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四士大夫忠孝节义的行为实践（第1页）

四、士大夫忠孝节义的行为实践

从明代很多忠臣的表现来看，无不体现出一种“愚忠”。一个“愚”字，似乎证明他们的行为实践，并非出于理性的自我，而是出于外来精神压力之下的被动接受。但正如明末清初人魏禧所言，古今忠臣、孝子、节妇、义士，“未有不愚能自成者”。其言外之意，就是那些自认为以智取胜之人，在新旧王朝更替之际，往往会丧心易面，做出一些彘狗之行。[155]可见，正是一个“愚”字，才能使忠臣将自己的言论付诸实践。

这就牵涉到如何认识忠臣的问题。按照魏禧的观点，可以将古今死难的忠臣分为以下三等：一是从容就义，视死如归者，可谓上等的忠臣；二是意气愤激，一往蹈之者，可谓次等的忠臣；三是平居无鞠躬尽瘁之心，及临事顾名思义，若不得已而以一死塞责者，这一类人未免有所希冀，有所安排，则属第三等的忠臣。[156]彭士望在魏禧这段议论之后做了进一步的评述，他将魏禧所谓的第三等忠臣称之为“智忠”，认为此辈苟可以生，则图一生受享；或必不得已而死，则以一死塞责。在此之下，尚有一种“伪忠”，此辈成则以君国为富贵，败则以忠义为名利。[157]无论是“智忠”，还是“伪忠”，无不都与儒家所倡导的“愚忠”有一定的差别。

尽管很多忠臣最后都以壮烈就义为归宿，但忠臣之所以被人认为“忠烈”，并不仅仅限于他们能轻死，有时甚至把死看得很重。以文天祥为例，魏禧就认为文氏的忠烈之处，全在于他舍不得死之处。若从他舍得死处说其忠烈，那么反而把忠烈看得容易了。[158]

有一个事实必须引起注意，这就是忠臣与《周易》这本经书之间的关系。明代的史料已经显示，很多忠臣在获罪入狱以后，大多喜欢在狱中读《周易》。如薛瑄因王文之诬而下狱，在狱中诵读《周易》不废。明末的黄道周也是如此。照理说来，狱中可读之书甚多，何必专心于《周易》？对此，明末清初人魏禧作了下面的解释，认为其说盖起源于文王羑里演卦，于是后世君子忠而获罪，就往往托意于此。对此行为，应该做如何评价？在当时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魏禧为代表，认为这些忠臣俨然以文王自处，“殆失忠臣所用心矣”；而另一种则以谢约斋为代表，认为人处患难之中，内心更加灵警，对于吉凶患难，看得更亲切，故尤其适宜于读《周易》，所以不可一概而论。[159]

当然，“忠臣”与“仁人”相较，尚有一定区别。这就是说，忠臣以兴复为急，虽杀身殃民而无悔；而仁人则以救民为重，所以通权达节以择主。就此而论，汉代张良，忠臣、仁人，兼而有之。进而言之，单一的忠臣，并非完人。自三代而下，如果想成为一个完人，必须“根本忠孝之性，达于天地之心”。[160]

按照常理，忠臣无不能够做到犯颜直谏。正如明末清初人张怡所说，一个臣子食人之食，事人之事，绳愆弼违，唯力是视。有幸得到君主重用，那么忠臣即是良臣；不幸而不得君主之用，那么致命遂志，诤臣犹如诤子。就此而论，忠臣的种种行为，不过是“自谱其丹衷”，并非“邀名于青史”。[161]为了表明自己是一片丹心，很多忠臣甚至甘愿接受廷杖。如魏良弼，从王阳明闻良知之学。身居谏垣之职，因为直言而冒犯龙颜，所以屡次遭受廷杖，但也屡次复职。每次因为廷杖而导致的创伤刚刚愈合，又因为直言而遭受廷杖，因此而被人认为“真铁汉也”，又称其为“金刚不坏身”。[162]

