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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婢女买卖的参与者（第1页）

第一节婢女买卖的参与者

民国时期，在北京，年幼的女孩子很少会自卖自身，为人充当婢女。当一个女孩子从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时，她的后面有一系列的人在发挥着作用。婢女买卖中，既有女孩父母的主动因素，又有不得已的被动因素；既有利益的驱使，又伴随着救人于危难的“慈善”色彩。

一、买卖婢女的家庭

当某个家庭需要购买婢女时，会托家里的佣仆或身边的熟人介绍。例如，吴杨氏想买一个婢女，便托厨役田玉山介绍，从张姓手里买了幼女顺喜。[1]“醋章胡同住户”左霈，曾托马王氏找过女仆，后来又托她介绍，买来婢女荷花和海棠。[2]“打磨厂鸿泰店内世和公票庄经理”温作霖想买一个婢女，托熟人孟张氏代他去“寻问”。[3]“山东督办太太”需要婢女时，特派专门人员到北京妇女习工厂去挑选。[4]

对于蓄婢家庭来讲，有时，他们购买婢女不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是现实的要求，或者是出于怜贫济困。例如，“陆军骄兵中校、讲武堂第三队队长”乔连均，有朋友罗寅钧在“什刹海南官房门牌三十五号”居住，乔连均的岳母谭氏到罗寅钧家串门时，遇见幼女徐靠节的母亲要将徐靠节卖在罗寅钧家当婢女，罗家不肯收养，乔连均岳母看徐靠节可怜，就将徐靠节买下，带到乔连均家，让她陪同乔连均的两个小孩玩耍。[5]谬红菊父亲死后，母亲改嫁，谬红菊的胞姐就央求谬承金，让谬红菊到他家去当婢女。[6]金玉3岁的时候，金玉母亲要将金玉送给李郭氏为婢女，李郭氏不愿意要；后来在女仆的撮合下，李郭氏勉强给了金玉母亲30元，将金玉买了下来，并让金玉的母亲“写立字据”。[7]周芝甫买婢女银福时，也是如此。据周芝甫称，有一孟姓妇人到他家，说“亲戚关姓病故，留有一女，年十一岁，乳名银子，衣食全无，甚是可怜”，恳求周芝甫让银福到他家当婢女，他“出于善心”，才将银福收留。[8]

有的家庭以购买婢女为名，买来幼女做妾，如“崇文门外东利市营住户”刘竹有，手中有些积蓄，因妻多病，无人照顾，想购买一个婢女，经朋友李玉兴介绍，他花60元买来19岁的王香龄，“竟收房为妾”。[9]

同样，那些欲卖女为婢的人家，也会托身边的熟人、邻居等代为寻找欲买婢女的家庭。京兆宛平县的李清珍，以“牧羊为生”，家有老母，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梅花。李清珍的母亲曾向在外佣工的邻居彭安氏诉说家中的贫苦，让彭安氏给梅花“找主给人当使女”，后李清珍又托街坊李四说合，将10岁的女儿梅花卖与陈仲钧家为婢女。[10]白恩连的姐姐因家贫寒，要将生女金子卖出为婢女。白恩连找到熟人顺德夫妇，又由顺德夫妇找到卖葡萄的裴纪续，裴纪续转托沈万氏介绍，将金子卖与在火神庙居住的赵某家当婢女。[11]王玉义有6个女儿、2个儿子，因孩子多，生活贫寒，托艾姓介绍，把10岁的第四女巧钗卖给了林瑞堂充当婢女。[12]郭宋氏在朝阳门外六里屯居住，因家贫，托兰姓介绍，将8岁幼女丫头卖与三巷龚宅为婢女。[13]宛平县62岁的王玉顺，因家贫，托陈顺给其女儿平儿找一个人家当婢女，陈顺转托冯邓氏，冯邓氏转托刘振声，后经孟福臣介绍，由米市胡同龙姓家的仆人窦振亭介绍，把平儿卖给了龙姓。[14]

