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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婢女偷盗问题（第1页）

第四节婢女“偷盗”问题

婢女依托主家，与主家一同生活，可以说，婢女是主人家庭的一分子，有的主人也对婢女特别信任，让她管理整个家庭。婢女的一端是相对富裕、衣食无忧的主家，另一端是贫穷无依、缺衣少食的父母家，婢女联系着贫穷和富有，也可以说，她们是贫穷与富有的见证者。在婢女的世界里，有时候，一点点的“刺激”就有可能引起她们偷窃，即便有时候，偷窃并非婢女所愿。

一、偷窃现象普遍存在

婢女的世界里，普遍存在偷窃现象。例如，喀喇沁王府15岁的婢女节小和11岁的婢女芍药称，她们因为受气（具体怎样受气，则说不清楚），准备结伴回家乡，节小偷了“大姨奶奶金戒指二个，包金戒指一个，镶金珠钳子一付”，芍药也从“太福晋屋内偷得中国钞票五元，现洋一元”，两人又携带各自衣物，从王府的“西院角门潜逃”。[118]巴林王府婢女春香因为贪睡，被主人打了一顿，主人威胁说要打死她，害怕，就乘人不备，“从福晋箱内窃得金条一根，金戒指一枚，大小银锞十枚”，藏于腰内，乘空逃出。[119]12岁的婢女芳云因为调皮，主人说要打她，仆人刘姓教她偷拿主人的钱物，“以便逃走”，她就从主人“抽屉内偷拿钞票一打”，因为不认识钱，也不知道钱的数目，刘姓向她索要时，她就将“钞票悉数交给”了刘姓。[120]14岁的婢女王桂清因为做不好事情，经常被主人责打，仆人单树德告诉她，可以带着自己的衣服去找他。王桂清因为衣服太少，就偷偷将女主人的“女大麾一件、银灰库缎小女棉袄一件、蝦灰库缎夹裤一条、洋裙子一条、花洋布裤掛一身、女洋布手巾二块、月白布包袱一个”等物携带出门，去找单树德。[121]婢女春喜见“主人的皮袄在椅子上放着，兜内露出洋钱票”，她就从“皮袄内将洋钱票偷出，是三张绿色三张红色”（春喜不认识数目，也不知道是多少钱），藏在身上，“上街给少爷买糖吃”。[122]

傅某见婢女梅香长相俊美，欲收房为妾，梅香以傅某“年将半百，恐难偕老”，就收拾好自己的衣物，又从傅某“屋中窃得钞洋一百余元，金首饰十余件”，“于晚间九时许，乘隙逃之夭夭”。[123]婢女傅秋云因为年龄已大，所伺候的老太太依赖她，不允许她结婚嫁人。秋云与仆人通奸后，乘主家无人，偷拿“金镯子五支，金戒指三个，金钳子一付，内行准备库存款单（计五千元）及金城等银行存款单三张，分别提取的六千元左右”，与仆人一起逃到了天津。[124]婢女香儿与厨役恋爱，主人发觉后，就严格管束香儿。香儿因“不得自由，乘主人外出之际，窃得主人现款二百四十元及首饰等逃走无踪”[125]。婢女孙桂兰“暗与情人有约，竟与日前不辞而别去，携走细软衣服及首饰数件”[126]。22岁的婢女林秋苓与厨役朱某通奸，主人答应，只要朱某筹齐“林秋苓身价二百元”，就让林秋苓嫁给他。朱某因为“无力筹款，此事即作罢”，后来，林秋苓听说主人要把她许配他人，“只索身价一百余元”，着急之下，乘主人未在屋，“窃钞私逃”，与朱某在外租房生活。[127]16岁的婢女孙小云见邻居常赵氏锁门外出，就用“劈柴棍将他屋门铁锁拨开，进内由抽屉内，偷窃现洋两元八毛”，购买“洋袜”等物。[128]

婢女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偷窃现象，也使她们成为被主人怀疑的对象。也就是说，主人一旦丢失钱、物，首要的怀疑对象就是婢女。

婢女群体中所发生的偷窃现象，是由某种客观诱因促成的，与那些以偷盗为职业的盗窃犯蓄意寻找机会盗窃不同。婢女偷窃，一般都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她们没有事先的缜密准备，除极端事例外，大部分偷窃的数额也不是很多。