尽管忠臣的举动，并非为了“邀名于青史”。但当忠臣遇到皇帝不可理喻，甚至面临杀身之祸时，忠臣首先想到的是史馆中的史臣，以及他们所写的青史，希望史臣能如实地将自己的行为记录下来。下面两位在明初洪武年间出任御史者堪称典型之例。一个是王朴，其人性憨，数次与明太祖争论是非曲直。明太祖大怒，下令将其斩首。绑赴市曹之后，又将他赦还，问道：“汝其改乎？”王朴答道：“陛下以臣为御史，岂可戮辱至此！且以臣为有罪，安用生之？无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愿速死。”明太祖再次下令斩首。路过史馆时，王朴大呼道：“学士刘三吾听之，某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163]另一人是齐鲁，在任御史时，也号称鲠介敢言。据记载，齐鲁曾经因为上疏而触怒明太祖，明太祖下令，让力士将齐鲁的牙齿打落两枚。齐鲁从地上慢慢拣起牙齿。明太祖问：“汝欲讼我耶！”齐鲁答道：“此二齿送史馆。”明太祖只好默然。[164]可见，忠臣希望通过史官如实记录君臣相争的历史，借此制约君主对忠臣的肆意惩罚。

忠孝观念一旦落实到行为实践，也就涌现出了众多的忠臣，其典型则有方孝孺、于谦、杨继盛、沈炼、海瑞、杨涟、缪昌期、周顺昌、熊开元、黄道周、姜埰等。

考察明代的忠臣群体，首先应该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方孝孺。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孝孺“大义凛然的气节，是根源于儒家思想‘理气’说的精义，读他的《逊志斋集》，一如诵读《论语》《孟子》一般，是儒家兴教化、正风俗、倡仁义的教科书；而孝孺成仁取义的殉道精神，无疑就是我国固有文化传统精神的再现”。[165]作为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若欲持身立世，历经千古而不被抹杀，理当数“节义”与“文章”两件事。进而言之，自古以来，能做到在危难之际不贰其志，甚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者，显然也应该从立志于孟子所谓的“浩然正气”的忠臣义士中去寻找，而方孝孺正堪称实践了孟子“浩然正气”的一位儒家学者。历来各家对方孝孺的人格与抱负均有很高的评价，无论是这种评价是来自帝王者，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是来自民间的，其目的是为了弘扬一种儒家精神，但从中不难发现一些民族精神延续的基本脉络。明太祖朱元璋称方孝孺是一位“庄士”，蜀献王尊称孝孺为“正学”，姚广孝将其比喻为“读书种子”，蔡清赞叹他为“千载一人”。黄宗羲在《师说》中将孝孺列为“有明正儒”之首，清代的乾隆皇帝御批道：“及至身临鼎镬，而抗词直斥，侃侃不挠，未尝少降其志，凛然大节，洵为无忝纲常”。[166]如此等等，无不说明方孝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贤者大儒，却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是民族的脊梁。

所谓的忠臣，其实就是一些气节之士。方孝孺秉持杀身成仁的精神，即使眼见十族之诛，犹不屈以全其义。这正好与明成祖的忿厉之心形成鲜明的对照，千秋之下犹令人心胆俱寒。正如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所言，从这一惨剧事件中，让人感到了方孝孺之流“有一种忠义凛凛的强烈之感，同时发生一种凄惨的恐怖心，使明人与其说是为天下作事，毋宁说是内观的磨砺己德，而成为独乐的隐者”。[167]

方孝孺的节气观，可以说是孟子“浩然正气”与文天祥“文山精神”的发扬光大。[168]宋代理学诸子无不认为“气”完全可以利用后天的力量加以改变，亦即教人养气，养孟子所谓的“浩然正气”，以及文天祥正气歌中至大至刚的正气。方孝孺一再指出，如若想立志成为圣贤，必须先学孔孟之道，学孟子“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勇正气。他说：

今之为士者，不患其无才，而患其无气，不患其无气，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气，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载也。盖有无其源而不能为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载者也。[169]

