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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初士大夫遗民的头发衣冠情结及其心理分析（第1页）

二、清初士大夫遗民的头发衣冠情结及其心理分析

清兵入关以后，满洲铁骑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一张醒目的告示，此即“留发不留头，留袖不留手，留裙不留足。”[145]这张看似简单的告示，却引发了汉民族心理的极大波动。换言之，“留发”抑或“留头”？“留袖”抑或“留手”？“留裙”抑或“留足”？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其实，当清政府下江南并颁发剃发政令时，无疑已经触动了汉族大众已经相当脆弱的神经，随之引起强力的反弹。

江阴应该说是最好的例证。江阴原本已经归顺清朝，后因清朝强制推行剃发政策，才导致百姓起兵反抗。究其原因，阎应元在回复清朝招降的书信中，已经明白道出。这就是说，面对“变革大故”，对普通民众来说，只能“随时从俗”，归顺清朝，犹为未可。因为在漫长的帝国历史上，这种改朝换代，可谓司空见惯。他们一度幻想，即使经过了鼎革易代，尚可保持“衣冠文物之旧”，孰料朝廷随之下达剃发之令。这是“大拂人心”的违时之令，经此激发，使江阴的“乡城老少”再次想起江阴是礼乐之邦，且忠义素著，所以“誓死不从，坚持不二”。[146]

这道绝对化的选择题，对于深受儒家文化浸**的汉民族大众而言，确乎已经触及民族文化的精神底线，使他们面临两难的窘境。尽管在明清易代之前，因为女真人进入中原而建立金朝及蒙古人统一中国而建立元朝，汉民族大众曾经有过辫发、胡服的历史，但随着明太祖朱元璋一统中原而建立大明王朝，一洗蒙元胡风，重新恢复了汉唐衣冠文物制度。[147]这就是说，在汉民族历史上，尽管有“以夷变夏”的事实，但在民众的内心深处，终究还是怀抱“以夏变夷”的理想。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诸如头、手、足之类，仅仅牵涉肉体的层面；而发、袖、裙之类，则关乎心灵的层面。进而言之，面对剃发之令，究竟是“丧身”，还是“丧心”？毫无疑问，很多人的选择则是宁可“丧身”。如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朱应聘，家住偏门之外，最后投亭山潭死。临死之前，绝笔曰：“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又绍兴府山阴县布衣周卜年，家住安昌里，最后投海而死。过了三日，尚衣冠如故。何以如此？这从他所做的《五歌》自序中可以发现端倪。这就是说，诸如“断发”“易衽”一类的行为，必须上升到“无父”“无君”的高度加以认识。所以，周卜年临死尚能“衣裳由旧”，事实上暗含“犹望成旅之复兴”的理想。[148]

进而言之，头发抑或衣冠，是一种“文物”的象征。留发抑或剃发，主要牵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孝道之承继。俗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剃发，就等同于毁伤父母之遗体，这是一种大不孝。二是夷夏之大防。若剃发，就是抛弃华夏文明之风，甘愿认同蛮夷之俗，这是一种不义。就此而论，以清初士大夫遗民群体为考察的主体，透过他们面对剃发政策的行为动向，进而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对其头发衣冠情结加以心理分析，则尤显必要。

（一）清初剃发易服历程的重新厘定

明清易代，不仅关乎政治史层面的朝代更替，而且牵涉到华夏民族文化的历史转向。作为少数民族的蛮族入主中原以后，由于采取了剃发易服的政策，致使这种制度变更尤显突兀。服饰制度的更替，即为典型例证。