二、偷窃原因

就目前所掌握的653例相关婢女的档案资料中，涉及婢女偷窃的有95例，约占六分之一。报纸中也有许多婢女偷窃的报道。以《世界晚报》为例，在1926—1937年，共登载有“婢女事件”48则，其中，“婢女偷窃事件”有18则，占三分之一还要多。分析婢女偷窃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几种（见表6。1）。

表6。11912—1937年北京“婢女偷窃原因”统计

由表6。1可以看出，在促使婢女偷窃的各个原因中，“受人教唆”一类所占比重最大。这个“人”主要是指在婢女生活关系中，与婢女接触最多的仆人、邻居等，其中，又以仆人居多。所谓“教唆”，主要是指使、引诱、哄骗、吓唬某人去做某事。多数婢女没有受过教育，少不更事，没有防备心理，容易受身边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引诱、哄骗，成为他人利用的工具。例如，丁润年有婢女殷双喜，15岁。一天，丁润年开箱子拿钱时，发现少了117元，不知是“何时丢失、何人窃去”，丁润年就向双喜询问。双喜称，先前看见奶妈庞吴氏床铺上有“银洋”，她向庞吴氏询问，庞吴氏“先说是主人给的价工，后又说是拿的太太的”，并吓唬她不准说出去，她因害怕，就没敢说。此后，庞吴氏就巧言哄骗双喜，让双喜“开主人箱子拿钱”，双喜“拿了几次”，“共计一百余元，统统给庞吴氏拿走”。[129]袁克良的婢女袁素喜与司机调戏成奸后，二人就商量逃出去一起生活，因为没有钱，为便于生活，司机就教她偷窃，袁素喜与另一婢女一起，从袁克良第三妾屋中偷出金银首饰、“并钞票一卷”450元，交与司机。[130]在所翻阅的相关档案中，类似殷双喜、袁素喜这样被人引诱偷窃的事件，不时可见。

表6。1中，“受气受虐”“害怕被责打”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受气受虐”主要指婢女自我感觉主人经常打骂她们，不疼爱她们。主人一次偶然的“责备”，就促使她们要“离家出走”，走之前，她们就会顺便偷拿点金钱、首饰等。“害怕被责打”主要是指婢女不会做事，或做错了事，害怕被主人责怪、打骂，有一种畏惧的心理，从主家出走时，顺手偷拿点主人家的物件。

其实，“受人唆使”“受气受虐”“害怕被责打”之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婢女在主人家受气，或被主人责打时，目击者多是主家的仆人。婢女受委屈时，她们的主要倾诉对象也是主家的仆人。在这种情况下，“存心不良”的仆人，就会利用婢女，偷窃主家的钱物。

被逼迫偷窃的有一例，是佟英霖家仆人常海逼迫婢女吴胖儿偷钱偷物，“唆使胖儿犯盗窃之行为”。佟英霖在江苏都江县担任知事一职，妻佟金氏身体多病，佟英霖就将佟金氏留在了北京。佟家有婢女2人，并雇有仆人11名，照顾佟金氏。其中，“唱隋唐曲目”的仆人常海，经常让婢女吴胖儿偷窃佟家的“贵重物件”。吴胖儿称，“去年冬月，常海令我偷窃太太金九连环给他，后又陆续令我偷窃翠耳环、库缎坎肩、缎夹袄、爱国布面、狐皮袄一件、纺绸夹紧身纱裤、白夏布衫”等物，“昨晚，常海又令我偷窃太太金镯子”。吴胖儿害怕不敢偷，常海就将吴胖儿诳到后花园，用棒槌把她左肩、后肩、头上等处打伤。[131]

民国时期，“虐待”是被广泛使用的一个词语，婢女、妓女、童养媳等都是受虐待的对象。对婢女而言，有时候“受虐待”可以成为她脱离主人的借口。同样，“偷窃”也可以被婢女用作脱离主人的手段。例如，婢女张菊香称，主人夫妇时常责打她，她就故意偷得主人“中国票二十元，放在廊檐下石头缝内，以备主人查知”，将她“驱逐门外”，这样，她就“可以逃生了”。[132]

