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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处仕隐 士大夫的抉择（第1页）

五、出处仕隐：士大夫的抉择

尽管士大夫对于出处仕隐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但最后无不需要落实于行为的抉择上。揆诸明代士大夫在出处仕隐上的行为抉择，大抵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讨论：一是国家承平时期士大夫的出处仕隐选择，二是两朝鼎革时期士大夫的出处仕隐选择。

（一）国家承平时期士大夫的出处仕隐抉择

即使是在承平时期，士大夫尚有自己秉持的志节，借此确定自己在出处仕隐上的行为抉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吴与弼、陈白沙。

早在天顺年间，江西儒士吴与弼讲明理学，名重一时。为此，地方官员力加推荐，吴与弼被征召到京城，并授予他春坊谕德。然与弼力辞不受，最后遣还田里。[128]

士人在出处上应该持一种什么态度？这有很多历史的例子可供评判。宋代魏野送寇凖之诗云：“好去上天辞富贵，归来平地作神仙。”当时寇凖正好从永兴召入，有锐于任事的志愿。细玩魏野此诗，显然是劝止寇凖出山，所以寇凖在得到此诗时，深感不悦。后来一般的论者，大多以魏野之言为善，反而误认寇凖的始终仍有可议之处。对此，陈白沙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夫君子出处去就之义，固未可尽责之寇公辈，而山人处士例以不出为高。故其所责望于人，亦止以轻富贵为第一等事，则野之于寇公，其相与之言如此亦宜。[129]

从这段话的意思来看，陈白沙还是主张山人处士以“处”草野为宜，尤其应该轻视富贵。在出处问题上，此论仅仅代表陈白沙的总体倾向，而其心中的偶像应该是颜渊。他论颜渊道：

颜渊问为邦，孔子斟酌四代礼乐告之。颜渊，处士也，何与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诚，饮一瓢以求其志，不迁不贰，以进于圣人。用则行，舍则藏。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于后世矣。后之求圣人者，颜子其的乎！时乎显则显矣，时乎晦则晦矣。语默出处惟时，岂苟哉！[130]

可见，处士虽以处野为宜，但身虽在野，心却系朝廷。只是其语默出处应该以时代为取舍，用则行，舍则藏。

根据白沙门人张诩《白沙先生行状》及黄淳《白沙先生应召录》记载，成化十八年（1482），因为广东左布政使彭韶与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史朱英的奏荐，明宪宗下诏吏部，让其出文书征召白沙入京。白沙不得已入京。到了北京，正当吏部考试之时，又因疾病而没有参加；随后上奏，请求回家乡养病，并赡养老母。明宪宗阅毕奏疏，授予白沙翰林院检讨，并准许他亲终疾愈之后再来京城供职。[131]这就是白沙出处的大致情况。陈白沙在《处士陈忍庵墓铭》一文中云：“世无我遗，安以隐为？世不我须，其隐亦宜。”对于白沙这段话，其门生湛若水作了下面解释：“言用舍在人，行藏无与。君子在世，与时偕行而已，不必于隐，亦不必于不隐也。”[132]如此理解，大抵符合白沙的本义。

陈白沙虽身处山林，但爱君忧国之心，与那些食禄者相比，反而过之。当明宪宗死时，哀诏到达他的家乡，白沙如丧考妣，作诗有云：“三旬白布裹乌纱，六载君恩许卧家。溪上不曾携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读此诗，可知白沙之心，无一日不在天下国家。即使是在他临终前数日，仍不忘君恩，身穿朝服朝冠，令弟子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道：“吾辞吾君。”[133]又白沙《漫题》诗第二首道：“仕者必期通，隐者必期高。麋鹿或可群，肉食安可饕？圣人履中正，白首济川舠。悠悠荷篑者，果识圣心劳？浮云驰白日，黍稷生蓬蒿。饭疏食饮水，曲肱谢游遨。汶上去不顾，陋巷贫绝交。徒闻武城宰，割鸡以牛刀。”正是从这首诗中，他的门人湛若水看出了白沙隐居不出，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无其时的缘故。[134]

陈白沙辞官归家，道经南安，知府张弼向他问出处。白沙以吴与弼与自己为例，作下面之答：

康斋以布衣为石亨荐，所以不受职而求观秘书者，冀得间悟主也。惜乎当时宰相不悟，以为实然。言之上，令受职，然后观书，殊戾康斋意，遂决去。某以听选监生荐，又疏陈始终愿仕，故不敢伪辞以钓虚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尔。[135]