当时的松江府上海县人姚廷遴，如实记录下了服饰制度的变更：其一，衣冠发饰之变化。在明代末年，松江府上海县，在崇尚奢华的风气之下，无不宽衣大袖，衣长四尺，袖长二尺，袜子全是大统袜，而鞋则崇尚浅面。男子至16岁时才留发，头发长披在肩上，与妇女无异。当然，亦有男子梳三把头、泛心头等发式。至于那些发少之人，则“用剃益之”，甚至有人将头发“团如冰盘者”，亦如妇女梳妆一般。此外，在头上插簪带花，并将披发掳扎起，称之为“直掳头”。至20岁之外，头才戴冠帽。那些一直没有进学的老童生，与未冠的童生一起赶考，则被称为“老扒头”。至30岁之外，才开始戴帽。等到清朝定鼎以后，衣冠发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亦即“削发打辫，箭衣小袖，深鞋紧袜，幼童俱戴帽”。其二，服色等级制度的丧失。明季服色，俱有等级。乡绅、举人、贡生、秀才均戴巾，而百姓则戴帽。在冬天，士民戴绒巾、绒帽，夏天则戴鬃巾、鬃帽。有些士大夫子弟，崇尚戴“飘飘巾”，即前后各披一片；又喜戴“纯阳巾”，即前后各披盘云。至于庶民，即使家中极富，亦不许戴巾。入清之后，则无不戴貂鼠、骚鼠、狐皮缨帽，不分等级，佣工贱役及现任官员，一起乱戴，等级制度，**然无存。其三，衣服之制的变化。在明季，现任官员均以云缎制为圆领。士大夫在家，则穿云缎袍。公子、生员之流，只穿绫绸纱罗。入清以后，不论下贱，凡是有钱之人，任其华美，云缎外套，无不穿着。[149]这种服饰的变化，在普通读书人中反映更为明显。如在明朝，士人大多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至清朝定鼎之后，士人则多戴平头小帽，以自匿晦。在清朝功令的严敕之下，戴方巾已为世之大禁，于是士人不敢再戴平顶帽。即使是巨绅、举人，外出亦与齐民百姓无二。若是有士人私居戴方巾，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惨祸立发。琴川二位士子的惨剧，即为典型例证。史称这二位士子在巡按御史行香之日，头戴方巾，杂列众人之中，被巡按御史瞥见，即刻杖责数十，随后题疏上闻，又将二士枭斩于市。又在明代，士人穿戴，无不大袖翩翩。入清之后，一旦被严令革禁，则只得短衫窄袖，一如武人装束。[150]

清初剃发易服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不乏反复，需要根据官方记载与私家亲身经历者的记录加以重新厘定。根据原始的史料记载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入关以前的清太祖、清太宗时代，凡是归顺满洲的辽东汉人，其实已经剃发，改易辫发。至于入关以后汉人改易辫发、胡服，其开始试行的时间当追溯至顺治元年（1644），第二年才强制推行。顺治元年，清军入关不久，随即下令，沿道汉人，一概剃发。此年五月二日入主北京之后，第三日就颁布政令，凡是投诚的官吏军民，一概剃发，衣冠完全遵守新朝制度。强迫剃发易服，无疑伤害了汉人的民族情感，并进而引发汉人的反感。这对于刚刚入关且立足未稳的清军而言，显然不利。于是，摄政睿亲王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策略，在同月二十四日再次发布文告，为了不再“拂民愿”，自此以后，天下臣民，可以“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然到了顺治二年清兵平定江南以后，至六月十六日，清廷的态度突然转变，再次下令剃发梳辫，改换明朝衣冠。谕文规定，自布告下达后10日之内，各地百姓一律剃发。举凡不剃发者，上章请求保存明朝衣冠制度者，一律“杀无赦”。即使是曲阜孔氏圣裔，在金元两代得以保持戴儒冠、着儒服的特权，自此亦被要求剃发易服。[151]