表6。2100个有偷窃行为的婢女的年龄统计

年龄本身并非婢女偷窃的原因之一，但由年龄的分配可以看出，有偷窃行为的婢女与她们生理、心理的成熟期，有一定的联系。从表6。2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偷窃行为的婢女数量，随着她们年龄的增长而增加，17岁及以上是最多的组别。

不同年龄的婢女，在偷窃心理、偷窃原因、偷窃数量上不一样。那些较小的婢女，尤其是12岁及以下的婢女，即使有偷窃行为，也多是因为主人的吓唬、责打，她们心存恐惧，才偷偷拿着主人的钱物跑出。而且，她们偷窃钱物的数量也不会太大。例如，徐丹仙与徐锁仙姐妹俩，一个13岁，一个11岁。两人称，“夏家太太、小姐时常打”她们，她们俩就乘吃饭之际，将“七小姐、八小姐的皮棉衣服”偷着包好，又“偷了十吊钱”，提着包袱就跑出来了。[133]

从表6。2看，有偷窃行为的婢女中，16岁、17岁及以上的共有47人，占总数的47%。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个年龄的婢女，都到了适婚的年龄，有的主家又没有及时为她们选一合适之人，“年长思婚”，有的婢女与男仆通奸，或被男女仆人串诱、哄骗，许诺给她寻找合适的婚嫁对象，婢女自己往往又没有主见，在他人的撺掇下，就会偷窃财物，随他人出走。

三、主人对婢女偷窃的反应

蓄婢家庭一般都家道殷实，经济比较宽裕。但是，婢女偷盗，总会给主家带来一定的损失，有的甚至会给主家带来致命的经济打击。那些损失较为严重的主人，会愤怒异常。例如，“京师税务公署稽征科科长”蒋继恒家的婢女来运，仗着蒋继恒及其妾白氏的宠爱，不但行动自由，而且蒋继恒家里的其他人也都不敢管束她。来运乘蒋继恒外出之际，“开启衣箱，卷去海龙狐膝、狐腿、灰鼠皮袄各一件，绸缎男女夹袄暨空花青纱夹裙共四件，并箱内所存金漆小木匣一个，内装金器、金叶共重约二十两之谱，天津中交现款钞票三百九十元，以及珠环、金表、储蓄票纪念币等物，逃匿无踪”。蒋姓发现失窃而清点时，“失物之数，共值价洋三千元以上”。蒋姓因为“衣食所赖，生计攸关”，愤怒异常，多次上函警察厅，要求严惩婢女来运，如“为恶婢卷逃，损失过巨，恳请继续派探严行缉宄，以发奸宄而维财产”，“务速加派得力侦探严密查缉，并于城厢各典当小市、金店之内继续派警详查，于近日内有无此项职物发现，庶几奸伏可发，法网难逃，而受损者不至卒蒙其害，即地方隐患亦当因以剔除也，实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并建议警察厅扩大搜查范围，到天津、保定、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以及婢女来运的家乡济南、济宁各处，“严行排查”。[134]“前众议院议员、中国公学大学部校长”黄云鹏，有仆人朱青云和婢女淑环。朱青云教唆淑环，把黄云鹏“刚从学校取回的薪俸六百元悉数偷走”，黄云鹏在给京师警察厅的信函中指出，“京师乃首善之区，法令森严之地，该仆役等竟敢串同行恶，肆无忌惮，此种行为已数次发见，若不严惩，殊不足儆后效而保秩序”，“至于纸币六百元，系鹏在学校三月所得之薪，一朝被窃，窘困莫明，勿望严追贼款，以济急需，实为感盼”。[135]