细绎其意，还是表达了一种“始终愿仕”的意愿。

白沙平生以出处为重。他论许衡有云：“鲁斋当仕，岂忘天？盖不欲其屈身于元，以垂《春秋》之大义也。”白沙生当明代盛世，却蝉蜕轩冕，日与二三弟子，如世卿、民泽、缉熙之流，捕厓门之鲂鲤，采桂峰之莪兰。一饮一食，不敢违其孀母，即其心所想慕，近若罗浮、西樵，远如匡庐、衡岳，亦徒然寄诸梦魂，未尝一至。故其诗有云：“多病一生惟旁母。”显然，若不是无欲，很难达到如此境界。正因为无欲，才能做到高尚，也正是因为高尚，才能全其仁孝，有终身之养，而无一朝之忧。孟子所谓的“守身”，曾子所谓的“养志”，置诸白沙，可谓无愧。

（二）两朝鼎革时期士大夫的出处仕隐抉择

至两朝鼎革之际，士大夫更是面临一个出处仕隐的选择。为示明晰，下以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两个时间节点为例，对士大夫的出处仕隐选择加以考察。

1。元末明初士大夫的仕隐抉择

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来说，仕与不仕并不仅仅牵涉到个人道德的践履，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名节。对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来说，治国平天下则是其毕生的愿望。但当两朝鼎革之际，士人之仕与不仕，显然又与他们对新、旧两朝的政治态度相关。在明初朱元璋颁布“士不为君用令”的情况下，陶宗仪的辞官归隐，就不仅仅是他个人之事，而是关乎整个元末明初士大夫的政治动向。宋濂很早就出仕朱元璋政权，并为大明江山基业的奠定做出了不朽功勋，深得新朝重用。而陶宗仪既无立功新朝之业绩，更无出仕新朝之意。两者之行，迥然有异。从这种事实来看，难免使两人在对待仕与隐或出与处的态度上产生差异。宋濂著有《送陶九成辞官归华亭序》一文，就陶宗仪辞官归隐一事，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136]细究宋濂的这段记载，基本可以反映宋濂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即使是引述陶宗仪之言，并为陶氏辞官归隐作百般辩解，也是为自己的观点做注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奸了陶氏内心之意。为示明晰，不妨详细将这段记载的几层含义试释如下：

第一，君子是否必须出仕？宋濂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一个接受了儒家教育的读书人，尽管治国平天下是其职责，但若真正落实到一个人的身上时，可以出仕，也可以不出仕。这应该说是一个儒家士人的独立人格所在。这就是他所谓的“君子之行道也，用则行，舍则藏”。这一说法，通常是用《周易》的卦象作为依据。如《易·困》之初六则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此言君子困而无自出幽之势，不得已而暂处林下。然《泰》之初九则又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亦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此言时既泰，则君子志在上进。[137]

第二，出仕或者不出仕，是否“系乎逢”？宋濂同样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可仕而不仕，不可；可不仕而强仕，亦不可。仕或不仕，不取决于“逢”，亦即是否得到君主之宠用，甚至君臣相得，而是应该取决于“义”。所谓义，就是“宜”，即“当其可之谓”。这种“当其可”的尺度，显然受到下面两个层面的影响：首先，“义”之所在，唯有“守道君子”才可以真正认清。而所谓的道，也即儒家的道义所在。这是外在的层面，有时甚至不是一个儒家士人自己所能左右的。其次，则是自己内心的裁量。当与不当，宜与不宜，尽管受到儒家道德准则的约束，其实更多地需要由个人内心的是非标准加以衡量。正是从这种角度上看，宋濂关于仕隐、出处的看法，显然保留着士人独立的人格。

所谓的“宜”，同时也可以解释为“礼”。换言之，君子必须在有道之世才出仕，君子之出仕，必须得到有道君主的礼聘。按照宋濂的观点，君子未尝不想救斯民于水火，但又怕进不由礼，因为礼丧必然带来道丧。所以，君子守道，可以终身弗屈，绝不能枉道以徇人。[138]