当然，这种服饰制度的更替，尽管政令已经统一下达，但实际的执行则非一朝一夕而定，进而由于汉民族心理的反弹，致使这一剃发易服的政令延续了较长的时期，才最终得以整齐划一。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观之：首先，清初官员服饰尚未统一，衙门礼仪没有确立，显得较为混乱。如顺治二年（1645）六月初五，苏州新知府入城莅任之时，尽管已经剃发，戴了“臊子帽”，但仍不得不“以箭衣为公服”。[152]又如江南总督李延陵、都督土国宝，属于“督抚总镇之尊”，亦“略无章服，同一剃发垂辫”。外出之时，则加钹帽于首，顶上有撒缨一丛。身穿箭衣，色从其便。即使坐堂理事，亦时常“秃于首”。更有甚者，衙门内环坐一堂者，通常有六七人之众。开府、正衙，尊卑并列。[153]至于旧朝投顺者之服饰，如学校生员凡是投谒地方官员，或公服，或儒巾便服，或方巾青衣，概不行拜揖之礼。[154]这就是说，自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克定江南之后，当时的地方府县长吏，尚依循明朝之旧，仍然穿着纱帽圆领，升堂视事。至于士子的公服、便服，亦一如明朝旧式。只有营兵，已经改易满装，武弁临戎亦然，但平居接客，仍不服满装。所以，剃发之后，加冠者仍在内带网巾，发顶亦大，没有辫发者，只戴小帽，改用尖顶，士流间从此装。[155]其次，尽管剃发易服之令久已下达，但江南民间士民冠帽，还是“多不如式”。顺治十年，浙江巡抚秦世祯在两次下发的告示中，已经明确道出了实情。照理说来，衣冠制度，确乎礼法攸关。清朝定鼎中原之后，理应同轨同文，服饰整齐划一。按照清朝制度，统一的服饰应该是剃顶织辫，即小顶辫发、窄袖圆襟。若是着冠戴帽，则冬天必须是皮帽，夏天用竹帽，再在上面缀以红缨。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至顺治十年，正如秦世祯在《谕饬衣冠服式》中所云，江南士民，公然遍戴毡帽，且在各家店铺均有贩卖。更有甚者，尚有士人，公然方巾大袖。戴着小帽。[156]在《再谕剃发服制》中，秦世祯更是直言南方士民，衣冠服饰“多不如式”，或“大顶挽髻，全似未剃发者”；更有“长领宽袍，方巾大袖”。[157]

至顺治三年（1646）暮春，招抚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再次刊发告示，严禁各属继续穿着旧朝服饰。鉴此，所属各员无不凛凛奉法，“始加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衣不装领，暖帽用皮，凉帽用簟，俱上覆红纬，或凉帽覆红缨，一如满洲之制”。可见，大概至顺治三年暮春之后，官员大多已经完成了剃发易服的历程。即使如此，无论是在服饰的面料、样式，因为当时尚属“草昧之初”，难免出现“上下无章”“公私无别”的现象。为此，顺治六、七年间，朝廷正式颁布官员命服之制，一代衣服礼制正式确立。至康熙九、十年间（1670—1671），再次申明服饰之禁，下令命服均按顺治年间所定之式，清代服饰制度才得以广泛推行。[158]

在清代满制服饰的确立过程中，除了洪承畴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位山东进士孙之獬亦值得关注。作为传统儒家节义精神的背叛者，他们两人显然已经站在保持民族节气的士大夫遗民的对立面。有一则记载，曾谈及清兵入关之后，“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孙之獬出于投机的需要，率先剃发迎降，冀希借此独得满人欢心，使自己得以归入满班。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如此，满人还是视他为汉人，不加接受。归入汉班，则又因其已经改为满人服饰，同样不再相容。孙之獬深感羞愤，不得不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清廷才下剃发之令。但随后引发的结局则令清廷统治者胆战心惊：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鼋斗，处处蜂起”；而江南百万生灵，更是“尽膏野草”。所有这些，一些私家记载，均归之孙之獬一言激之，认为之獬因为贪慕富贵，一念无耻，最终酿成荼毒无穷之祸。当然，之獬亦因一言而获民众报复。顺治四年（1647），山东发生“谢迁奋起”之事，攻城略地，当攻入淄川城时，首先将孙之獬一家杀死，“孙男四人，孙女孙妇三人，皆备极**惨以毙，而之獬独缚至十余日，五毒备下，缝口支解”。[159]民众如此强烈的报复行径，至少说明剃发易服因为牵涉到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其实施注定是一个较为艰难的历程。我们不妨以江南的应天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以及福建的福州府、广东的广州府为例，借助亲身经历者的私家记载，重新细化这一历程。