图6。4失物清单

有的婢女年龄幼小，是因为受到了责备，才偷拿主人钱物出走。基于此，主人多能谅解她们。例如，喀喇沁王府婢女节小、芍药二人窃物出走，喀喇沁王府请求警察厅，要求“保释免究，自行管束”[136]。同样，主人一般也不会责怪那些受人教唆而偷窃的婢女。例如，丁润年认为，婢女双喜“平日性情甚为老实，她有偷钱之事，均是被奶妈唆使，请求将婢女双喜放回，并请求向奶妈追钱”[137]。蒋履曾也指出，婢女芹喜“平时盗窃财物习以为常，每日私窃铜元十数枚不记次数”，“二十日面欺主母，要买胰脂及竹竿等物，强取铜元十八枚，盗窃衣裤鞋袜等件及银戒一个逃走”，“迹其敢为盗窃行为，实由平日王升教唆”。[138]袁克良称，“袁素喜此次偷窃实系被司机张仲轩所诱拐，本宅对先后所短少之财物均不愿深究，仍愿将袁素喜领回”[139]。14岁的刘荷花因受责打，偷拿主人熊鸿惠的钱物，拟回河南原籍。在警察厅，主人熊鸿惠认为，荷花幼小无知，“系自乡里带来，一时听从他人蛊惑，更属可恨，亦甚可怜，幸所失之洋被伊购成物件，蒙均已追出，思维再四惟有仰恳厅悉恩准，将女仆荷花释放，准予领回，乘便送回乡里，绝不敢有所虐待”[140]。也就是说，在主人的眼里，如果没人教唆，婢女本身不会偷窃。

有的主人对于窃物逃走的婢女反而比较担心，既担心她们的安危和生活，又害怕她们被拐骗。例如，康铭彝的婢女马莲子趁康铭彝未起床时，“拐去金子、金戒指、金耳环、花枝、珍珠花及细软皮棉镯衣服数件，私自潜逃”，康铭彝发现后，以马莲子“京中并无戚友，恐她被匪徒诱拐”，让警察抓紧查询她的下落。[141]23岁的婢女芬仙偷窃“钞票三十元、金表一只、金戒指二个、金簪一支”逃走，主人裘锡庚称，婢女芬仙“口操南音，缠足，不识路途，定系邻近匪徒唆使盗窃，诱行拐骗，务肯贵厅府赐彻底根缉严密究办”。[142]

除去偷窃钱物的数量不说，单就偷窃行为而言，有的主人无法容忍她们的婢女有此行为。例如，婢女王德春乘主人让她外出购物时，偷窃“金首饰”等物走出未归，警察见她一个“青年女子携带包袱，投宿旅店，形色仓皇，甚为可疑”，就盘问她，并通知她的主人卢姓将她领回去。卢姓指出，他“待遇婢女十分宽厚，一起生活十余年的婢女，竟然做出此种事情，殊出意料之外，因留之无益，且恐再被人引诱，请求警察将该婢女发往妇女习艺所，学习工艺，将来由官择配，较为妥善”。[143]孙小云偷窃邻居“现洋两元八角买洋袜”，她的主人陈刘氏也不愿意再使唤她，就派人将她送到警察区署，以“孙小云既有偷窃行为、实不愿要他使用”为由将她转送救济机关安置。[144]

有的家主出于管束的目的，对有小偷小摸行为的婢女也会责打。例如，赵吉庆从主人龚庭萱皮包内“偷去五元一张的钞票”，龚庭萱发现后，即将她“吊起来用木棍拷打”，龚庭萱也因此受到了“拘役五日”的惩罚。[145]

当然，婢女偷窃后与人私奔，关系到主家的颜面，有的主人“只可任其自由消失，不予追究”[146]。

因为婢女的年龄不同，偷窃数量不一，各个家庭对婢女的教育管束就不同。对有偷窃行为的婢女，主人的反应也呈现出差异性，或原谅，或责打，或控告，等等，不一而足。

四、“犯罪”：有针对性的惩罚

婢女由主人买来，与主人一起生活，主人与婢女之间，有一种类似“亲属”的关系，婢女偷窃又主要发生在主人的家庭范围内，所以，婢女偷窃有点“亲亲相盗”的性质。法律中，亲属相盗，“须告诉乃论”，且是免刑并给予不起诉处分。如果主人发现家里的婢女有偷窃现象，出于对其管束、规范其行为的目的，也可以在家庭内部自行解决，不需要闹到官府。但婢女偷窃又不是亲属相盗，一旦主人把有偷窃行为的婢女送到警察厅，请求警察管束时，也就意味着婢女偷窃已经从家庭内部走向官方，甚或进入司法处理的环节，从而与法律发生正面冲突。