第三，具体落实到陶宗仪辞官归隐这一行为，宋濂所引述的陶氏之说，其意无非是说，尽管仕与不仕，是一个牵涉到“义”与“无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但陶氏不仕，也有其原因所在。这种原因，就是时代的变化。宋濂所引陶氏之言，无非是说，在草昧之初，或者说兵戈未息之时，理应出仕，以解生民于倒悬。而一等天清地宁，社会安定，朝中多经邦之才，归隐山林，做一个太平幸民，亦未尝不可。

对于陶宗仪辞官归隐的行为，有人作了推测，就是宗仪两位弟弟宗传、宗儒已经出仕，宗仪之意，“以谓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进贤之路”，云云。宋濂对这种猜测颇不以为然。他对宗仪不仕之事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首先，他认为，宗仪之不仕，并不是为了避妨进贤之路之嫌，而是考虑到其时可以不仕。其次，宋濂认为，即使宗仪已经归隐，但他继续讲学，培养弟子，让这些弟子再出仕新朝，这是一种在不仕之中暗含出仕之意的行为。可见，宋濂的最终目的，还是在替宗仪辩解，以说明其虽不仕，却有出仕之意。换言之，宋濂作为一个投身新朝事业，并在新朝得到重用的士人，不免会对“仕”持有一种亲近感。[139]

作为出仕新朝典型的宋濂，其仕隐的态度总是通过对他人的评点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除了对陶宗仪有所评述之外，宋濂对仕与不仕的看法，同样从他对徐大年辞官而归的评述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徐大年，浙江淳安县人，史称其人载籍兼该，辞藻丰缛，在元末时就蜚声浙东、浙西。明初建国，朱元璋招延儒雅，大年身穿山人之服，前去南京，参与《元史》的修撰。《元史》修成之后，再次参与礼局之事，参加明初礼制的参订。为此，朝廷下令，拟任命大年官职，但大年“以宿疾辞”。随后，大年又参与《日历》的修撰。书成之后，廷议又将赐其官职，大年还是固辞如初。徐大年以一布衣身份，参与新朝修史、议礼诸类大事，却又不愿出任新朝之官。对此，当时人就议论纷纷。有人看到他辞禄而归，就摇唇鼓喙，诩诩加以夸奖，不说大年“洁身而自高”，就说大年“独善以固穷”。对此种种议论，宋濂深不以为然。他认为假如士人遭遇“不愿治之世”，“披腹呈琅玕，无有举目睨之者”，所以不得已而引退。如今之世，正当“尧舜在上，夔龙满朝之时”，进而怀疑大年不愿出仕，称之为“诬”。士人不学则已，学则必期待有用于世，就好像大贾拥有很多宝货，却振铎号之于人说：“我不售！我不售！”万万没有此理。以此窥视大年之人，称之为“矫”。其实，“矫”与“诬”，都没有深获大年之心。[140]

宋濂在对待仕与不仕的态度问题上，应该说一直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也就主张出仕，这显然与他在新朝得到重用的事实有关。所以，他一直强调，“观人之法，当察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论”。换言之，假如其心在朝廷，即使身居韦布，操觚染翰，同样足以铺张鸿伟，上有裨于至化。与此相反，假若其志不在朝廷，那么，即使绾铜章，佩墨绶，朝受牒诉，暮阅狱案，政绩同样会藐然无称。正是抱有这样一种见解，他在大年临行之时为他所写的序文中，还是劝大年出仕，而且其情殷殷，期待大年在被新朝皇帝“宠灵所被”之下，能够出来“自效”。在序文中，宋濂甚至说出了“不仕无义”的话，[141]这不仅仅是一种劝解，似乎有恫吓的成分在内。这显然与朱元璋颁布“士不为君用令”是遥相呼应的。

明太祖在建立大明帝国并改元洪武之后，就下了一道诏令，称《初元大赦天下诏》，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礼聘那些隐逸之士。他在诏书中有云：“怀才抱德之士，久因兵乱，潜避岩穴，所在官司用心询访，具实中奏，以凭礼聘，共图治效。”[142]仅仅隔了一个月，朱元璋再次下了一道诏书，告知隐逸之士，以显示自己招徕隐逸的诚意。诏书云：“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成，以德济民者，尚不吾弃。故兹诏示，咸使闻知。”[143]面对新朝皇帝的诏令，当时的士大夫开始出现了两分的现象：一部分士大夫经受不起新朝的**，开始出仕明朝；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抱残守缺，继续处隐山野。