就应天府溧阳县来说，弘光元年（1645）六月庚寅日被清兵攻下。当时地方绅士均因害怕剃发，纷纷躲匿乡下。随后，知县朱正色“下髠发令”。当朱正色下车伊始，就捉拿各役并乡民削发。大怀山义民史泽、邹启潜等，就将南明总兵黄蜚的晓谕悬挂在城之东寺。众人慑于南明的威势，城乡中无一人敢于剃发。六月己未日，朱正色再次下发髡发之令，但仅有吏目史济元如式髡发。当时在城居民，均因受到潘氏削鼻党的威胁，已尽数剃发，但乡间无一人依从。朱正色乘着清兵的到来，下剃发令甚急，于是，衙役并甲内之人，一起骚扰乡村，凡是有不剃发处，为害尤甚，于是城外百姓亦大多不得不剃发。[160]六月丙午日，清廷重开科举。明朝生员史忠琇、费达、杨垂菁等500余人一同前来应试，被强迫剃发。在这500余人中，有高尚不屈者，如蒋锺芳、周斯、周廷英、芮城、马世杰、马世俊、周其韬等数十人；亦有因事故而脱逃者，如史泽、陈硎、张晋等数十人。总计之，合学中逃出而不剃发者，不满百人。[161]

就镇江府金坛县来说，顺治二年（1645）六月二十八日，当剃发令下达之时，县官解印绶离去，百姓则大多逃到乡下。闰六月七日，有市民三四百人，抗令不愿剃发，会集在慈云寺，倡言举义，但因无主持其事之人，随即作鸟兽散。不久，镇江府载首级数船巡游下属各县，且谕令：“一人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新的知县、县丞随而到任，县城及近城之人，都如令剃发，但远村之人尚不剃发。传令愈严，人愈惊恐。于是，西至茅山，东至洮湖，揭竿团聚之徒，借着城内空虚，预先潜伏数千人于城，于初九夜半，焚毁县署，杀死新县丞，知县逃回府城。义兵随而抢劫兵械、库藏，远近大震。[162]

就常州府江阴县来说，顺治元年（1644）六月，豫王下令，江阴限三日剃发。二十七日，常州知府宗灏派遣满兵四人，居住在察院中，知县方亨供奉甚虔。二十八日，方亨出示晓谕，申严法令。二十九日，北州乡耆何茂、邢榖、周顺、邢季、杨芳、薛永、杨起、季茂、辛荣等人，一同上呈给知县，要求保留头发。方亨大骂不已，众人哗道：“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愧也不愧！”闰六月初一日清晨，方亨行香，诸生百余人及耆老百姓一同跟至文庙，众人问道：“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方亨答道：“止有剃发尔。前所差四兵，为押剃发故也。”众人质问：“发可剃乎？”方亨道：“此清律，不可违。”说完，方亨返回衙内。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当时正好常州府颁发下来檄文，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方亨命吏书出示此言，吏掷笔于地道：“就死也罢！”方亨拟笞责此吏，众人吵闹而出。[163]等到江阴城破之后，民间听信传言，说清兵要再次屠城，大多惴惴不敢入城。清朝地方官员招抚勤切，百姓不得已来归。随之，被迫剃发，“剃发之夕，哭声遍野”。[164]

就苏州府来说，先因强行剃发而导致民众聚众抗拒。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初七日，城内已经传闻剃发之说，但总督李延陵过去曾将告示张挂，称“决不以剃头一事拂尔之意”。初九日。周安抚又到处张挂告示，称“决不剃头”。其实，这不过是地方官安抚民心之说。自初六日起，当地官员就先将阊、齐、娄、葑水门封闭，仅开南城水门，用来收纳马草。至初十日，城外兵丁俱回屯城中。十一日，水、陆各门俱闭。清晨，将北方带来的黄纸刊印榜文，粘贴于通衢，下令不论绅衿、氓隶，俱令剃发，违者军法处置。在此之前，吴江县学生员吴鉴，向知县上了一个条陈，与知县言语不合，将知县推倒在公案前。知县将吴鉴解赴军门，系于狱中。至十一日，绑出斩之，借此威慑民众。六月十五日，苏州知府王镆还束发冠带，同新任推官徐树藩恭谒文庙。徐为府中著姓，先前曾任应天府通判，后改任苏州府推官，随后任太仓知州。剃发之举，先由府县率先行之。不到半日之间，城中倏然改观。当地乡绅徐汧，心中愤激，在虎丘后长**投水自尽。十二日，李延陵遍请绅衿入见，借此考察绅衿是否均已剃发。这一天，在辕门外，地方官将不剃头一人斩首。在枫桥，当地民众聚众抗拒剃头，地方官不得不派遣一二百兵丁缉拿，民众顷刻瓦解，纷纷“就髡”。即使如此，民众仍大多愤愤不平，暗埋“召乱之由”。[165]