在《憨窝记》一文中，方孝孺就“气节”做了更为详细的解释：

士之可贵者在节气，不在才智。……国家可使数十年无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譬彼甘脆之味，虽累时月不食，未足为病，而姜桂之和，不可斯须无之。[170]

对“气节”之臣的崇尚，可以说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也是渊源有自，孔子作《春秋》，孟子论“浩然正气”，屈原作《离骚》，文天祥作《正气歌》，乃至明代方孝孺的舍生取义，显然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精神。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燕军攻克京师，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而方孝孺则被燕军所执下狱。明成祖素重方孝孺声名，想利用他草诏天下，收揽人心，派人召至殿前，孝孺一身缟素，悲恸已极，哭声响彻大殿。他们两人的对话，不妨详引如下。

明成祖安慰方孝孺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问：“成王安在？”成祖说：“伊自焚死。”孝孺质问道：“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回答：“国赖长君。”孝孺反问：“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一时无言以对，下榻支吾道：“此朕家事耳！”成祖让左右将笔札放置方孝孺面前，对他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愤怒地将笔一甩，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眼见他不愿屈服，威胁道：“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义无反顾，厉声斥责道：“便十族奈我何！”成祖怒不可遏，下令将孝孺磔杀。六月二十五日，孝孺慷慨就戮，并作绝命词一首，云：“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报国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171]

方孝孺就义的时候，正值他46岁的壮年。成祖一怒将方孝孺九族诛尽，又将孝孺朋友、门生并为一族，皆磔于市，牵连入罪被杀的共有873人，至于被谪戍荒徼而死的人，更不可胜计。

那么，方孝孺做出如此举动，究竟是一种过分激烈的行为，还是一种忠臣凛凛之气的自然流露，在后世学者中存在着一些争论。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方孝孺平日的学问，完全是“臣尽忠，子尽孝”，且“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这种精神所透出来的一段精光，不可掩遏。然如此精神，则是“至诚形著，动变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几及也”。鉴于此，尽管孝孺行为颇为激烈，但黄宗羲还是认为符合“中庸之道”。[172]近人胡适不但称赞方孝孺是“明初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称其为继承孔子以来“杀身以求仁，毋求生以害仁”的传统精神和固有文化传统，“杀身殉道的了不起人物”。[173]可谓一语道破。

在靖难之事中，为建文朝殉节的忠臣，除方孝孺之外，还有一位铁铉，也颇具代表性。史料记载道：

铁公铉，初为五军断事，奏对详明。太祖喜之，字之曰鼎石。守济南，文皇攻，不能破。以计欲诱文皇入，几为所中。及过江，擒至，正言不屈。令一顾，而不可得。去耳鼻，亦不顾。其肉，纳其口中，问曰：“甘否？”曰：“忠臣肉有何不甘！”寸磔之，至死骂不绝。乃令大镬，熬油数斛，投公尸，顷刻焦枯。导使朝上，展转向外，终不朝。文皇益怒，令内侍用铁棒十余，夹持之，使北面。笑曰：“尔今亦朝我耶！”语未毕，油沸，蹙溅起丈余。内侍手糜烂，弃棒走。反背如故。文皇大惊，命葬之。[174]

就建文一朝而言，在靖难之事中产生了无数的“忠义”之士，几乎形成了群体效应。何以如此？还是因为明初朝廷教化力量所致。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所言，当明初之时，朝廷重视名节、鼓励清修，教化甚严。假如弟子居官不肖，则累及父母，累及宗族。又孩提之时，倘或不肖，则父兄必变色训之。积累既深，所以当他们居官之时，“虽九死而靡悔也”。[175]

作为忠臣，往往具有一种勇于任事的精神。于谦堪称典型一例。史称于谦“才大机疏，遇事敢于往，少瞻顾，人故以此忌之”。已是一语道破。忠臣又往往是清官，在官场上能严于律己。按照明代官场的惯例，河南地方官吏入朝，大多带一些线香、手帕、蘑菇一类的地方特产，以供在京城官场上交际。但于谦在任河南巡抚时，入京时一概不带，还作诗云：“手帕磨菇与线香，不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这种为官精神，甚至为一些太监所称道。如太监兴安就佩服于谦“不爱钱，不爱官，不问家计，一心体国。”