以出仕新朝者为例，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宋濂。据明人姜良翰《宋学士祠堂记》记载，当元末扰攘之时，宋濂凭借明德奇才，想建立王霸大业，曾经以出处之计，向千岩大师询问。大师以为不然。为此，宋濂拂然就行，最终遇到了明太祖朱元璋，靠文学侍从赞成大功，成为一时儒臣之冠。[144]

除了宋濂之外，尚有王冕、“抱瓮子”刘彬。王冕，字元章，号山农，人以“狂士”目之。王冕曾游历京城，名贵侧目。明太祖朱元璋物色到王冕后，故意拿粝饭粗蔬羹之类招待他，王冕并不为意，且谈且食。朱元璋大喜，道：“可与共大事。”授予王冕咨议参军一职，不幸的是王冕一夕暴卒。王冕曾有应制诗，云：“猎猎北风吹倒人，乾坤无处不生尘。胡儿冻死长城下，始信江南别有春。”[145]从中不难看出，王冕对新朝寄予厚望。刘彬，字宗文，浙江金华府义乌人。当元季政乱之时，遁迹山林。每天头带棕叶冠，身穿紫褐衣，抱一瓮出，汲水灌溉菜园，故有“抱瓮子”之号。刘彬归隐山林，自有其一套见解，道：“吾受血肉躯与人同，岂不乐荣贵，与人异哉？顾念之颇熟，百岁之间，宁复几何？与其强而徇世，宁若任真以自放也？”这种看法，被宋濂视“乐天”“达人大观”，是一种“有道而隐”。但就是这位抱瓮子，当明初立国之时，宋濂在南京的朝班中见到了他，开始在新朝中做官。这无疑又牵涉到出与处、仕与隐的问题。在抱瓮子来说，当然他遵循的是“无道则隐”“有道则仕”，但其中蕴涵的义或不义，则又将如何理解？对此，宋濂只好做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虽然，宗文当元季政乱，肥遁山林，若将终身焉。及逢有道之朝，辄蹶然兴起，以力政著闻。其得出处之正者矣。向予意其为有道之士者，果非过欤！果非过欤！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则长往山林而不返矣，谓之贤也得乎？”[146]可见，无论是处而隐，还是出而仕，宋濂都将抱瓮子归于“有道之士”之列，并认为他得“出处之正”。

毫无疑问，元末部分士大夫出仕新朝，固然不排除他们具有追逐富贵的意图，但也与明太祖朱元璋刻意提倡名节有关。换言之，当干戈草昧之际，朱元璋即能以扶持名义为念，他对扩廓守节，一直叹赏不止，甚至称其为“天下奇男子”。[147]对于那些为元代死节之臣，朱元璋更是代为立祠加以祭祀。如明朝军队攻克金陵之时，元江南行台御史福寿殉节而死。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下令为福寿在南京建庙，借此显忠扬善。这座庙最初建于城南土门冈廛市，喧闹而与神宅并不相称，于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秋天，命令工部在钦天山阴重建，至第二年夏天建成。[148]这种对前朝节义之臣的表彰，显然吸引了更多的旧朝士大夫愿意为新朝服务。

当然，即使是在出仕新朝的士大夫群体中，其心态亦是相当复杂，并不能一概而论。这可以杨文启、凌彦翀为例加以说明。天台人杨文启，在元末时视富贵利达如浮云。入明以后，被荐入京，辞官不做。后被授予荆州儒学教授，则“欣然而往”。这是不愿出仕而以任职儒学教授为乐。换言之，其出仕，既是一种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却又是“欣然”的自愿之举，同样可以称之为“审于出处而不苟”。[149]凌彦翀，浙江钱塘人。在元末曾接受乡荐，出任兰亭书院山长，著有《柘轩集》。洪武初年，因荐举而出任成都府教授。尽管如此，他在自己所编选的《遗山乐府选》一书之前，还是题“前乡贡进士”，[150]显然反映了一种在出仕明朝的同时，尚不忘元朝的复杂心理。