从总体上看，苏州城剃发之举，始于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十二日。剃发令下，尽管百姓惴惴不安，但“一日而毕”。[166]然剃发之举，其间尚有反复。自闰六月十一、十二日剃发以来，地方官要求百姓只留顶大瓯口，头发修之又修，而后如式。为了使剃发之举顺利推行，七月初一日，又在北寺前将二人斩首。城中如此，郊外之民仍大多没有剃发，一旦冒昧入城，就遭杀戮，未可枚举。有些已经剃发，若是“不如式”，尽管得以幸免屠戮，但亦会被游示城中，借此警告民众。[167]即使如此严令，尚有士大夫遗民不愿剃发。如顺治二年九月二十日，举人冯宁延避迹西洞庭山，不肯剃发。提督吴胜兆令人劝谕，不从。于是，将其家属绑缚，仍不为所动。最后将冯氏捉拿，终究不屈，为此将其斩首，并剖其腹，弃尸湖中。[168]

与府城不同，太仓州剃发行动推行显然晚了一二天。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十三日，太仓州才推行剃发。当时一位姓张的统兵官，邀请各个乡绅前来衙门会议，民间百姓因此窃窃偶语。会议一结束，这些乡绅出来时，无不掩面而涕。这一日的午后，随即关闭各座城门，不论军民，“一概净发”。这天，城内百姓汹汹思变，各自立于街巷之间，相视以目，有的急忙躲避出城，有的迟疑不动，但终究没有一人敢发难端，只得“俯首受剃”。[169]即使如此，尚有一些士大夫不愿剃发附降，通过采取一些积极或消极的行动方式，以与剃发之举相抗。就积极的行动方式而言，或远避不归，如华乾、陈瑚等人；或身走他邑，如张受天。就消极的行动方式而言，则是削发从缁，举人赵自新即为其例。[170]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太仓州城内虽已剃发完毕，但乡间的百姓仍“梗顽自如”，于是出现了剃发者与不剃发者之互斗。换言之，乡民尚完发者，不得进城；反之，已经剃发的城市居民，亦不敢下乡，否则就遭杀戮，形成了“乡城闭塞”的对峙局面。随后，因为城中兵丁西去，乡兵复起，杨林塘一带，乡兵最多，沙溪镇继之。乡兵日日饱饭，持竿望风，凡是湖川塘以北，看见已经削发之人，即“举火焚之”。而那些削发之人，亦领兵冲出，四路举火，男女见之即杀。杨林塘一带，一望萧条，禾麻遍野，无人收拾。[171]

上面所述，仅仅是苏州府剃发行动的第一波次。在这一波次的剃发行动之后，尚有不少士民未曾剃发。于是，在顺治三年（1646）二月十五前，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再次奉旨，下令剃发。此举虽非人心所愿，然若有人不剃发，兵丁就会肆意笞辱。自二月终至三月初旬，出城者都已剪发，剃发之举，渐及于乡。[172]至三月初三日，地方官员在谒见洪承畴时，已是服满洲衣帽。[173]四月初八日，苏松新兵备道发下牌文，云：“大兵将至，士庶不许方巾大袖，速换满洲衣帽。”[174]进一步申令易服之禁。五月十六日，在城隍庙将一不剃发之人斩首。[175]五月廿六日，土国宝在皋桥悬挂告示，要求士民均遵守满装，不许戴各种巾帽，已经开设的巾铺必须歇闭改业，违者重责枷示。[176]十一月初，再次申严衣帽之禁，凡是有人身穿大袖之衣，必被扑责。方巾一旦被禁，那么，那些举人、监生、生儒就只能戴小帽，士人与庶民之间，漫无分别。[177]