此外，有些佣人也会将自己的女儿带到其所佣工的家庭充当婢女。例如，许姓家有管事人范伯堂，把女儿范淑贞带在许姓家为婢女，在“四姑奶奶屋做事”。[15]朱春林的父亲在平原公司经理张国培家当佣工，朱春林在十一二岁时，父亲就把她带在张国培家当婢女。[16]李炳寅在袁克良家内管事，在袁克良马号内居住，李炳寅的女儿李桂子也在袁克良家当婢女。[17]

有的父母或亲属因生计艰难，会把孩子直接卖给人口贩子。[18]10岁的芙蓉是四川成都府人，没有父母，与婶母一同生活，婶母把她卖与人贩子，人贩子又将她转卖给王姓为婢女。[19]刘勤蕊，陕西人，14岁，家中贫苦，父亲将她卖给人贩子，人贩子又将她卖给娄姓为婢女。[20]父母一旦把女孩卖给了人贩子，基本不可能再知道女孩以后的命运。对人贩子而言，把女孩卖给妓院或卖给人做妾，远比卖给人为婢要获得更大的收益。材料显示，卖给妓院的女子价格一般为100～300元[21]，而卖给一般家庭当婢女只有几十元，况且北京对人贩子的打击力度相对还比较大，把女孩卖充婢女远比卖充妓女所担风险要大。

为安全起见，人贩子在把女孩卖为婢女时，往往自称是女孩的父母。女孩的买卖往往被一份适当起草的契约所掩盖。有时，购买婢女的家庭也是这种欺骗行为的受害者。例如，范某想买一个婢女，托仆人胡永泉帮忙寻找，胡永泉转托杜华亭办理，“翌日，杜华亭带同德顺、张王氏及幼女大凤”来到范某家，张王氏称，她是大凤的母亲，“情愿将大凤卖给本宅为婢”，范某信以为真，于是双方议妥身价、写立字据、付完钞票之后，张王氏等人离去。第二天，就有赵姓妇带着警察到他家，说他买的婢女大凤，是她的亲生女孩，大凤是被人“诱出价卖”的。[22]

民国时期，只要购买婢女的契约中不出现“买卖”字样，警方对蓄婢家庭拥有婢女的权利也不会提出质疑。例如，下面这份婢女买卖的字据写道：

立赠与字据人陈西龙，今因家道维艰，生活无力，因情义所惑，将自己现生女儿乳名爱琴，现年十三岁，七月二十四日戌时生，情愿赠与刘兴业教养，仰免冻饿之苦，为婢为奴以及将来年长之后，或为择嫁或即为妾皆凭主人自便，倘此女不幸或因病夭折，或被人诱拐失踪，故与主人无干，恐口无凭，立将与字据为证。

介绍人高凤广[23]

在这份赠与字据中，有赠与人（即女孩的父亲）、受赠人（即刘兴业），还有中间介绍人，但没有赠与的具体时间。缺少时间的字据应该是一份无效的字据，而事实上即便如此，它依然具有一定的效力——因为这份字据中没有“买卖”字样，警察厅也承认刘兴业对婢女爱琴的所有权，“爱琴既不愿回刘宅，当初主母并未使钞，仰将爱琴交回主母领回”[24]。警察惩罚虐待婢女的行为，但并不对一般的蓄婢家庭采取行动。尽管警方一直在严禁买卖婢女，不过，当婢女逃走时，蓄婢家庭会主动要求警方寻找，警方也会努力寻找逃走的婢女。西单牌楼北某学校教员家9岁的婢女小弟因不堪主妇的责打曾两次逃跑，均被警察送回。小弟第三次乘隙逃出，因无处投奔，在街盘旋时被警察盘问。小弟哭诉受虐情形，署长认为她没说实话，就传其主人到区署当面讯问。小弟由于畏惧主人，不敢说受到了虐待，署长便仍让主人将小弟领回。于是有人就以讽刺的口吻称，“警察本领大，三逃三擒，丫鬟难未已”[25]。警方在查寻到婢女的下落后，也会反复劝说婢女回到主家去。