就处隐山野者来说，有一个现象较为值得重视，就是江南士大夫在元末明初的仕隐动向。细加概括，大抵包括以下两点：

一是元末江南士大夫大多侨居于松江、嘉兴，至明初则又以寓居宁波居多。在元代，由于法网疏阔，征税极微，江南的士大夫并不愿意出仕，而是愿意在家乡享受富足悠闲的生活。松江虽僻处海上，然颇称乐土。富民以豪奢相尚，“云肩通裹之衣，足穿嵌金皂靴。而宫室用度，往往逾制。”假如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无不慑服，称之为“野皇帝”，其坟留下来还被称为“某王坟茔”。至于名士逸民，大都无心于仕进，终元之世，江南登进士之人，仅19人而已。[151]除此之外，当元末之时，鸿儒硕彦大多避居于松江，如杨维祯、钱惟善、孙作、陶宗仪、邵亨贞等。这些来自外地的杰然之士，与当地的喜文之士，如陆宅之、董良史、卫山斋诸人，雅游相翼，唱酬吟讽，不以时废，风流文雅，照映一时。[152]又如嘉兴，士大夫亦多避居于此，如天台之徐一夔，桐庐之姚桐寿，昆山之顾德辉，温州之陈秀民，福建之卓成大，江阴之孙作，东平之牛谅，河南之高逊志，江都之邱民，钱塘之陈世昌，会稽之唐肃、江汉，鄞县之周棐，在侨居之地，互相唱酬。[153]以宁波为例，虽僻在海上，然历代星移物换之际，必多四方避地之士，其后或留或去，显然可以增加当地文献之重。如明代初年，避居宁波的外地士人有：西域之丁鹤年定居定海，金华之戴九灵居住慈溪永乐寺，曹南之吴志淳避居鄞县东湖，山阴之张玉笥避居四明山中，永嘉之高则诚居住鄞县栎社，龙子高亦居慈溪，南昌之揭伯防、钱塘之杨彦常、会稽之盛景章、魏都之边鲁生、永嘉之柴养吾，俱避居鄞县。[154]

二是当元末之时，江南士大夫与张士诚政权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入明以后，这批士大夫随之遭受了朱明政权的打击。元代末年，张士诚据有吴、浙，“僭王自立”，颇以仁厚而被下属称赞。此外，张士诚开设礼贤馆，以礼羁縻流寓士人，“一时士人避难择地，视东南若归”。当时张士诚所网络的名士，不乏其人，而张思廉、陈惟允、周伯琦三人，堪称代表。正因为此，直至明代中期，苏州还是称张士诚为“张王”。[155]据史料记载，士诚殁后，其遗爱百姓却念之不忘。到了明初，因为禁忌极严，苏州人只好私下祭祀，于是就有了七月晦日点地灯、放水灯的习俗，托名佛氏兰盆，其实都是为了纪念张士诚。[156]

由于江南士人对张士诚有所偏爱，于是入明之后，有很多士人不愿与新朝合作。举例来说，戴良之被囚，则明太祖欲夺之而不能；蔡子英之逊荒，则明太祖欲留之而不敢强。此外，永福道士以刎死，叶兰以不受荐死，原吉制圹铭以待尽，铁崖书李黼榜进士以志怀，李一初序《青阳集》，恨不得效一障之用，而丁鹤年宣光纶旅之望，至死不衰，淮张亡后，张宪变姓名佣于僧寺。[157]所有这些，无不都是元代遗民不愿称臣于明的典范。鉴于此，入明之后，明太祖对江南士大夫加以打击。以苏州府常熟县为例，元末时期，因为法制不严，当地的习俗相当奢靡，常熟县的高赀富家，称陆氏、庄氏、曹氏。尤其是城北的徐氏，最为雄长，有“半州”之号，而曹氏每年所入的租子，则达30万石。他们的园池亭榭，僭于禁御，饮食器用，侔于列侯。到了明初，因为苏州最后归附，因此受到朱元璋的打击，当地的富民只好有所收敛。[158]明初江南士大夫的境遇，可以顾仲英、倪元镇为例加以说明。当元代末年，顾仲英筑馆茜泾西，日夜与客取酒，所交往者有张翥、杨维祯、柯九思、李孝先、张雨、于彦成、琦璞，均擅一时之名。“园囿台观，藻以丹绿，供张华侈，声乐尽妙选，长袂利屣，招摇若狂，诗歌间作，才艺相若，人皆慕之”。到了晚年，顾仲英见时局大变，就剃发易服而逃。然至洪武年间，顾仲英因为“不蚤识去就，加有轻薄名”，与倪元镇又一同曾为张士诚之客，于是在明初诛锄土豪的行动风潮中被朱元璋置于法。[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