表6。2显示，在有偷窃行为的婢女中，年龄幼小的婢女占据一定的比例，她们属于未成年人。1912—1937年，刑法有对未成年人行为的规定。1912年3月10日施行的《暂行新刑律》第11条规定，未满12岁的人的行为不为罪，但要根据情况，施行感化教育。1928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未满13岁的人的行为不为罪，但要根据情况，施行感化教育。1935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民国刑法》第18条规定，未满14岁的人的行为不罚，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的行为得减轻其刑。依据1912年的刑法，在有偷窃行为的婢女中，有9%的婢女“不为罪”；依据1928年的刑法，则有22%的婢女“不为罪”；如果按照1935年的刑法规定，则有39%的婢女“不罚”。况且，法院在真正量刑时，也会考虑“犯罪人”的动机、目的、是否受到刺激、生活状况、品行、与被害人平日的关系、所造成的危险或损害等因素。所以，警察厅在处理婢女偷窃事件时，会综合考虑上述各方面的因素，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有的“偷窃事件”，已不属于警察厅处理的范围，警察厅要移送法院受理。

表6。31912—1937年北京地区有偷窃行为的婢女的结局

表6。3显示，有偷窃行为的婢女的结局中，占比例最大的是“送所入厂”和“家主领回”。“送所入厂”指被送入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等救济机关安置，占总数的38%。“送所入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家主原谅了婢女，愿意把她们领回去继续使用，而婢女本人坚决不愿回归；婢女本人愿意回归，而家主不愿意领回去；家主根据婢女个人的意愿，亲自送厂管束；警察厅在家主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婢女送往济良所或妇女习工厂管束。“家主领回”是指家主宽恕了婢女的行为，愿意把她们领回去继续使用，婢女本人也愿意继续服务，占36%。

这些数字说明，警察厅在处理婢女偷窃问题上，会依据法律进行处理，并根据家主的态度安置婢女。例如，喀喇沁王府婢女节小、芍药窃物私逃，“所携物件并未失落短少”，王府也情愿不追究。且节小是15岁，而芍药年仅11岁，“在刑律上亦均不为罪”，“当经署长据情请示钧座，令由职署将该使女节小、芍药等及所携物件均交由喀喇沁王府，具结领回，自行管束”。[147]10岁的芙蓉因被女主人责打，偷得“靴页一个，十元洋元票，现洋一元及零星铜元”跑出，巡警发现芙蓉身上没有“受责打伤痕”，而且“该使女年仅十岁，未满犯罪年龄，应交该家主领回”。[148]14岁的陈巧儿虽然“偷窃物件，干犯刑章”，但陈巧儿“年龄幼稚，主母陈陈氏平日并无将陈巧儿虐待”，警察厅也就让陈陈氏将婢女巧儿领回去，“自行管束”。[149]

表6。3中，“不知下落”主要是指婢女窃物逃走，家主报案，警察没有查询到婢女的去向，占总数的13%。“送回亲属”是指针对有偷窃行为的婢女，家主不再使用，而让婢女的亲属将其领回去，此类情况只有两人，占2%。例如，张君立家有婢女柏合，年已18岁，一日，张君立发现家内丢失翠器金表等物，向柏合追问，柏合承认偷拿，并将翠器金表等物交出，张君立将柏合辞散，交其父全吉禄领回。后来，张君立查点物件时，始知“珍珠头面珠花”等物也丢失了，又将柏合找回追问，柏合承认已将所窃珍珠头面拆卸，先后典当，“得洋花用”，张君立才指控婢女柏合偷窃，函请法庭讯办。[150]“入感化所”主要是指婢女所窃财物达不到犯罪的量刑标准，但情节又比较重，因此被送往妇女习工厂附设的感化所感化一段时间。林秋苓与男仆相爱，因为主妇索要身价，男仆无力筹款，林秋苓乘主人夫妇不在家，将他们“存储钞票柳条箱箱上铜锁撬开”，由箱内窃出“钞票一百五十元”，与男仆“租房姘度”，不愿回归。因其年已22岁，警察厅就将林秋苓发交妇女习工厂的感化所感化三个月，再由政府安排择配。[151]王佐才家婢女绿竹窃物潜逃一案中，所涉婢女红梅、桂花、绿竹一并被发往妇女习工厂择配，由于绿竹所犯情节较重，被送往感化所管束半年后，方能照章由官择配。[152]