“购买”一个幼女需要多少钱，或者说一个幼女能卖多少钱？或许，讨论一个婢女的价格并无什么价值，但这是确实存在的一个问题。女孩的价格取决于购买幼女的家庭的实力，同时，与社会灾祸、战乱等因素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也与购买幼女的地点、幼女的年龄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一个女孩不值多少钱，十几元几十元就足以获得一个“劳动力”，而其收益要远远大于所投入的资金。

表3。11912—1937年被卖为婢的女子价格

一个女孩子，一般“年十岁左右”，“值洋十元至二十元，其十五六岁女子，只售洋四五十元不等”。[26]女孩的售价与年龄有点联系，小女孩的售价较低，一个10岁的小女孩[27]和一个6岁的小女孩[28]，分别被卖了5元和8元。灾祸战乱时，女孩的售价更低，“河南东部，灾象又见，女孩每人只售一元”[29]，“近来受兵匪之患，而逃难来平之各县难民，糜集本市。难民因衣食无着，自动贩卖小孩少女者颇多，有洋三四十元，即可任择少女”[30]。10岁的幼女来喜，被人“诓走”，卖给周姓，“身价是制钱十一串”，后来，周姓以20元的价格把她卖给了曾姓，曾姓又把她卖给水姓，价格也是20元。[31]

当然，女孩的价格取决于购买幼女的家庭的实力。金颜氏买婢女雅宝时，花了180元。[32]“某部科员”用130元，买了一个13岁的幼女菊儿。[33]小说《大宅门》中，白文氏购买香秀时，花了500元。

表3。1中的“金额”，大部分是女孩自己陈述的她们被卖出时的价格，也有的是女孩的父母陈述的价格，还有的是购买幼女的家庭所陈述的价格。在报纸资料中，价格在20元以下的有5人，占的比例是18。5%；档案资料中，20元以下的有39人，占的比例是25。8%。报纸资料中，价格在41元到60元之间的人数有7人，占总数的26。0%；在档案资料中，价格在同一区间的有29人，仅占总数的19。2%。与报纸资料相比，档案记载的价格明显偏低。一个女孩子在被卖给人当婢女时，很少有能被卖到100元以上的。表3。1中的数据显示，价格在60元以下的女孩子占了总人数的五分之三，这进一步说明，女孩子不值多少钱。

二、媒介角色的中间人

购买婢女家庭所托的佣人、熟人，以及卖女孩的家庭所找的熟人等，均为婢女买卖的中间人。这些中间人中，一部分虽不以此为业，但他们可以联系欲买婢女的家庭和欲卖女孩为婢女的家庭，为需要者搭桥牵线，促使双方见面相看，如果欲买婢女的家庭对幼女满意，双方即可商讨好价钱，签订契约，交付款项，成功交易。具有媒介角色的中间人在交易中担任重要角色，他们会从中抽取份钱作为“劳务费”。

朱姓厨役张国林等人帮助朱姓将不听教训的婢女荷花卖给钱姓，改名春喜，价洋70元，朱姓得60元，下余10元作为劳务费，由张国林等几人分用，张国林得2元。[34]马王氏等人给住户左姓介绍买婢女海棠，海棠身价67元，马王氏从中得4元，另外两个介绍人各得3元。[35]孟张氏帮助温作霖买得幼女赵槐子后，赵槐子父母酬谢孟张氏等介绍人劳务费每人2元。[36]在裴纪续等中间人的撮合下，金子的母亲把金子卖给了在火神庙居住的赵某家当婢女，共卖30元，金子之母得25元，余下5元由中间人作为劳务费分用，裴纪续分得1元。写立字据时，赵姓恐怕金子的母亲“日后返悔讹赖”，就在字据上写价50元。[37]王玉顺托陈顺等人把女孩卖给龙宅，价格60元，王玉顺只得30元，冯邓氏得劳务费7元，其余23元由窦振亭、陈顺、刘振声、孟福臣作为劳务费分用。[38]茹廷珍托罗荣秀、赵瑞庆二人介绍，将女儿茹三菊（即何珊琚）卖给众议院议员刘万里家为婢女，刘万里给了茹廷珍100元。为表示感谢，茹廷珍给刘万里家的“听差人”6元，给赵瑞庆、罗荣秀各2元劳务费。[39]

