而言，能够到北京读书，确实是很难得的机会。

不可否认，能够享有教育机会的婢女只是少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蓄婢家庭买来婢女的主要目的是供家内使唤，不是送她们去学校读书识字。

婢女虽没有读书的机会，但也表达过想上学堂读书的意愿，如旧鼓楼大街褚旅长家的婢女宋彩霞，18岁，年龄已大，她“想脱离奴隶生活，入校读书”[175]。9岁的赵春红因受女主人责打，闯进了京师第一女子小学校内，不愿意再回赵姓家，“愿意跟人上学堂念书”[176]。

就教育程度上来讲，虽然古代曾有婢女能诗善咏，留名千古，如辛稼轩的婢女钱钱，方万里的婢女周滕雪、刘玉榴，苏小小的婢女简简，白雪山的婢女春草[177]等，但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婢女，即使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大多数人也只是认识一些基本的汉字，仅仅能够阅读报章，并书写简单、普通的如地名人名之类的词语。

2。医疗

婢女在蓄婢家庭里生活，主人除供给婢女饮食、衣服、住宿外，婢女若生病，主家也要负责治疗，不管是送医院还是请来医生诊治。例如，翠芬鼻子上患有疮症，主人将翠芬送入宣武门内尚志医院诊治。[178]符桂香因患疮症，主人就让女仆陪同她到医院看病。[179]玉谷在王姓家当婢女，因为年已16岁，“亟应择配”，王姓“一时又难寻相当人家”，就把玉谷送进妇女习工厂安置择配，到妇女习工厂后，玉谷生病，愿意回王姓家去，王姓就又将玉谷领回家医治。[180]来喜是许宅婢女，平日伺候姨太太，之前因患疮疾曾在安立甘医院住院医治。[181]婢女洪莲患病后，主人先给她灌药，又派人请来医生为她诊治。[182]

当然，也有婢女生病，主家不给治疗的情况。例如，婢女如意称，她们主人并不疼爱婢女，同伴婢女玉兰患头疼病，主人不给医治，玉兰“病了五天就死了”。[183]齐姓妇有一个14岁的婢女顺儿，因伤得病，齐姓妇“不但不请医调治”，仍然“骂詈如常”。[184]“有些狠心的主人对生病的婢女不闻不问，甚至连口水也喝不上，哪里还会给延医治病。”[185]还有的主人则怀着异样的心情看待婢女的病。例如，张爱玲的小说《小艾》中，婢女小艾在被老爷奸污怀孕后，姨太太担心小艾生孩子后自己会被夺宠，就用力踢打小艾。小艾流产后，染上了一身的病，作为主人的五太太不但不怜悯小艾，还憎恨小艾破坏了自己与姨太太的和睦关系，不仅不给小艾治病，还想早早打发小艾出嫁，却因为小艾病得太重，没人肯娶。

三、休闲娱乐生活

1。休闲

对婢女而言，是无所谓休闲的。她们劳作之余的时间，都是休闲。许多婢女本身就是七八岁的小孩子，她们中的一些人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陪同主家的孩子玩耍，因此，玩耍自是休闲。例如，庄亲王府12岁的婢女海棠，做完自己的事情后，就跟王府的八个小孩一同玩耍。[186]赵姓家11岁的婢女来顺，天天在街上带着孩子玩耍。[187]12岁的刘冬梅，平日主要就是带着李姓的幼孩在门外玩耍。[188]有的婢女也会上街闲逛，或去逛庙会。例如，彭姓家女仆曾经带婢女“往香厂新世界游逛”[189]；平绿云经常与女仆一起，带主家的小孩逛庙会[190]。

闲聊似乎是婢女最经常的休闲方式。但是，闲聊是要受到限制的。有的主人对婢女管束较严，不允许她们随便与人说笑。例如，婢女张连桂劳作之余，“每有到门房与人说笑，回到屋内时，太太即向她辱骂”[191]。况且，主人对婢女多是看闲不看忙，“宁使之忙，毋使之闲；宁使之劳，毋使之逸”[192]，看到婢女闲着，就认为婢女偷懒，如婢女黄莲花曾说，“昨日姨太太听戏去了，将我锁在厨房里头，后他回来时，说我不做事了”[193]。马经常家婢女桂琴到同院居住的夏姓家闲坐时，主人让她做事，她一时没有听从，主人就殴打她。[194]当婢女连闲聊的工夫都没有时，何谈休闲呢？

2。娱乐

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人们多热衷于娱乐。娱乐合于教育、卫生、文明等原则，既能锻炼体魄，增长知识，又能放松心情，陶冶情操。时人认为，文明国家极为重视娱乐，一国民众，都有享受各种娱乐的权利，因为娱乐是“合于人生的，是强国的利器”[195]。古代社会对女子户外活动有限制，女子很少有休闲娱乐的观念，休闲娱乐活动也不多。到了近代，尤其是到了民国时期，西方一些“高尚的娱乐”，如看电影、听留声机、跳舞等休闲娱乐方式逐渐为都市女子所接纳。但是，对婢女而言，即便她们的主人可以体验到这些现代的休闲娱乐，她们大多也只能拘泥于有限的空间，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

对年龄小的婢女而言，娱乐就是休闲玩耍，休闲玩耍就是娱乐。因为婢女多不识字，能够读懂报章杂志的寥寥无几，除了闲谈之外，别种娱乐方式实在很少，除非有的主人外出听戏时会带着她们。例如，婢女樱花的女主人到“香厂新明大戏院”听戏时，就带着她。[196]碧玉的主人时常到“什刹海小桥南路西洪瑞戏棚”看戏，碧玉也经常跟着去看戏。[197]

有的婢女终日不出门，甚至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当然也谈不上娱乐。有的婢女则是从早忙到晚，根本没有时间休闲娱乐。

总之，日常生活状况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多为平凡琐碎的小事。作为特殊的女性群体，婢女的生活状况并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层次性和差异性，生活过程中也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对大部分婢女而言，她们终日劳作，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变革对她们的影响并不明显，具体到着洋装、吃西餐、看电影等现代化的生活模式，对绝大多数的婢女来说，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