于谦所著之诗，同样反映了他的高风大节，而不在辞章之华，所以往往脍炙人口。如：“剩喜门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谢客只容风入户，卷帘时放燕归梁”；“亦知厚禄惭司马，且守清风学太常”；“萧涩行囊君莫笑，独留长剑倚青天”；“金鞍玉勒寻芳者，肯信吾庐别有春”。从以上诗句中，大抵可以看出于谦孤介绝俗之操。又如：“香爇雕盘笼睡鸭，灯辉青琐散栖鸦”；“风穿疏牖银灯暗，月转高城玉漏迟”；“岸帻耻为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于谦具有经略闳典之才。又如：“天外冥鸿何缥缈，雪中孤鹤太清癯”；“醉来扫地卧花影，闲处倚窗看药方”；“渭水西风吹鹤发，严滩孤月照羊裘。”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于谦有闲雅恬淡之思。又如于谦咏苏武，则曰：“富贵傥来君莫问，丹心报国是男儿。”送人致仕，则曰：“解组还乡未白头，身之意适更何求。”诸如此类，无不体现出一股忠直之气。[176]

据郑晓之子郑履凖的记载，杨继盛其人，“修髯伟貌，音如洪钟，望而知其非常人也”。继盛在应召北上时，曾去见郑晓，郑氏嘱咐他：“俟时而动，无踏前车。”继盛答应。但一等到了北京，正好赶上日食之变，继盛早上履任，傍晚就上书指斥奸侫，以致得罪世宗，被廷责一百，“两腿出血脓四五十碗，肉溃几见骨”。最后，受刑西市。即使如此，继盛在托人转给郑晓的书信中，不过先述抗疏之由，中叙自己受刑之毒，末言自己对刑罚顺受之正，最后以言金陵根本重地，拜托郑晓凡事皆仗主持，反而对自己的冤屈不及一言。在死前，还是怡然自得，只是朗诵“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而已。

这就是一个忠臣的气魄。或许在一些明哲保身者看来，他们的忠已经近乎愚蠢，但在忠臣看来，该直谏时还是应该直谏，即使得罪了专制君主，甚至被杀头，亦在所不惜。这样的忠臣，理应会得到民间百姓的尊重。杨继盛与一位屠夫之间的情谊，可以证明忠臣在一般平民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据张大复《容城屠者记》记载，杨继盛在容城宁国寺读书时，寺门有一位屠夫，梦中有神告诉他说：“杨某故忠臣，家贫力学，汝合供具。”屠夫入寺门访之，正好遇见继盛，一见深以继盛为奇，旦晚供应不辍，长达三年不怠。杨继盛科举登第之后，屠夫离开。当继盛任诸城令，屠夫前来拜谒。入城，询问治状，屠夫长揖，对继盛说：“好，好！”说完就要别去。离别之时，继盛赠屠夫20两银子并绢一匹。屠夫笑道：“某鼓刀而屠，年有余镪，岂为金来乎？公治诸城良苦，安所得民间金而以与某也？”固辞不受，止持一缣离去。后继盛被逮，每届秋谳，屠夫必侍张夫人母子入京师，候伺甚谨。后继盛赴义，时张夫人母子尚且不知，唯有屠夫在北京。继盛在被绑赴西市后，看见了屠夫，问：“夫人来乎？”屠夫答：“不在。”继盛又问自己的儿子，屠夫也说“不在。”继盛问：“只女在此乎？”答：“然。”于是，受命而死。屠夫经纪其蒿葬之事，并设奠痛哭而别。[177]