我们从上文中能够看到，在婢女买卖交易中，中间介绍人不止一个，有时候，他们会因劳务费分配不均而发生争执。有则新闻报道称，“抚院胡同德君，游闲界人物，经宫门口东廊下孙三奶奶同一位白发妇人（外号人称小狐仙）”介绍，将10岁的女儿卖与某姓，价格40元，而这两位介绍人因分“扣头”（劳务费）不均而吵骂不休。这则新闻的作者最后评论道：“咳，人家被穷逼的卖孩子，你们还忍心争长论短的，太狠心了。”[40]

当然，中间人为了多得劳务费，往往会隐瞒幼女的真实身价。谷龙元因为家庭贫苦，生活困难，经韩姓、赵姓、李姓说合，将9岁的女孩谷秀儿卖给钱炳炎，钱炳炎付给了韩姓等中间人60元，而中间人韩姓等人却告诉谷龙元卖出的价格是55元，由于先前已经言明，韩姓等三人要从谷秀儿的身价中分10元作为劳务费，如此一来，一无所知的谷龙元实际只得到45元。[41]

有的中间人对买卖双方都隐瞒实情或有意欺骗。龙周氏欲回四川原籍，恐人多“耗费川资”，便托仆妇孟王氏把婢女春桂卖了，并告之110元就可以卖。邻居海军部办事员陈泽之妻陈丁氏愿意买春桂，问孟王氏要多少钱，孟王氏说龙周氏要400元，陈丁氏出价150元，双方谈妥后，陈丁氏即向孟王氏索要字据，孟王氏因为不会写字，陈姓就写了一个底稿，写的是“一百二十元现洋，三十元钞票”，让孟王氏拿去签的字。很显然，孟王氏从中作了假。当陈丁氏将钱150元如数交给孟王氏后，孟王氏留下30元钞票和10元现洋，将余下的110元现洋交给了龙周氏，龙周氏又从110元中抽出10元作为劳务费，给了孟王氏。[42]《大宅门》中，白文氏购买婢女香秀，中间人王喜光在办理时，先给香秀爹妈出价10元，香秀爹不同意，王喜光又涨到30元，后来干脆涨到50元，王喜光转过来又告诉白文氏，香秀父母要价500元，就这样，白文氏出了500元，王喜光给香秀爹妈50元，自己除了从中得到450元之外，白文氏另外又赏给他两个份例红包。

有时候，中间人在隐瞒婢女实际身价的同时，也可能存在欺骗。例如，朝阳门内小雅宝胡同住户程俊坡，四十岁左右，以开照相馆为生，家道小康，妻赵氏每日卧床不起，“经年不愈”，程俊坡已雇有女仆祝氏一人操作家务，因难以顾全，欲纳一妾，托豆瓣胡同住户申彩生介绍。申彩生了解到，东直门内炮局二条住户文张氏家中有一个16岁女孩，名叫银子。申彩生向文张氏说，可以把银子典给程姓家当婢女，程家出财礼60元，典期3年，3年后文张氏仍可把银子接回。银子到程家之后，文张氏曾前往程家看银子数次，但程家均以“无暇”为由，不让相见。后来文张氏又前往程家见银子，等候半天才得与银子相见。据银子称，程某已收她为妾。文张氏“闻言大怒”，向程某交涉。程某说，他花洋100元，当时已向介绍人申某说明，就是买来做妾。[43]很显然，是作为中间人的申彩生从中作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