尽管朝廷与地方官一直申严禁令，但民间士庶仍然对旧朝服饰怀有留恋之情。如顺治四年新正，苏州城内的士民，均穿大袖之衣迎新。一个多月后，因满清贝勒自浙回兵，再次经过苏州，仍然需要征集民夫护送。于是，巡抚、巡按官再次申饬，凡是衣帽不能备齐营帽、箭衣，允许戴黑帽，再在帽顶缀上红缨，但常服必须改为箭袖。自此以后，民众均在帽顶加上一撮红绒。[178]顺治五年正月十七日，明朝进士华允诚，一向弃官隐居。因为尚未剃发而被缉获，被送往江宁斩首。[179]顺治七年四月初三日，土国宝又在苏州城六座城门上贴出告示，云：“时当初夏，民间俱应戴凉笠，缀以红缨。小帽满巾，俱不许戴。五日外以违制论。”后因巡按到达，此禁再次废弛。[180]顺治九年六月中，巡抚衙门又忽然申严巾帽之禁。十五日，兵卒再次抢扯人帽，行人只好戴凉笠。[181]

就松江府来说，其剃发易服的过程，亲身经历此事的当地人的日记，均有详细记录。弘光元年（1645）八月初三，李成栋率兵攻破松江府城。至二十五日，又攻入上海县城。上海县的贡生王世焯在扬州时就已经降清，被豫王授为太常寺官一职。此时被派遣到上海县，目的就是为了招抚当地官民，他的服饰衣冠已是“削发小袖”。到了上海县之后，还是被当地官民视为“奇形异服”。在当时的形势下，因为江南反清义兵四起，无论是大家还是小户，不敢轻易自称清朝的顺民，也不想做清朝的顺民。所以，当清兵来时，或在宅上竖起降旗，上写“大清顺治二年顺民”字样，或用黄纸写上“大清顺民”四字，粘贴在大门之上。一旦清兵离去，反清义兵来时，则又将黄纸扯下。真可谓是“朝秦暮楚”，如此光景，非一朝一夕。在顺治二年（1645）年底，即使是松江府华亭县县丞张昌祚初来署印掌管县事，其开始的穿戴还是“宛然纱帽圆领”。直到十二月，才换成清朝的服饰。[182]至于民间百姓，大概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才大多“剃头编发”，而且承认是“顺治二年”。这是江南社会的一大变动，对于一些士人来说，不免带有很大的感伤甚至遗憾的情感色彩在内。正如亲自经历过此事的姚廷遴所记：

毋论贵贱老幼，皆剃头编发。余此时留发初扎起，见人初剃者，皆失形落色、秃顶光头，似乎惨状。甚有哭者，因怕剃头，连日不归。不料家中被贼挖进，盗窃一光。为此即移母亲归镇，锅灶碗杓之类重新备起，如新做人家一般。自此而新朝管事矣，自此而国运鼎革矣，自此而辫发小袖矣，自此而富且贱、贱且贵矣，自此而边关羌调、夜月笳吹、遍地吸烟矣，自此而语言请捷、礼文删削，另自一番世界，非复旧态矣。即称顺治二年。[183]

可见，顺治二年十二月是松江府上海县的一大变化。随着“剃头编发”的逐渐推行，确乎已经是“另自一番世界”，不再是明朝的“旧态”。

曾羽王的记录可以作为姚廷遴的补充。根据他的记载，家在松江府的曾羽王，剪发的时间是在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的九月初旬。尽管如此，一些早已投顺清朝的官员，在当时的情况下，服饰尚未全改换成满服。如替清朝平定江南的李成栋，在顺治二年九月十三日时，曾羽王亲自见到他还是“乌纱玉带”，前去点验各兵。至于那些一般的宦家子弟，尽管已经剃了发，但在服饰上还是保留着明代的服饰。如明末忠臣杨涟之子杨之易，“时虽剃发，犹汉人衣冠，乌纱大带，不改旧服”。一些明朝的官员或乡绅、举人、生员，在前去拜见李成栋时，乡绅均戴方巾，不敢再用官帽，但举人、生员，还是穿着明朝的服饰。[184]

侯岐曾的日记可以进一步充实清初江南的剃发易服过程。在他的顺治三年（1646）二月底三月初的记载中，已经提及清廷当时专门设立了管理剃发事务的“清发道”，并以五等之例，对不曾剃发者加以惩治。所谓的“五等定罪”，大致内容如下：“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又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185]而在同年二月初五的日记中，侯岐曾记载：“南都闻果有未刺发者数十人，密图内应，事露伏诛。”[186]云云。说明当时尚有人未曾剃发。就在这一年的三月，侯峒曾的儿子侯玄瀞亦未曾剃发，仍是“全发”。所以，侯岐曾在日记中记道：“遗孤向泊城外，但抚按在邑，全发往来不得不虑，故先以汸。”[187]可见，剃发易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其间时有反复的艰难过程。