杨继盛作有小令四阕，全都是一些忠愤之言。其第一阕云：“怒气飕飕，要斩当朝奸佞头。你看他狠如虎狼，邪似狐狸，奸似猕猴。普天下尽是他仇，百姓们思食他肉。臣死何愁，臣死何愁，怎么皇天后土不促他寿？”其第二阕云：“怒气冲冲，要斩当朝第一凶。你看他狠过秦桧，奸胜卢杞，佞赛国忠。古来奸相尽知名，欺君误国谁与他并？臣岂沽名，臣岂沽名？看不上堂堂社稷被他播弄。”其第三阕云：“怒发冲冠，料想今番贼骨寒。你看他结连奸党，紊乱朝纲，僭窃专权。盈廷善类被他残，清平风俗由他变，把圣主欺瞒，把圣主欺瞒。怎祖宗在上如何不鉴？”其第四阕云：“顿生明王，宠爱奸臣有甚么长？他不过逢迎阿谀，奔走弥缝，窥伺包藏。国家元气被他伤，边方军实由他丧。早揽乾纲，英雄济济，再求良相。”[178]其愤慨之情全都源于奸臣严嵩专权，残害忠良。为了除掉奸佞，杨继盛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而这些全都是出于为了“堂堂社稷”的忠心，并非“沽名”。

这样的忠臣，一旦死后，往往会被民间神化。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宫中三大殿发生火灾，很多人都看到了杨继盛头戴青巾，身穿素服，双眸炯炯，凭午门西角槛，似乎是在指挥人扑灭火灾，很久其人才隐去不见。同样的神化事例也出现在于谦的身上。据记载，天顺元年（1457），承天门发生火灾时，于谦也现形于“烈焰上”，最后感动了英宗，释放了他的妻子。[179]这种神化现象的出现，而且被一些士人记录下来，无疑说明了忠臣在民间百姓中的地位。

作为一个忠臣，杨继盛是以气节著称，于是世人多认为这是他“学道”之功。对此，清代史家全祖望有不同的看法，断言继盛的气节，“得于天者多，而学道之功尚未密”。全氏的理由很简单，假若继盛学道果密，那么就不会再作“风吹枷锁满城香”之诗。此诗句似乎对那些本身罪当被诛的臣子有些不合适。全氏认为，杨继盛此举，正是应了谢显道所云“矜字未去”之病。言外之意，这是责怪杨继盛为了矜夸自己之“忠”，而使君德有损。这显然与王夫之批评明代忠臣一类的士人具有一种“戾气”正好前后呼应。正对这一观点，严元照在这条的校注中又列出一条，以证明杨继盛学道功夫尚浅。严氏在校注中云：“尝读忠愍《自著年谱》，直书其父宠妾弃子，于义未安。”换言之，儒家倡导一种为尊者、亲者讳，而继盛却直书尊者、亲者之行为不端，显然也不符合儒家之“义”。[180]

与杨继盛同时的还有一位沈炼。从史料记载可知，沈炼入仕之后，虽仅为小吏，却胸有大志。他曾与尚宝司丞张逊业一起饮酒，醉则击缶呜呜，朗诵《出师》二表、《赤壁》二赋，慷慨长啸，泣数行下。蒙古诸部入塞，赵贞吉不与议贡，沈炼从而和之。吏部尚书夏邦谟道：“若小吏也。”公曰：“大吏噤不言，故小吏言。且不闻主辱臣死耶！”不久，抗疏上言，弹劾严嵩父子，道：“相嵩父子，翼虎社鼠，误国大计，请戮之以谢天下。太宰阿私，无所异同，宜从坐。”明世宗下诏，称沈炼诬诋大臣，“廷杖谪戍”。沈炼谪戍塞外以后，愈多愤激。而总督杨顺、御史路楷，均为朝中严嵩的鹰犬，合谋搜捕与蒙古相通的白莲教徒，并将沈炼之名列入其中，最后以“谋叛”之罪将沈炼处死。其后，严世藩论死西市，有一位任国子监生的塞下人，是沈炼的门人，打出一个长幡，上书：“明忠臣沈公炼之灵。”这位国子监生持长幡入市，以观世蕃受刑，并恸哭道：“吾师慰地下矣！”一市皆泣。[181]