在所见案卷中，偷窃数量较大的案件，一般都能做到如律判决。表6。3中，被判刑的有7人。19岁的王德春因“洗衣不净，被宅内小姐责斥，偷窃主母金首饰衣服，又从女仆屋内携拿爱国布”等物逃出，主人知道后，认为她“窃物潜逃绝非她一人所为，必有人勾引”，请求警察厅将王德春送到妇女习艺所去，但是，王德春犯了盗窃罪，还是被“京师地方审判庭判处拘役三十日”。[153]彩荷、桂枝与仆人张李生偷窃“金锭二枚，计重二十余量，银洋九十元并衣服”等潜逃，虽然警察厅认为彩荷、桂枝“稚弱可悯，全受张李生之诱骗”，但是“案关偷窃”，警察厅把她们送到法庭，由“同级审判庭判处彩荷徒刑四个月、桂枝徒刑三个月”。[154]黄云鹏仆人朱青云唆使13岁的婢女淑环偷窃，法庭认为，“俞淑环窃盗之所为实犯暂行刑律第367条之罪，应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惟俞淑环年甫十三，智识薄弱，合依第50条宥减本刑一等，处以拘役十五日”[155]。

在所掌握的“婢女偷窃”的资料中，判处最重的有两人，一个是傅秋云，另一个是陈金凤。傅秋云“偷窃财物价值达五千余元”，“触犯刑章，而其犯罪情节实颇重大，断惟曲于矜实，合以刑法第320条第一项第57条、第28条刑事诉讼法第291条，酌处有期徒刑一年，以昭炯戒”。[156]陈金凤因为“协助宅内少奶奶偷窃金条”，“犯盗窃罪，被判处徒刑一年半”，但她“适逢赦令”，而她又在赦令的范围之内，就被提前放出，陈金凤实际上只在监狱待了4个月。出狱后，由于她在北京没有亲属，警察就把她送入妇女习工厂安置择配。[157]

对一些偷窃数量不甚过重但性质比较恶劣的案件，警察厅在处理上似乎比较坚决。例如，“讯悉此案该使女因伊主人曾有将其许给朱宾官之言，竟敢窃洋潜逃，随朱宾官租房姘度，令妇女习工厂将林秋苓发厂感化三个月再行择配”[158]。婢女钟香玉与车夫通奸，偷窃主人钱财，因犯“奸非罪”及“盗窃罪”，被判处“徒刑二月”，服刑期满后，她的家主要求把她领回去，警察厅认为，“该使婢年仅十三，竟与车夫通奸，且偷窃主人银钱私给奸夫花用，情极可恶，此种汉贼使女万难姑息留用，应严加管束，借资感化，以免贻害将来，所请领回未便照准”，又强行把她送到济良所，“勒令习工，俟三年后再行择配”。[159]

政府坚决处罚偷窃现象，但也有家主不顾法院的判决，会强烈要求把婢女领回去，自行管束。例如，婢女薛戴荣听说主人乌拉喜春不要她了，她就“乘主人屋内无人，从柜内偷窃大黑皮包一个，内有现洋一包，洋元票一卷，并金首饰及小银锞”等物跑出。乌拉喜春检查薛戴荣“窃去银元钞票等共四百八十元”，请求警察帮助“查缉”，但又“念及薛戴荣年幼无知，图识利害，一时愚昧，致蹈罪户”，致“所窃之款追出尤妙、否则免追，请求警察厅从宽免究，准予将婢女领回自行管束”。警察查缉到薛戴荣的下落后，警察厅以“该婢女胆敢偷窃巨款，未便遽事姑容”，将她发“教养院拘管一个月，以示警惩”。判决书下发后，乌拉喜春又托友人、时任步军统领的江朝宗给警察厅厅长去函，请求将婢女薛戴荣领回。警察厅厅长见到江某的信函之后，只得将判决书作废，让乌拉喜春将婢女领回。[160]婢女杏花与邻居夏姓调戏成奸，又被教唆偷窃“金镯洋钱作为零花之用”，犯案后，警察厅本已将杏花发往妇女习工厂学艺，家主听说杏花“在所习艺颇有改悔之心，念在年幼无知，其情可悯，请求警察厅恩准开释，准将杏花领回自行管教”。[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