就福建福州府来说，顺治三年（1646）九月十八日，清兵入城，人皆剃发留辫。曾在明朝任职的乡绅曹学佺，穿上明朝衣冠，在西峰草堂自缢。都督胡献深，与其妾衣冠对坐，在昼锦坊第饮药而死。又有一位赵昂，不肯剃发，在家从容自刎而死。十二月三十日迎春，人皆流涕。原在明朝任工部尚书的郑瑄，独自开第张宴，却被人“共耻之”。剃发之后，只在头顶留下如铜钱大小的一撮头发，编成辫子，称为“金钱鼠尾”。而衣服则是小领窄袖，一如妇人，前后均开有衣襟，如同“马衣”。头上所戴之笠上，饰有红缨，或以红丝饰之。随后，清兵进驻洪山塘沙州，开投诚之门，行考校之法，于是旧朝起拔异等之士，以及世受国恩之胄，纷纷换札赴考，“又庆新遭矣”。[188]至康熙元年（1662）二月，礼部下达文告，严禁旧朝衣冠，随之“城中野外尽新服，无人旧制者”。[189]可见，就福州府而言，至康熙元年才真正完成剃发易服的历程。

就广东广州府来说，顺治三年（1646）十二月，清兵攻入广州，南明唐王及大学士苏观生一起遇难。同月十五，乘着文武官员行香入城，清兵开始剃发易服之举，满城皆“剃头结辫，戴红缨帽”，家家都在门上贴上“大清顺民”字样。[190]

（二）剃发抑或全发：士大夫行为的艰难抉择

自清兵入关，进而定鼎中原，尤其是自剃发令下达之后，究竟是剃发，抑或全发？士大夫遗民确乎面临两难的抉择，进而引发内部分化。揆诸清初士大夫遗民的行为抉择，大抵分为全发与剃发两类。

1。选择全发

就全发者来说，事实上又可细分为多种情形。正如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所言，自从剃发令下达之后，有些士人不忍受辱，为了保全自己的头发，毅然至死而不悔。于是，或“谢绝世事，托迹深山穷谷者”；或“活埋土室，不使闻于比屋者”。即使如此，但往往为人“告变”，最终不能保全头发。即使得以保全，但苟延蝣晷，亦与死者无异。[191]

其一，宁可杀身，亦要保全头发。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头发代表了一个人的“心”。在肉体与心灵的选择上，他们宁可“丧身”，亦不愿“丧心”，甚至杀身成仁，临死之前仍保持“汉官威仪”。王翊就是典型一例。王翊，字完勋，别号笃庵，浙江慈溪人。史载他在被清兵俘获后，“每日从容束帻，掠鬓修容”，并对兵士说：“使汝曹得见汉官威仪也。”[192]

当明清易代，清政府下剃发令时，有很多志士不愿剃发，公开对抗清廷之令，甚至以身相殉。就士大夫的上层来看，如郑为虹，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唐王立后，以御史兼任浦城知县。顺治三年（1646）八月七日，清兵占领浦城，为虹被俘，劝令剃发，他却断然拒绝，道：“负国不忠，辱先不孝，我生何用？发不可断也！”最终被斩首。[193]苏州府的杨廷枢，同样堪称因不肯剃发而杀身成仁的典型之例。杨廷枢最初隐居于邓尉山，与叶天寥辈往还甚密。随而吴圣兆通海事件暴露，廷枢的门人戴之隽因故被株累，搜捕益急，他只得隐匿在芦区的门人家中，最后被清兵缉获。土国宝下令，只要剃发，可以免死，但杨廷枢不从，道：“头可断，发不可断！”最终在泗州寺被戮。临刑时，神色不变，且谩骂不已，首已落地，而声从项中出，道：“生为大明臣，死作大明鬼。”[194]就士大夫的下层来看，如马纯仁，字朴公，六合县诸生。清朝剃发令下，就袖中藏大石，投浮桥下死。其《自铭》诗云：“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丧乃身。明马处士朴公纯仁。”[195]又浙江永嘉县诸生叶尚高，义不剃发，日荷一竿，竿上系一笔、一带、一镜、一网巾，表示“毕竟带网巾”之意，整天高冠大袖，摇曳市上。后又至文庙祭孔子，在祝词中多有思明之意，最后入狱而死。[196]