同样是忠臣，海瑞与杨继盛两人的结局却不同，一个身死，一个得以幸存于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对此作简单比较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于传统中国的政治传统来说，一个忠臣若是“干上犯主”，虽亦属于“有罪”，但或许性命还是有救。反之，若是“触忤”了贵臣或权奸，那么必然祸在不测，直至杀身。杨继盛得罪了权奸严嵩，而海瑞则仅仅得罪明世宗而已。

史称明世宗崇尚玄修，朝政多所旷废。为此，海瑞上疏，直言指斥明世宗，“兴土木为伤民，推广事例为鬻爵，师陶仲文为非体，仙桃药丸为怪妄。甚者，以不见二王，为薄于父子；不还大内，为薄于夫妇；诽谤猜疑，僇辱臣下，为薄于君臣。”确实是道出了同朝为官者所不敢言。明世宗看到此疏后，大为震怒，将奏疏掷于地上。随后，又慢慢阅读完了全部奏疏，但最后还是将海瑞投入诏狱。海瑞自忖必死无疑。等到世宗死后，提牢官已经知道海瑞必被释放，就在晚上摆上盛宴款待海瑞。按照明代的惯例，罪犯赴西市正法以前，都能得到一顿酒饭。海瑞以为自己也将从此绝命，所以格外痛饮。当提牢主事将世宗已死之事告知他时，海瑞却“大恸投体，绝而复苏，哭终日不休，若丧考妣”。此外，当时的史料记载更是揭示，明世宗在阅读海瑞奏疏时的心情是时喜时怒，当即在奏疏上批道：“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国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道：“海瑞倒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纣也。”[182]明世宗感叹海瑞有“比干之忠”，算得上是平允之言；而否认自己是商纣，显然缺少自知之明。

自万历末年直至天启年间，东林人士与阉党之争，相当激烈，由此在东林人士中涌现出了诸多的忠烈之臣，杨涟、缪昌期、周顺昌即其典型。

杨涟为诸生时，就落拓自喜，被里中呼为“狂生”。中进士入仕之后，家无余财，知与不知，无不称为廉吏，号称“无贪赃杨大洪”。即使这样一位忠廉之臣，在当时的官场上也不免被人议论。杨涟被人所议之处，有下面三点：一是“以移宫贪功”；二是“以交奄钓奇”；三是“以攻奄激祸”。对于此，钱谦益分别作了辨析。针对第一点，钱谦益多有辨析，认为杨涟移宫之议，并非“沽名”“生事”，谗夫懦臣，异口同喙，实在可为叹息。针对第二点，亦即杨涟交结太监王安一事，钱谦益也为杨涟作了辩解，认为不能将怀恩、覃吉视为王振、刘瑾同科，更何况王守仁、杨一清，亦曾经用过太监张永。事实上，当移宫之议时，杨涟只是与朝论相表里，并不就是认同于王安之论。尤其是当王安用事之时，杨涟更是“不以此时通关致公卿，乞身引退”。可见，所谓与太监交结之论，不过是“奴婢小人论公之语，不足辨者也”。针对第三点，钱谦益更是将杨涟弹劾魏忠贤比喻为搏击猛虎之举，认为“一搏不中，飞而择人”，于是有人就称“虎本不噬人，是搏者之为也”。其实，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当魏忠贤专权之时，“缢裕妃，害皇子，危中宫”，如此凶险之境，只有杨涟，敢于挺身而出，奋笔弹劾，使魏忠贤这样的“凶竖”，亦为此“破胆”。钱谦益作为杨涟的知己，最后还是将杨涟归于忠义之臣，并大加赞扬，认为杨涟就是孔子所谓的“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更是曾子所谓的“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更有甚者，杨涟“不咀药以自屏，不引刀以怼君，慷慨对簿，从容绝命”。千载而下，读“枕中啮血之书，殆未有不正冠肃容，彷徨涕泗，相与教忠而劝义者也”。[183]