其二，通过谢绝世事，或托迹深山穷谷而得以全发。为了保全自己的头发，很多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与世隔绝，在乡下或山中隐居起来，不再进入城市，或拒绝与人交往。如吴江诸生朱铭德，当鼎革之始，清朝下令剃发，变更衣冠，他就采用一种方法，将头发剪短，等到长起来后，再剪短，但衣冠还是保持明代的制度，“尼迹于水泽之间，穷饿自守，不以姓名示世”。[197]又南直隶南陵县诸生王学箕，在清兵剃发令下后，就“遁迹山中”，自号“薇隐子”。到死之时，仍然深衣大冠，束发而殡。[198]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逃遁全发之举，其前提则是必须避世。当然，若是讲避世之善，下面两人堪称例子：一位是徐姓之人，不知其名。当顺治三年（1646），他不肯剃发，约集宗族内数十人，携带牛羊鸡犬、菜谷之种、耕织之具，凡是维持人的生存所需者无不毕备，前往雁宕山，剪茅架屋数十间，随后将来的道路堵塞。离开30年后，他的亲戚并无得到音讯，甚至不知其生死如何。另一位则是诸士奇，字平人，浙江余姚诸生。南北两京相继陷落之后，就抛弃生员的身份，载《十三经》《二十一史》，入海经商。当时正值日本承平时期，纷纷出钱购买中国之书。士奇到了日本之后，日本人让他作文加以考试，深为叹赏，道：“自大唐之来吾土者，莫不自言为相公，此乃真相公也。”在日本居住30年，一直没有回国，族人无不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其后，黄宗羲在游历普陀山时，僧人道弘告诉他：“日本有国师诸楚宇，余姚人，教其国中之子弟，称诸夫子而不敢字。尝一至补陀，年可六十矣。”黄宗羲因此询问其人相貌，则知其人即为诸士奇，而楚宇为其别号。[199]

昔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记》，古今想望其高风。陶氏所言，不过寓言而已，其目的无非是揭示秦之暴政。然秦虽暴政，尚不至于人人不能保全身体发肤，即使没有桃花源，亦何处不可避世！由此可见，古时得避世之地甚易，却没有真正避世之人。清初遗民，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体发肤，得避世之地甚难，揆诸上述徐氏之事，能以寓言为实事，已属不易，却真正代表了当时部分遗民的民族文化心理情结。

逃山或逃海全发，这是清初遗民较为普遍的集体性动作。以逃山隐居为例，除了前述的徐氏家族之外，浙江吉安乌兜人陈遘，同样堪称典型事例。史载明清鼎革之后，陈遘不剃发，隐居山中，身边只留一仆，以供炊汲，除了家中子弟外，从不见一人。后因山贼之乱，府县发兵清剿。兵过其居，见其有发，以为是贼，就将他绑缚到县衙。知县萧恒连夜审问，陈遘道：“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穷谷中，以全吾发，为圣世之夷、齐，一奴外无他人往来，室无寸铁，予将何为？”知县知道其非贼，晓谕他剃发。陈遘回绝，道：“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得到知县的敬仰，被放归，“全发山中，数年后始死”。[200]此外，如孔鼎，字正叔，江西新城县人，甲申后抛弃生员服饰，隐居于贤溪桂山，足迹罕至城市，但出入必定是“古衣冠”，见者耸叹。[201]以逃海隐居为例，除了前述的诸士奇之外，尚有多例可以印证。如沈光文，字文开，一字斯庵，浙江鄞县人，在弘光朝，曾任太常博士一职，后至台湾。郑成功死后，他就不得不“变服为浮屠，逃入台之北鄙，结茅于罗汉门山中以居”，并叹道：“吾廿载飘零绝岛，弃坟墓不顾者，不过欲完发以见先皇帝于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202]又如徐孚远，有人见到他时，也是“完发”如故，“居然前代衣冠”。[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